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3)

董必武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学术界关于董必武的研究主要涉及董必武党建思想、法制建设、统一战线等方面。董必武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早期思想转变对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革命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董必武党建思想、法治建设、统一战线等方面的研究，都绕不开对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的探讨。关于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的研究，虽有一定成果，但学界众说纷纭，分歧主要在于董必武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转变阶段划分；何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等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分析和总结，并进一步探讨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历程。

一、目前学术界关于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研究中的观点分歧

(一)关于董必武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

关于董必武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说法。

1.认为董必武于1914年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柯新凡在《董必武法制思想形成历史过程初探》中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董必武东渡日本，在日本学习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其又在《自觉与坚持：辛亥革命前后董必武民主主义思想形成与转变的历史考察》中认为，董必武在上海时，受五四运动和李汉俊影响，比较系统地接受并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2]。

2.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田子渝认为，董必武于1917年再度留学日本时，初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汉俊向董必武介绍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籍，董必武读后觉得“深以为然”，之后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王谦同样认为，董必武虽然在日本留学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深入研究，受李汉俊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4]。齐树润认为，董必武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自身革命实践，认识到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一时期董必武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5]，张宣沅[6]，李莉[7]，周大仁、蒋陆萍[8]，张立群[9]，孟红[10]，李维民[11]，秦前红、叶海波[12]，杨鹏亮、张小军[13]，莫列义、赵光秀[14]等人同样持此观点。

3.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并未在思想上接受

熊霞认为，虽然董必武在上海时李汉俊向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并向他推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书刊，但是，这是董必武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有些“看不甚懂”。此时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向往，但并未从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15]。

(二)关于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阶段划分

关于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阶段划分，学术界目前有四段论和三段论两种不同分法。

1.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划为四个阶段

齐树润的划分为：第一个阶段，青少年时代接受民族民主思想(1886—1910)；第二个阶段，革命风暴中成为民主主义者(1911—1917)；第三个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917—1920)；第四个阶段，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1920—1921)[16]。田子渝也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分为四个阶段，但划分时间段有所不同。第一个阶段，从少年时代到1905年赴武昌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在这个阶段董必武初步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并由此萌发了民主思想；第二个阶段，从1905年考入文普通学堂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这个阶段是董必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8年年底，这个阶段董必武进行革命实践，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屡遭挫折，但锐气未消；第四个阶段，从1919年初到1922年，这两年内董必武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再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7]。柯新凡在《论董必武早期思想的转变历程》持相同观点[18]。

2.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划为三个阶段

万文在其硕士论文第三章中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放弃对封建功名的追求；第二个阶段，追求进步思想，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第三个阶段，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产生怀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19]。杜明鸿在其硕士论文第一章中同样梳理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的历程，也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厌弃封建功名，开始接受新思想，时间上是从1886年到1905年考入文普通学堂；第二个阶段，成为旧民主主义者，时间上是从1905年在文普通学堂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者到新思想；第三个阶段，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时间上从1917年到1919年[20]。张霓在其硕士论文中持同样观点[21]。潘男同样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他将短暂的改良主义思想划到了第二个阶段，如下：第一个阶段，青少年时期处于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初步萌生了民主主义思想和革命意识；第二个阶段，短暂接受改良主义思想进而转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三个阶段，最终放弃旧民主主义，通过学习和思考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开始转向信仰共产主义[22]。

(三)关于董必武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董必武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学术界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1.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张宣沅在《革命青年的良师益友——董必武》一文中提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董必武在上海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6]。李莉持同样观点[23]。孟红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步用马克主义世界观思考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10]。黄召猛、郭中军同样认为，董必武在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必武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24]。吴家友在《缅怀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董必武同志》中提到，董必武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总结失败教训，认为中国革命要走列宁的道路，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25]。

2.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中共一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谭玉轩认为，受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影响，董必武开始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直至中共一大召开，董必武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6]。栾雪飞、房世刚认为，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应该联合孙中山的正确主张，是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思考中国革命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董必武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转变[27]。潘男认为，董必武通过学习和思考，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开始转向信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董必武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正式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22]。

3.认为董必武在湖北自治运动失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绍康、田子渝认为，从李汉俊给董必武的信中可以看到，董必武虽然在十月革命中看到曙光，并由李汉俊向其宣传十月革命和新思想，但是此时董必武还很彷徨，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已“决定从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人才入手，进行革命活动”，属于过誉之词[28]。田子渝在《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的特点》中认为，董必武在湖北自治运动失败后，认识到要唤醒民众参加革命，才真正使董必武与孙中山革命道路决裂，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29]。

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关于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相关研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三个分歧点。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以董必武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例，学者对于“接受”一词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观点。是否接触就是“接受”？思想上的接受或者行为上的接受，是否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接受”？其次关于董必武生平事迹的史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董必武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著作的记载更是相对寥寥。此外，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是曲折的、复杂的。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各种救国思潮争相涌现，董必武从小接受的传统封建式的教育，面对时代巨变，不同救国思想的涌现，是与传统封建思想决裂，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还是继续以“学而优则仕”为志向，对于董必武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关于董必武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本文赞同学术界主流看法，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下就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阶段划分和董必武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论述。

二、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阶段再划分

虽然学术界对于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有不同的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中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在文普通学堂求学期间，董必武接触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思想，也就是民主主义思想，二是在上海与友人探讨救国之道时，董必武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产生了怀疑，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在这两个节点上，董必武只是思想上有所改变，并没有实际的行动。恩格斯曾经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30]从思想与行为相统一的角度来说，董必武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辞职参加革命，完成了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变；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可以看作其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因此本文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从传统知识分子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董必武出生于封建王朝末期，受“学而优则仕”传统思想影响，也曾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董必武从早期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清政府腐败无能，使得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仕途感到失望。在文普通学堂学习期间，董必武接触到新思想，萌发了民主主义，但是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并未有所实践，直至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毅然辞去教职投身革命，成为民主主义者，此后“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34]27。

1886年，董必武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秀才家庭，家人勤俭，忠厚正直，待人朴诚。其父“居陋简食，以清贫自守，鄙视趋炎附势，不与权贵交往。有耿直之名”，其母“勤劳贤良，茹苦含辛，操持家务，并从事纺线织布劳动”[31]。当时家庭条件并不好，正常年景，一日两餐，上午稀饭，下午干饭，遇上传统节日，一天两顿干饭，菜里有肉，便算是改善生活了[32]6。清贫书香再加上勤劳、朴诚，是这个大家庭的特点。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董必武逐渐养成勤奋读书、节俭朴诚的品格。从记事起就开始读书，五岁时就能把《三字经》背的滚瓜烂熟，十四岁便能熟读《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书，1903年便考取了秀才。在封建时代，读书走上仕途一直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但是面对时代巨变，特别是早期经历的一些事件，使董必武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期间发生如“麻城教案”“黄安抢谷事件”“黄州考场事件”“衙门被打事件”[33]7-10，让董必武感受到了百姓惨遭压迫的苦难，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此时的董必武依然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文普通学堂学习期间他的思想才真正发生了改变。

董必武在武昌求学期间，接触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鲜事物。董必武在日知社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以圣公会阅报室为据点，宣传革命思想，采用演讲、编唱歌曲、吟诗联句、放幻灯片等多种方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向董必武推荐《猛回头》《警世钟》等文章，他逐渐成为董必武心目中的英雄和启蒙师。后来董必武回忆道：“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名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这个团体规模虽小，但却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了刘的人格而这样。”[34]26而“刘”指的就是刘静庵。在这里，董必武可以阅读到“新杂志新报纸”。这些“新杂志和新报纸”指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新民丛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报》以及湖北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等刊发的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刊物。这些民主主义思想对董必武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比较，董必武在思想深处批判了康梁宪政思想，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毅然剪辫辞职，奔赴武昌参加革命。此时的董必武既在思想上经过批判选择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又在行动上有所践行，“他实现了从一个封建王朝的秀才向民主主义者的彻底转变”[32]42。

(二)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董必武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奔赴武昌参加革命，在此后近十年里，跟随孙中山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袁世凯窃取政权、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面对屡次失败，董必武开始反思中国的革命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标志着董必武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董必武朴诚、正直的品格以及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在革命中被委以重任。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任期内尽职尽责。在处理“黄冈诬告案”中，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得到了广泛认可。之后他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面对军阀复杂的斗争，面对袁世凯的夺权、卖国行径，他认识到“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而岌岌若不可终朝者是也。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为不切”[33]27-28。特别是在1919年，董必武因蔡济民被杀一案到上海申诉无果后，很受打击。面对屡次失败，他开始反思中国革命，反思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就在此时，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李汉俊，阅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和报刊，这对董必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董必武“很爱看此类新书”，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34]32。通过学习和交流，董必武认识到“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35]34，但是如何去实践却依然很迷茫。“至于怎样改，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漠然。”[35]34-35在结合自身参加的革命实践，反思革命道路时，他认识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与俄国革命道路的不同，认为“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36]504董必武认为中国还是要革命，认识到革命需要动员群众。“中国以前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多半偏重上层的改造，而忽视民众的组织。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清朝统治，而民众势力太薄弱，民众组织太不完备，不能够拥护革命政府而铲除反革命势力，所以不久便与反革命派妥协而终于失败了。”[36]2这对董必武的革命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回到武昌后，董必武便谋划办报纸，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办报纸并未成功，但是办学校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20年，董必武等人筹建了私立武汉中学，来传播新思想。有观点认为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是董必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创办的，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董必武很早就认识到了办报纸宣传革命和教育的重要性，在反袁运动中，他曾写信给姚汝婴提到“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33]29，二次革命失败后“拟办报宣传革命主张，因集股困难，未成”[37]。当时办报纸也“只想在武汉设立一种人民说话的机关，并没有打算宣传某种主义，微含有不加入任何党派中”[35]36，他在回忆中也说到,“私立武汉中学创办时，虽然有还有革命思想的人参加，但有些仅仅是对时局不满或不甚满的人，并不是为革命而办学校。我和陈潭秋同志也只是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才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组织起党和团的支部，领导学生接近工农群众”[36]509。

董必武收到了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促使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信中，李汉俊告诉董必武不要仅仅关注教育，要关注整个社会，希望董必武在武汉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封信对董必武的影响非常大，促进董必武思想发生急剧的变化。董必武着手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也在学校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组织，发展进步青年。1920年秋，董必武经李汉俊和刘伯垂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刘伯垂的协助下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董必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实践，相继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此时的董必武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既在思想上深刻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在行动上践行着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董必武参加中共一大，在会上提出了联合孙中山的正确主张，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

三、董必武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我见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衡量董必武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看他是否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是否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2)是否正确地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3)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指导实践。通过对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的论述，笔者认为，1920年秋，董必武等人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董必武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求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仁，理由如下。

首先，董必武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董必武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已经初步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在武昌参加保卫三道桥的斗争中，亲眼看到革命士兵和普通民众在敌我力量悬殊、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英勇作战。数百名铁路工人冒死拆掉铁路，农民群众手持大刀、锄头参与斗争。董必武曾在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中写道：“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36]751919年，董必武在上海进一步了解了俄国革命，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中国革命才能走向胜利，他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回忆道：“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当然当时还不知道新民主主义)，要唤醒民众。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36]504董必武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胜利。董必武经过了解马克思主义，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领悟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在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后，才有意识地“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组织起党和团的支部，领导学生接近工农群众”[36]509。这说明，此时的董必武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其次，董必武认识和领悟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中国革命要走俄式革命的道路才能成功。董必武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河”，是“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解放的起点”“催速了中国革命的实现”“在方向上，方法上，都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36]1-2。董必武经过分析对比，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像俄国那样走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道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董必武有意识地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他自编课本，并采用白话文教学，精心挑选具有人民性、启发性的内容作为教材，培育、启迪学生的革命思想。如反封建暴政的《苛政猛于虎》《河伯娶妇》，反封建礼教的《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花》，反映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衡》，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离骚》[32]86以及《陈胜·吴广》《金田起义》《秋瑾传》《徐锡麟传》《章士钊与李大钊论厌世书》等[38]34。购买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革命思想，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觉悟》《学灯》《湘江评论》等[38]48-49，指导学生创办《武汉中学周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社会进化史和达尔文学说等。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再次，董必武批判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坚信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需要工人阶级。经过学习和反思，董必武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33]37。主张走俄国马克思主义路线，认识到：“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36]504认为孙中山依靠军阀的不依靠工农群众的路线走不通，并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寄托在新兴势力的参与之上，而这个新兴势力指的就是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中国工人阶级。他在党群组织中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指导学生去接近工农群众，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组织工作。

最后，董必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后开始广泛地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董必武有意识地以武汉中学为据点开展组织工作，“在武汉各学校、各工厂中找到一些联系，也建立其一些组织”[36]509。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促进了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董必武等人又相继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学生办平民夜校、办识字班，与寒暑假期中回家时去做农村调查工作，接近农民，帮助农民识字、帮助农民组织起来。”[36]5091921年11月，陈潭秋、林育南等人在黄冈先后建立了两个党小组，次年发展为两个党支部，这是党最早在鄂东地区建立的基础组织[39]。1923年，董必武组织黄安籍学生党员成立了赴黄安党工作小组，王建、董觉生、雷绍全为负责人，派回黄安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团员，并于1925年秋，成立了中共黄安特别支部。1924年，董必武组织麻城籍学生党员蔡济璜、刘文蔚成立麻城县工作组，派其回麻城开展革命斗争，并于1925年成立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此外，鄂城的林明炯，枣阳的施文起，京山的袁传鉴，汉川的魏人镜，来凤的张昌歧，监利的陈步云，沔阳的邓赤中，潜江的胡尚志、赵树芝，钟祥的费必生、武志靖，罗田的李梯云等都是由董必武派遣回县，负责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农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27年5月，湖北建立党组织的地区遍及36个县、市，党员总数达14000余人[38]36。这些党团组织的建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提供了便利，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农民运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可见，董必武在上海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通过学习和反思，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董必武逐渐解决了用什么理论、走什么道路、依靠什么阶级力量去开展中国革命的问题。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是董必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一次伟大实践。此后，董必武开始广泛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去开展革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湖北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通过梳理学术界对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学术界对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的不同认识，分歧主要有三点：一是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二是早期思想转变阶段划分；三是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多样，其中主要在于学者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的曲折性、复杂性。关于董必武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论述，可以认为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站在思想与行为相统一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将董必武早期思想转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传统的知识分子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二是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董必武在第二个阶段中领悟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并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可以看作董必武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此后，董必武开始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一直“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