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臻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31)

“译述”照字面看，是一种不太严谨的翻译方式，但在中国大量引入国外文论资源的早期阶段，曾有许多翻译文论被标注为“译述”。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译述”不应当被简单理解为翻译方法“不严谨”，其背后有丰富的深层文化动因。因此，采用“译述”方式翻译的国外论文应当被划归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文论类型——“译述文论”。《小说月报》从1924年15卷1期开始连载郑振铎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学大纲》，这本论著是以英国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于1923年出版的《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为主干，郑振铎在翻译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改写而成。郑振铎采用这样备受争议的翻译方式，目的就是要采用更宏大的世界性眼光来研究文学，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中，突破“恋古”“追新”与“爱国主义”的羁绊[1]I。在“五四”时期，能有如此眼界的学者并不多见，使得《文学大纲》以“译述文论”的形态在“五四”翻译文论中独树一帜。

一、《文学大纲》的译著不分特征

所谓“译述文论”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文论，与源语文本相较，它们可能在内容上有较大差异，但也必须有一个或多个源语文本，不能与文论创作画上等号。就“五四”时期而言，它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口译加笔述形式、译著不分、依据外文资料的文论编译等。郑振铎采用的“译述”方式是译著不分，他坦言《文学大纲》三卷本中(1)本文参考的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版《文学大纲》有四册。，只有第一卷是依照《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翻译并适当加以改编，后两卷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德林瓦特的原著，“著”大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