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国学”乃一国固有之学术。而马一浮(1883—1967)在谈到“国学”概念时认为，国学虽然涵盖广大，却以“六经”为根柢，国学是以“六经”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学术:“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在马一浮看来，“六经”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源，不论是哲学、历史，还是文学、艺术，虽分门别类、形态各异，根本却是由从“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精神演变而来，以“六经”为统摄。因此，他强调:

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①马一浮著，虞万里校点:《马一浮集·泰和宜山会语》(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10 页。

马一浮牢牢抓住“六经”的主线，将“六经”作为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锁钥，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脉络和理路，这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因语言的生疏和时代的久远，“六经”给人留下了威严神圣却板重凝滞的印象。其实，“六经”成熟于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呈现一派烂漫天真自由流畅的青春气象。“六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政治的、思想的、历史的，也是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思想武库，也是中国文学的艺术土壤。而从汉代经学开始，人们对“六经”的解释，往往侧重于政治和伦理的阐发，而忽略了其深刻的文学和审美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