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萍 孙洪敏

（1.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阜新125105；2.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沈阳110031）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就这一问题究竟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理论研究应该对这一基本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进行了深刻而充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些探讨都是在“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论域内来展开的，但如果离开这一论域而回到哲学史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就会发现不同的哲学家在各自的理论视域中所开显出来的“思维”与“存在”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因而，在研究一个哲学家如何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前，我们更应该发问：他眼中的“思维”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他眼中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现就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三位哲学家来进行分析，以期呈现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三种样态及其关系。

一、康德的先验思维与自在存在

康德认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两者虽然观点截然不同，但是其在理论前提或理论预设上确实一致的，即两种理论皆认为：知识符合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这些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1〕。若知识符合对象的理论预设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只能从经验中获得，只能是后天的。这样，形而上学的以概念为原点——以推理为手段（通过推理以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以绝对知识体系（最高的，最实在的、绝对的知识体系）为目的的哲学企图便难以成立。如果知识是在后天经验中获得，就无法证明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一特征。康德只用了一句话，便将这一纷繁复杂的问题清晰明了地揭示出来，即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2〕？

康德一方面同意经验论者将知识要以经验为基础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同意唯理论的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的看法。康德认为，主体的认识形式能够通过某种规则，对经验材料精心整合和加工，它是经验的必要前提和必要条件。知识的内容来源于经验材料，知识整合经验材料的形式来源于主体的，这样一来，就内容而言，知识是经验的；就形式而言，知识又是先天的。知识被同时赋予了先天和经验的属性，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得以可能。这就是康德哲学的颠覆性所在，如同“日心说”颠倒传统宗教天体观中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认知，康德哲学颠倒的是知识和对象的关系。

在哥白尼式颠倒之后，康德从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入手来解决人何以能够建立起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问题。感性、知性和理性是康德对人乃至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认知机能和认知水平的基本划分方式。按照这种划分，被单独抽离出来的感性机能的纯粹先验形式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也就是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来初步加工由感官从对象那里所接受来的杂多材料。对象的刺激在人的感官中输入混沌的杂多材料，人的感性机能赋予其中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广延性，对象才呈现为诸性状的持存。然而仅仅依靠感官能力来经验世界的话，那么呈现在人面前的只是一条“一切皆流、无物常存”的河流，没有任何对象可以建立起来，更遑论关于这些对象之间关系的知识。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此时只是获得了个别性状的持存，还不具有作为知识的各种关系所必须奠基于其上的坚实性。要想把感性机能初步加工整理过的材料进一步归摄为可以称之为的“知识”的诸关系，还必须依赖人的知性能力的先验纯形式所提供的各种关系项。这些关系项被康德列举在他的范畴表中，共有十二个（对）。在康德看来，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建立的一切知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系列的判断，因而由对象经人的感性机能所提供的材料最终都必须被分门别类地“安置”于一个判断的诸格中，这种“安置”就是人的知性能力通过范畴来进一步加工整理认识材料的过程。这样一来，认识对象才呈现为现象。现象是对象刺激人的诸感官，或者说是人的认识能力投射于对象所唯一能够映现出来的东西，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构成人的知识的东西。通过对于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和知性认识能力的先验机能的考察，康德从中抽离出人的一切知识都必须符合于其上的先天纯形式的同时也就规定了作为知识的认识的边界。在经验层面，人类形成知识的能力止步于现象；在先验的哲学考察中，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能力本身所形成的知识又在感性直观的时空与知性统觉中的（十二）范畴中停滞。

人的思维不满足于仅仅建立起作为现象的知识及其背后的对象，因为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者，在感性与知性之上还有理性能力。相应于感性与知性的建构能力，康德把人的理性机能规定为一种范导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范导能力，人的认识就只会是像动物的感受性那样永远处在与对象的直接关系之中，而不可能转而把认识的“目光”投向自身。在理性的范导作用下，认识之光打在人的认识能力本身之上，在照亮了作为认识材料的诸现象的构成以及作为认识形式的直观能力和范畴能力的同时，也分别在现象背后和认识能力背后留下了一片影子，这就是康德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的先验考察所留下的剩余物。人的认识能力本身背后的剩余物就是那个自上而下地统摄知性的先验范畴能力与感性的先验直观能力的最高统一性，康德借用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统觉”概念来称谓之，也就是唯理论哲学的先验自我意识：“一切必然性任何时候都是以某种先验的条件为基础的”〔3〕。由人的认识能力所建构的经验现象背后的剩余物就是认识对象在被抽掉了一切内容后剩下的仅仅作为存在性支撑的那个残渣，即“物自体”。先验统觉与物自体都不是认识的对象，因为人的认识机能所能够与之打交道的只是由它们通过刺激内外感官所提供出来的东西，即认识的纯形式与知识的纯内容，而非它们自身。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讲，作为认识的认识能力作用于人的认识机能本身，必然会导致自身的二元割裂，主体的那种贯穿于一切活动、弥漫于一切对象的能动性被单纯的对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割裂为认识能力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背后的统一性。之所以会有这种割裂，是因为对认识的认识总是在认识本身之中进行的，就已经处在那个统一性的阴影之中了，即使强行把它剥离出来设定为“统觉”或“我”也无济于事。互为表里的是，认识能力本身的二元割裂也必然导致认识对象的割裂，所以康德特别强调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体。

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人的认识能力，也就是广义上的思维，被先验地分割为感性、知性与理性三个互相独立的层次。无论这种分割的依据是独断的还是经验的，这种分割的哲学操作得以进行本身都脱离不开那个被康德放到理性层面上的最高统一性的支撑，并且因而被分割出来的这三个层面的每一个也都没有自身的坚实的自在性，也即处于绝对光亮之中的“感性”“知性”与“理性”都只是单纯的抽象，根本无法理解。康德批判哲学对思维的这种先验分割之所以能够在逻辑上行得通并且具有深刻的合理性，是因为它立足于两个假定之上，即思维是个体存在者的思维并且在自身之中即是自足的。基于前一个假定，康德才能够站在一个理性存在者的立场上对一切理性存在者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机能展开批判；基于后一个假定，康德的这种批判才是先验的，才能够得到一个纯形式的具有先天性的结果。康德所敞开的这种思维样态对于自身之存在的揭示也就是对于一般存在的照亮，思维怎样表现自身，也就照亮怎样的存在。被单独剥离出来的那个随即跳跃到这一“剥离”背后的原本弥漫于思维全部机能之中的最高统一性作为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背后的终极支点被设定为“自在之物”，思维的先验运用除了揭示出其自身的自在性存在与一切对象的自在性存在的形式规定以外，提供不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思维的先验样态只是在理性存在者自身的封闭之中打转，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样态。

二、黑格尔的超验思维与绝对存在

康德的先验思维是立足于理性存在者之上的在自身内即具有自足性的思维样态，这种思维样态所开显出来的是自在的存在，也就是在思维的自为性建构活动范围之外的存在。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样态则是作为精神的最高原则的超验思维，超验思维把整个存在都囊括在自身的自足性之中，从而照亮了一种绝对的存在样态。

由笛卡尔所肇始并最终以康德批判哲学为集大成的近代认识论哲学范式，充分揭示了人的认识诸机能所赖以建立在其上的那个由先验自我所统率的主体性活动力及其局限性。但理性的光芒始终只是在先验的个体性思维内部打转，不断照亮人的认识机能的先验纯形式的同时也就不断地把认识材料的纯内容从自身排挤出去。康德批判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发现原来被笛卡尔设定在心灵与物质之间的鸿沟，其实是存在于人的思维内部。黑格尔跃出了知识论的狭隘范式，不再立足于个体的理性存在者来对理性本身进行先验的考察，通过消解先验自我的坚实的自在性而消解了人的思维内部的自我割裂及其在整个存在领域中的投射。这种新的哲学范式集中体现在“实体即主体”、“思维即存在”的表述之中。

黑格尔意义上的“思维”，首要的是指存在于我们思维之外的“客观思想”。简单来说，“客观思想是指思想所能够把握的事物本身”〔4〕。换言之，“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也是在事物本身的发展中所出现的，它是基于对象而存在的本质性东西”〔5〕。黑格尔提出的“客观性”，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事物，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的普遍必然性，而是指事物的本质。单纯的物质存在不是客观性，单纯的主观性也不是客观性，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只有思想、概念才能把握的事物自身才是真理。或者更直白地说，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达到的思想（概念），才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概念，就我们的认识活动而言，具有逻辑先在性的不是认识对象，而是概念。黑格尔指出，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全凭内在于事物并显示它自身于事物内的概念活动〔6〕。只有当概念切中了事物的内在本质，那么事物的内在本质才能转化为概念。思想统摄了“思想+存在”，也就是“思想=思想的东西+存在的东西”，思想成了两者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说，现实存在的东西就会被抽象化，事物的本质就变成了思想。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只不过是把事物转化成思想，但这种思想不是主观思想，而是“客观思想”，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变成了我们主观思想去思想蕴含在事物之中的客观思想，即“思想去思想思想”。

这种“思想去思想思想”的思维自我指涉之所以没有像在笛卡尔那里一样得出一个对于“我”的单纯逻辑存在的纯形式确证，是因为黑格尔把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思维活动中所禀赋的那个活动机能投射给了作为世界的整个存在。这就把“思维”得以确立起自身的立足点从“理性存在者”转移到了“理性存在”本身，思维自身的自足性也就从自在性与自为性的互相外在进化到自在自为性的通透圆融。这种转移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黑格尔破除了近代认识论哲学范式给人的思维机能所先验地划定的界限，打通了标志着思维所内在的最高统一性的“理性”与直接同杂多材料打交道的“感性”之间的鸿沟。原本紧守于自身的先验边界而仅仅在形式上“空转”的理性的最高统一性，在黑格尔这里贯穿了人的整个思维机能，它的无可匹敌的威力摧毁了作为思维内容来源的感性材料的坚实的自在性，赋予其自为性的生命力。由“我”或先验统觉所标志的那个最高统一性、那个太阳的光芒普照了人心灵世界的一切角落，把划分为理性、感性与知性三个层次的人的认识机能吞噬融化为一个整体。思维的穿透力不再止步于由感性杂多材料所划定的认识边界，“自在的”认识对象也被打上了理性的标签。这种转换在《精神现象学》的开端处体现得最为明显，人的感官所直接遭遇到的“这一个”背后的坚实的自在性被理性的普遍力量置换为单纯的自为性，整个存在领域都被思维的能动力量所穿透。

黑格尔哲学所开显出来的思维样态的超验性在于它在个体的理性存在者那里没有自身的自足性，只有作为存在本身、作为整个世界才具有自在自为的自足性。这是因为康德批判哲学已经深刻地揭示出假如把个体的理性存在者的思维设定为自身自足的，那么就始终会有自在之物的阴影处在理性的光芒之下。但很显然黑格尔哲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消解物自体而把整个世界在空间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性与在时间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都纳入一个由思维所照亮的逻辑进程中，用逻辑的事物来取代事物的逻辑。被超验思维所照亮的存在是完全逻辑化的存在，也是绝对的存在，因为整个时间和空间都是这一思维的自身否定性运动的外在标志，它强势地并且毫无犹疑地摧毁了一切由时间和空间所标志的定在的坚实性。作为思维的那个能动性不仅融会贯通了人的整个认识机能，而且弥漫在整个世界之中，成为自己照亮自己并不断向自身复归的理性存在。康德的先验思维样态所照亮的自在存在由此被消解，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三个物自体都被黑格尔的超验思维样态揭示为一个自在自为的绝对存在。

三、马克思的实践思维与社会存在

马克思哲学把思维的自足性设定在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者之中，不是在个体的理性存在者那里，也不是在整个世界之中。这是一种实践的思维样态，这种思维样态所敞开的是社会性的存在。

马克思不同意像康德那样在纯形式化的先验考察中把人的思维机能割裂为由低到高的感性、知性与理性三个层次，也不认同像黑格尔那样在思辨的超验设定中把人的思维在逻辑中的自我展现冒充为整个存在的预演秩序，而是主张从感性到理性的整个思维机能及其对象都是在社会化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并显现的。“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7〕。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物”既不是完全不透明的自在存在，也不是被某种自在自为的超验思维所浸染穿透的绝对存在，而是在与人所发生的对象性关系中借助于人的实践思维所映现出来的社会性存在。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是一个双重的映现过程，一方面以主观的方式发生在人的思维中，另一方面以客观的方式发生在人与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中。这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也许不会发生在同一个时空中，但在逻辑上是不可分割的。在什么意义上人的实践过程是感性的、经验的，在同样的意义上的人的思维也就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超验的。正如人身边的对象物不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这般地存在的一样，“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8〕。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单个人的感官和思维，还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由人在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感官和思维”，更不用说这些感官和思维的对象物，都是在社会性的实践过程中并且历史性地生成的。因此，马克思哲学所敞开的思维样态和存在样态都只能以实践为切入点来进行揭示。

实践的思维样态区别于先验思维与超验思维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自身之中不具有自足性，甚至就连它的这个“自身”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才是有意义的。在马克思哲学的话语方式中，用来标志那个由客体的自在性和主体的自为性融会贯通所形成的自在自为的现实性的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既照亮了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感性的、可经验的一面，又同时照亮了理论的、可思维的一面，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是自足的。因而，即使人的思维可以借助哲学家的大脑来从逻辑上设定自身的先验性或超验性起源，但是如果把这种纯理论操作映射在历史中，却得不出有意义的结果。这是因为：“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9〕。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就在于人能够超出自身的生理性存在所先天禀赋的映射关系而对一些别的“东西”发生对象性关系，这些关系外在地体现为人对某些自然物的需要，内在地表现为意识中的自我映现，并且最终反映在中介性的语言之中。也许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各自都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一个看似独立的系统，但是对于历史本身来说却不具有根本性的地位。思维作为人的社会化的实践活动的自我映现的内在方面，只有在人的实践能力和范围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在理论上把自己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问题之前，思维就已经与存在在人的社会化的实践活动中交织在一起了。

思维是一种自身映现或自内映现的存在，并且就其直接的内在性而言这种自我映现必须借助于概念的中介才能得以进行。但是在马克思哲学所开辟的实践视域中，概念的中介所赋予思维的自足性只是一种外观，思维只有经过社会存在的中介才能完成其自内映现。当然，社会性的存在本身就其实存而言也都是经过思维中介了的存在，尽管仍然不可避免地作为“物”而定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思维的自足性在社会性的存在之中得以确立，不仅具有逻辑作为其内在的维度，而且还必须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其外在的维度。

只有人才能思维，实践的思维样态当然也是人的思维。只不过这样的人是“社会化的人类”，而非“市民社会”中的单子式的市民。思维不是人用来标志自身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一个属性，人也不是似乎与作为客体的社会性存在相对待的某种抽象主体。正像实践的思维样态不再以理性存在者个体的意识为先验的边界一样，社会化的人类也不再以个体的生理性存在为先验的界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成了社会关系的代名词，社会关系才是人背后真正的实存，个人相对于特定的社会关系来说反倒成了偶然的东西。在社会关系中，与人相对的另一极是物，人和物共同在社会关系中构成了社会性的存在。在康德的先验思维样态中，人和物都是在自身中不透明的东西，都不能被思维的先验眼光所穿透；在黑格尔的超验思维样态中，人和物即使有自身的定在，最终也会被消融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的运动之中；只有在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样态中，人和物才能在被异化的力量所裹挟的同时仍然保持某种敞开性，仍然有可能作为一个自在的“凝聚中心”通过社会化的实践活动而把自身构筑成为一个世界。即使人在内在的反思中把自身的存在领会为一种先验性或超验性并把它投射在对象物乃至整个世界之中，人对自身和对象的这种领会与揭示方式根本地讲来都是一种实践的方式，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而，马克思哲学对实践的思维样态及其所照亮的社会性存在的揭示为我们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最切己的方式。

四、结论

在康德那里，先验的思维样态照亮了作为自在之物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超验的思维样态照亮了作为绝对之物的存在；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思维样态照亮了社会性的存在。先验的思维样态被设定在理性存在者的基础之上，在自身内即具有自足性，在纯形式化的先验考察中把自身揭示为自在之物；超验的思维样态被设定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之上，其自足性弥漫渗透于整个存在之中，在思辨的超验设定中把自身揭示为绝对存在；实践的思维样态被设定在社会化的人类的基础之上，只有经过社会性存在的中介才显示出自身的自足性。这三者之间不是线性的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实践之中得到揭示的思维本身就具有先验的和超验的维度，社会性的存在在其异化形式中则表现为自在之物或绝对之物。即使马克思哲学所揭示的思维样态与存在样态对于我们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来说更为切己，也不能否定康德与黑格尔所揭示的思维样态与存在样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