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雨曦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周朝统治者从建国开始， 就把划分国野制度视为重要统治方法。 《周礼·天官·序官》中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玄注：“体犹分也，经谓为之里数。 ”[1]（1）也正是从西周时期开始，国人这个群体，逐渐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阶层出现， 并且通过多种方式对当时的政治产生影响，其作用不容忽视。 直到战国时期，国人这个群体称谓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春秋时期国人群体数量扩大， 史书中对国人活动的记载相对于西周来说也较为丰富，更容易了解其对政治的影响力。因此， 研究周代国人影响力的成果也多数更侧重于春秋时期，如晁福林先生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一书的第三章中， 就对春秋时期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 赵伯雄的 《周代国家形态研究》一书的第四章中，主要利用《春秋左传》中的史料对国人的构成以及国人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何兹全的《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和国人》一文，也是主要利用《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探讨西周春秋时期国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及其原因。而西周时期的国人往往就被一笔带过，因此对这一时段的国人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本文拟就西周时期国人对政治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并分析其影响力之强的原因。

一、国人的界定

国人这个群体是与野人相对而言的， 西周时期在典籍中开始出现，西周中后期其影响力逐渐增强。然而， 这个在当时社会上如此活跃的国人群体到底都包含了什么人， 学界有不同看法。 童书业先生认为，国人是“指国都范围内士、农、工、商四民之‘国人’，故包括农民在内；指国都城内之人之‘国人’，则主要指‘士’与‘工’‘商’也”[2]（133）。 郭沫若先生认为，“所谓‘国人’，指的是周王国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内的居民。其中包括一些贵族，但绝大多数是平民。”[3]（336）赵世超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国人的成分也进行了总结：“他们大致包括周天子及各诸侯国君的族人，执役于官府或贵族家中的奴隶， 为贵族直接消费服务的工商，和某些被征服的家族。在天子、诸侯的族人及被征服者的家族中，都含有作为下层族众的农民。”[4]（33）由此可见，西周国人的成分确实广泛而复杂。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国人主要就是指居住在国都之内的人。 《周礼注疏》中也有记载可以证明：“云‘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 ”[1]（381）西周时期的社会组织有乡遂之分，《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对其划分有详细记载，其中六乡组织具体是：“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1]（264）由此可见，国人普遍聚居于国都之内的“六乡”，即比、闾、族、党、州、乡中。

除了居住地以外， 国人的身份地位也是独特且复杂的。 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上层统治贵族的亲族，《礼记·文王世子》载：“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 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 ”[5]（648）从中可以看出，这部分国人同贵族有亲缘关系，虽没有贵族政治地位高，但是也拥有一定的权力， 是可以被重视的群体。 除了周人的亲族以外，还有一部分其他族人，武王灭商后就曾分封各帝王之后，“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6]（127），“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6]（126）。 连前朝纣王的兄弟也得以分封， 这些甘心臣服于周统治的一部分被征服者也拥有了居于国中的权力，成为国人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农民也属于国人的一部分，《礼记·少仪》载：“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 ”郑玄注：“士禄薄，子以农事为业。 ”[5]（1028）西周时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贵族下传几代的远亲旁支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家道中落者， 为了生计就不免沦为以耕种为业的农民。 况且，周代是农业社会，六乡之中居住的国人中一定有不少农耕之人， 这些人虽身份有些低微， 但自然也是属于国人这一群体内的。 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工、 商业者，《周礼·地官》载：“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 ”[1]（339-340）掌管国中人民的闾师要收工商者的赋税， 而城中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有工商的参与，由此可见，国人中有一部分工商业者的存在是合理的。除此以外，一些贵族家中使用的奴隶虽然也一并居住在国中， 但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相应的权利，因此不能算进国人的行列。

二、国人对政治的影响

国人是个政治概念， 它是指享有国家政治权利的人，是一个特定的政治集团，所谓国人的政治内涵是国家主人的意思[7]（47）。国人能对政治产生一定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民众意志对政治产生影响的情形其实早已有之，《尚书》中就曾有过记载，早在盘庚迁殷时，就因为民众呼声强烈的反对，盘庚不得不反复劝诫，恩威并施，最终才将局面稳定下来，并成功迁都。而国人这一群体就是西周时期基层民众的代表，他们的意志对西周时期的政治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参与国君的废立

西周时期的国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甚至达到了可以参与国君废立行动的程度。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关于国人参与废立国君的记载，就是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史记·周本纪》中就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其谤鲜矣，诸侯不朝。 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6]（142）周厉王为政暴虐，任用荣夷公实施“专利”政策，不准平民使用山林川泽，严重损害了国人们的利益，国人们因不满其统治方法而“谤王”，历王因此很愤怒， 并对这种行为进行了严格的打击控制， 甚至杀死谤者。 周厉王如此严厉打击舆论的行为， 侧面反映出了国人的舆论对当时社会影响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让君王都很畏惧的程度。这种舆论虽然不是一种明确被授予的政治权力， 国人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当时的政治走向。 而周厉王不仅不听取召公的意见，对错误的政策加以反思，听取国人的意见来安抚他们愤怒的情绪， 反而使用更加高压的政策，来企图强行遏制国人的舆论，结果引起了更强烈的众怒从而引发了国人暴动， 最终周厉王被驱赶出境。

赶走周厉王后，国人的暴动依旧没有停止。 《史记》载：“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6]（143-144）国人们驱赶走周厉王后又围住了太子静的藏匿地点， 最终直逼迫得召公把自己的儿子做替代交了出去，国人们以为太子静已经被“杀死”，清理国君的目的终于彻底达成了，他们的愤怒也发泄完毕了，这场暴动才算正式告一段落。 共和行政十四年后， 厉王死， 太子静才得以被众人拥立为王，《史记·周本纪》记载：“共和十四年， 厉王死于彘。 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6]（144）虽然拥立宣王的文字记载中没有提到国人， 但从驱逐厉王过程中国人起到的作用来看， 宣王能在共和行政以后继位成新的君王，也定是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和拥戴的。国人暴动是古史中很重要的大事， 周天子不可撼动的地位和权威自此动摇了， 国人的奋起反抗使西周的统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同时也促进了时代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除了周厉王， 周幽王的倒台也与国人有很大的关系。 《史记》载：“又废申后，去太子也。 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6]（149）周幽王最终的兵败和被杀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废了申后和太子，导致了申侯的不满，所以联合了外族，攻杀了幽王。 但《史记·周本纪》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同样也提到了国人：“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6]（149）《诗经·大雅·瞻卬》就是民间讽刺周幽王乱政亡国的诗歌， 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邦靡有定，士民其瘵。”“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0]（488-490）只一个申侯还不足以这么容易就杀死一国之君、颠覆了一个朝代，周幽王的倒台究其根本，其实也是因为其暴政和任用奸佞而失了民心， 最终天怒人怨，造成了国人的普遍不满。没有了军队以及众多国人的支持， 即使是天子这么高的地位也依然会被动摇，再加上诸侯和外部的叛乱，才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这同样证明了国人这个群体在西周时期的国君废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述两件关于国君废立事件的记载中， 都有国人的力量参与其中。 而历代史官对其行为的记录都并未有所否定和指责， 国人也并未因此受到当时人的质疑以及继任统治者的报复，之后的春秋时期，这样的国人起义也是层出不穷。 这也更加证明了一旦国君无道， 国人参与国君的废立在当时的社会是正当行使权力的表现。

（二）提供政治决策的意见

除了在受到压迫时参与到国君废立的斗争中，促进国君统治的推翻，拥立满意的新君，国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国君巩固统治， 他们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很有发言权，其意愿经常会被国君加以问询和参考。《诗经·大雅·板》被公认为是西周末年讽刺周厉王之作，其中“先民有言，询于刍荛”[10]（447）一句就能表明，遇事要问询民意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为君之道， 西周时期也不例外。 《周礼·地官·乡大夫》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郑玄注：“大询者，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1]（300）郑玄的这个注解大体是参考了《周礼·秋宫·小司寇》中的相关内容：“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1]（912）这里的“万民”和“众庶”也都是指代国人这一群体。 这两条内容上相互关联的史料记载，共同体现了西周时期，无论是国家有大的危难、国都的迁移还是新君主的继位， 执政者通常都要把国人们召集起来， 对他们的意见进行问询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春秋前期，秦晋韩原之战中晋惠公被俘，当秦穆公欲放其回晋国时， 吕甥怕国人怒气未消不肯接纳晋惠公，便出主意：“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11]（360）可见，国家有危难的时候，确实要集国人于朝，与其商议，争取国人的支持。 国人的地位与权力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由春秋前期国人拥有如此权利可知，西周时期的询国人制度也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周礼·地官·大司徒》 中对此还有记载：“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 ”郑玄注：“大故，谓王崩及寇兵也。 ”[1]（272）由此可以了解到，除了上述事情之外，国君的薨逝以及对外的战争，这些古代国家统治中的危急时刻和头等大事， 国人也都有资格参与其中，虽然不一定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是对国人政治权利的认可， 也足以证明西周国人在政治中发挥的实力举足轻重。

除了朝堂之上的军国大事要问询于国人以外，各地方进行选贤举能时，有时也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周礼·地官·乡大夫》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1]（296）按照规定，六乡中的国人每三年进行一次选举，在选任这些准官员的时候，推荐给国君和上层统治者审核通过以后，还要“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 这就使国人有了足够的自主选择权， 可以避免上层统治者安排的人选不合民意而导致的民怨甚至社会动荡，从而使人们乐于接受统治，有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虽然《周礼》一书成书较晚，其中的记载并不能完全代表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标准， 会有一些后代人臆测出的偏于理想化的内容， 同时这种自主权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由于诸多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可能也并不一定执行得如文字记载的一般理想。 但《周礼》中所载的制度并非空穴来风， 这种情况仍旧拥有作为一种早期民主制度来加以参考的价值。

不仅如此， 在不需要对国人的意见进行问询的时候， 国君在行事时往往也会考虑到国人的想法。《礼记·文王世子》中有相关记载：“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 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 ”[5]（648）国君的族人犯罪，为表公正不能干扰司法部门的责罚，但行刑时要在隐蔽之处，这样做是不想让国人直面亲族相残的事实。 这就是国君为了稳定国人的情绪从而稳固统治， 因此考虑国人的感受、体谅他们的心情、不愿其伤心的真实写照。国君只有品行良好才能得到国人的支持和敬仰，只有国人满意并愿意拥戴这样的国君了， 国君的统治才能众望所归，得以万年稳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国人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力。

政治上的问题在决定前要先问询于国人， 是因为有了国人的同意和拥护， 一些国家大事才能进行得更畅通无阻。甚至尤其是危急时刻，国人的影响力愈发显著。 因此，国人是国家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国人参政有助于西周统治者巩固统治。

三、国人干预政治的原因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西周时期的国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当时的国人政治地位和实力远比不上上层贵族， 但是却可以凝聚成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对政治产生如此之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从身份上来看， 国人合理的拥有这份权利。前文中已经提到，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和上层贵族有亲缘关系，他们拥有着共同的宗族和祖先，矛盾与冲突相对较轻，对上层贵族的统治也比较拥戴。同时， 国人们也或多或少的占据着一部分社会资源及财富，他们要承担起给国家赋税的义务，是对国家的生产有很大的帮助的经济力量。因此，统治者们不论是从个人感情层面出发还是出于团结民众、 巩固统治的目的，都会照顾国人们的心理，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利，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以稳定自己的阵营。此外， 国人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也是源于氏族部落联盟时期氏族成员民主制度的遗存。“‘六乡’居民还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 保持有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统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 ”[12]（424）这种残余下来的文化对西周的政治依旧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因为拥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作为基础， 他们也愿意主动参与到各种事件的商议和决策中，这也带有着最早期民主形式的色彩。

其次，国人是西周军队的中坚力量。 自古以来，军队便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 西周的建立就是靠武力征服了人心不附的商朝， 对商遗民及其他民族的统治也是以武力镇压作为重要依靠， 镇压内部叛乱和抵御外族入侵也都离不开军队的力量，周代人更是一直保持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1]（861）的思想。 而执干戈以卫社稷则正是国人最基本的权力和义务，国人是西周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作战时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没有战争的时候则“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13]（11）。 通过务农自给自足以及创造财富。 再加上国人人数较多，本身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存在，如若不能给予国人一定的权力、争取到国人的支持，那么作战力量就会被削弱，战争将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导致国君失势，甚至国家的灭亡。 而拥有了以国人为基础的军事力量，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有力的支柱和坚固的后盾。既然如此， 国人在特定的重要时刻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性作用就更合乎情理了。

最后，从思想上来看，周人的统治理念比起商朝要更加进步。从周朝建立初期开始，统治者们就开始不再对天命盲目地信任， 对商朝灭亡经验教训的总结让他们开始提出并注重统治者的德行， 认为有德者才能使王朝的基业稳固，“敬天保民”的思想也是这个时期开始提出来的。 周公从一开始就格外重视治理民众时对民情的体察，他告诫君子在统治时要“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14]（432），“知稼穑之艰难”[14]（429）；当人民不满统治者时，“‘小人怨汝詈汝。 ’则皇自敬德。”[14]（437），不仅不要迁怒于人，反而更应慎重自己的行为。这在统治思想上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也在无形中提高了人民的整体地位。 而如此对天命的怀疑和对民众的体察， 就必定提醒着统治者要想坐稳统治位置，就要学会听取民众们的意见和想法，并在他们不满时安抚他们的情绪， 这就对增强国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话语权和促进国人意愿对政治的影响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奴隶制社会的统治形式和旧的秩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也从西周中晚期开始有逐渐发生动摇的趋势。 这也为国人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提高话语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总之， 国人是西周时期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他们普遍居住于国都之内的“六乡”中，成分比较复杂， 但却以自由民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政治上合理地拥有一些权力，且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参加国家大事的问询甚至是国君的废立，影响政治形势的走向。尽管这些影响很多时侯需要依靠一部分贵族力量的帮助， 但不可否定的是国人的力量的确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并对社会结构的改变有着深刻的意义。因此，他们的存在不容忽视，也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