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婕，彭岚嘉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个中国的重心由思想启蒙向政治救亡偏转，“智识阶级及学生群众”要“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烂于一时的‘五四’衣衫！”，“需要——应当——集合在反帝国主义的战旗之下从事于反帝的文化斗争”［1］。随着战火的逼迫和“民族命运”问题的凸显，萧红散文的书写空间由“商市街”里“好像匣子，好像笼子”一样的一间屋子扩大到祖国的热土，书写视角“由内视角向外视角转换”［2］，出现了抗战场景的实录之作，如《放火者》《天空的点缀》《两种感想》《火线外》，体现出强烈的谴责，其价值和意义的重心不在审美，而是关乎生命存亡的记录和真实历史的留存；出现了充满悲愤的议论和控诉之作，如《大地的女儿》《动乱时代》《牙粉医病法》，“我憎恶打仗，我憎恶断腿、断臂。等我看到了人和猪似的睡在墙根上，我就什么都不憎恶了，打吧！流血吧！不然，这样猪似的，不是活遭罪吗？”泣血般的呼告里，抗战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得以显示——依靠战争本身，成了过上像人一样生活的唯一途径；出现了直抒胸臆的呼喊抒情之作《长白山的血迹》《寄东北流亡者》《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纪念与呐喊并重，“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有论者言，抗战文学“以其天然的民族立场站位，自觉走向了群体的团结与全民族的整一，千人一面、万众一心是其理想状态。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个体是通过群体获得命名的，个人需通过民族才能认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