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涛 罗 涵|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系，上海 200444

当代信念伦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应当相信什么”。许多研究者认为，理性认知者的信念应该遵循某些认知规范。比如，应当相信真的东西；在无法确定真假的时候，则应当悬置判断。不过，如何准确地表达信念应遵循的规范？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答案。直觉上，真、合理、融贯、可靠等因素似乎都可以增加信念的“认知价值”(epistemic value)。然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仍然缺乏清晰的阐明。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信念伦理学的讨论和伦理学的探究有平行的结构。正如人的行动受伦理义务规范一样，信念受认知义务规范。因而，建立一种义务论式的认知规范就成为有指望的理论追求。当代的证据主义(evidentialism)就希望推进这样一种义务论式的认知规范主张，其中，一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费尔德曼(R. Feldman)，他认为，人们应当相信那些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命题[1]。

由于应用了义务论的概念，证据主义的信念伦理学也相应地面临义务论者的麻烦。“信念非自主论证”(the voluntarism argument)就是其中一个著名难题[2,3]，它援引行动伦理学中的“应当蕴含能够”原则，以此为前提，通过论证信念不受自主控制，得到我们不能使用义务论概念谈论信念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证据主义的认知规范论题而言是毁灭性的。为了回应信念非自主论证，当代的证据主义者作出了巨大让步——他们放弃了信念伦理学的规范性和信念的自主性[4]。

本文主张，证据主义可以在避免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回应信念非自主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