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宁夏文学中动物叙事的政治与民俗文化寓意
——以张贤亮和石舒清小说“狗”、“牛”意象为例
2020-12-13马加骏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2期
马加骏,吕 颖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动物叙事,是学界晚近出现的理论术语,最早由唐克龙在2006 年发表的论文《动物的“高贵与庄严”:论叶广芩的动物叙事》[1]中提出。2012 年,上海大学的陈佳翼在博士论文《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生发和建构——以新时期文学(1978-2008)为重点》中进一步对动物叙事的概念进行定义,认为,所谓动物叙事是“要以动物为相关题材,文本的讲述必须与动物相关,‘动物叙事’当然是有关动物的文学叙事,这一点不言自明。具体而言,则动物在文本叙述中所处的地位并未有严格的限制,既可以是整篇叙述与倾注表达的中心,也可以只是涉及相关的动物描写,但这相关描写必须与作品的主题思想相关,即文本中的动物形象要能体现出它自身与作品主旨性诉求相勾连的具体指涉意义与应有的效度空间,使之体现出某种叙事、象征、隐喻、拟实等重要功能,能在通篇叙述之中占据一个相对重要的篇幅空间”[2]。2018 年,湖南师范大学谭庄在硕士论文《新时期小说的动物叙事研究》中[3],以动物叙事的维度对新时期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
动物叙事并非是当代文坛衍生的产物,动物叙事的小说从古至今都郁郁葱葱、秀色常青。动物叙事模式实质上以非人化视角来进行叙事写作,由于动物跟人一样也是可以自由行动的生命体,也具有情感表现,因此文学创作者通常以动物为原型,或以“人”和“动物”的关系为叙事中心进行创作。……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