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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寄一1940年代的诗歌

2020-12-13司真真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2期

司真真

(郑州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罗寄一(1920-2003),原名江瑞熙,安徽贵池人,1920年生于天津,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1940年代在桂林、重庆的《大公报·文艺》《枫林文艺》《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甘肃民国日报·生路》、桂林的《大公报·周刊》《诗》《半月文萃》《半月文艺》和昆明的《文聚》等杂志发表诗和散文。1949年后在大陆从事新闻工作,1984年去港。罗寄一一生有多种译著问世,在1940年代属于西南联大诗人群,闻一多的《现代诗抄》选入他的诗作三首。

一、在群体与个体的夹缝中求生存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内忧外困,有感于现实,文艺战线上的大多数作家们被统一起来,他们坚信并宣传个人只有融入集体之中才能发挥巨大力量,在诗歌文论中反复表达这一主题。中国诗歌会在发刊词中就强调自我在集体,小我在大我中的融合,明确主张“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1]。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个体都只是集体中的一部分,就像“长城的任何一块砖”,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连成一座铁的长城”(蒲风《咆哮》),实现生命的意义。因此,他们热切地呼吁个体们汇合起来,“我要汇合起亿万的铁手来呵”(蒲风《我迎着风狂和雨暴》),以投入抗敌战斗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们对集体保持清醒,敬而远之,如冯至、穆旦。如果说穆旦“出于一种宗教或形而上的思索,将自我视为一个残缺孤立之个体,永远地渴求一种完整性却始终无法得到,与整个世界处于隔绝和对立之中”[2],那么,冯至则是深感于集体背后潜藏的危机,与其保持距离,孜孜于个体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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