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矛

（宁夏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宁夏 固原 756000）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因为书中的少女和杜拉斯本人一样都在十五岁的时候于法属殖民地越南西贡开始了一段终身难以忘怀的恋情。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自由爱恋的宣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苍白无力，许多相爱的人们就如在陆地行走的小美人鱼，每一步都和着血与泪。

我很好奇当这位毁誉参半的白人女作家在回首往事之时，除却对恋人的怀念外是否曾真真切切地思考过为什么那段恋情最终不能修成正果。本文试从三方面追寻他们以离别为终结的真实原因。

一 白皮肤与黑眼睛

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文中说道：“他们把非白人的、非西方的、非犹太—基督教的精神气质和可以接受的、确定的西方精神分开，然后把它统统都放在恐怖主义的、边缘的、次等的、不重要之类贬低性的标签下面”［1］。由此可见在“白皮肤”的眼中那些“非白”的人不仅文化上处于卑劣地位，更是在方方面面都卑劣。这一点在《情人》一文中更是表露无遗。

尤其是少女和她的家人在对待她和中国情人的关系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白人少女一开始就是为了钱、为了生计而成为“情人”。她说：“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要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从此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