王 波

（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如果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寻找一篇对文学生态影响大且持久的理论文献，那么当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无疑。毛泽东在军事革命斗争中取得领袖权威后，正是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传播和接受以及与之相随的整风运动的进行，而确立其文艺思想在文化工作中的权威。也可以说，《讲话》经典化的确立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发生辐射影响效果的标志。本文通过还原《讲话》这一文本的产生过程及其在当时的反响和接受，分析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如何借重多种因素逐步确立经典地位的。

一

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有着复杂的语境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指出了当时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抛开那些宏观的政治军事形势不说，最直接的现实就是“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0页。。当时的文艺争论是由王实味与丁玲的几篇文章引起的。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刊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9日又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15日，《谷雨》第1卷第4期刊登了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此外， 3月11、12日，《解放日报》还先后刊登了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这几篇杂文指出了当时延安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男女不平等，揭示文艺的任务之一在于暴露，而且呼吁作家创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