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寓宅二楼走廊上为学生讲课的一幅照片，多年来广为流传。照片中听课的学生到底有哪些人，却一直无人提及。2018年3月31日，洪光华与张求会采访了照片中的一位听课学生汪廷奎。汪廷奎简要介绍了自己和照片中另外五名同学的基本情况，部分还原了当年陈寅恪为他们讲课的情景。将汪廷奎的回忆与相关史料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极大地丰富了这幅珍贵照片的历史内涵。

[关键词]陈寅恪;授课;照片;汪廷奎;口述;考证

[作者简介]张求会（1969），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广州510050）。

《陈寅恪授史图》其实只是一幅陈先生给学生上课的照片（见图1），此前一直没有名称，我之所以代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除了“授史”比“授课”“讲课”稍显古雅之外，主要还是受到陈先生的启发——他有一句诗是“群趋东邻受国史”，又有一首诗的标题是《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不少著作、文章都曾将这张照片作为插图，然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对它的了解其实都十分有限，除了拍摄地点可以确定之外，拍摄时间有不同说法，听课者的身份也从未确认，拍摄者的信息更是长期付诸阙如。

一、目前已知信息的汇总

今天看来，《陈寅恪授史图》的传播，有可能起始于作为宣传照片刊登在中山大学的内部报刊上。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一次公开发表，似乎是作为插图刊登在198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卷首，文字说明是这样的：“作者在广州中大寓宅廊中授课。”1995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刊登了此照，该书作者陆键东先生为之配文如下：“陈寅恪将家中二楼的阳台走廊辟作课室。图为陈寅恪向选修《元白诗证史》一课的同学授课。”2002年5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出《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卷首所配插图仍有该照，文字说明作：“于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上寓所走廊内授课（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2005年3月湖北教育出版社所出《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卷首也配有此图，该书整理者刘隆凯先生在前言和后记中两次提到照片由陈美延女士“特意提供”，文字说明也一并承接：“1957年3月8日，陈先生在寓所走廊内讲授《元白诗证史》时留影。”

众所周知，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的编者蒋天枢教授是陈寅恪先生最为信任的弟子，他的编辑工作得到了陈寅恪女儿们的支持，故而可以推测，这张照片应该是陈先生的家属提供的。陆键东先生为了撰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大量使用了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很有可能在尚未公开的历史档案中见过这幅照片。其后，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推出，编者陈美延女士是陈寅恪第三女，新编较之旧编，青胜于蓝原本在情理之中，而配图更加丰富、文字说明更趋准确也是后出转精的具体体现之一。因此，尽管《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同样没有交代这张照片的出处，授课日期从何而来亦未见说明，但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若将上引四处文字说明汇合在一起，可以得出如下看似完整的信息：这是一张陈寅恪先生为选修了《元白诗证史》一课的学生授课的照片，时间是1957年3月8日，地点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先生寓宅的走廊上。

然而，照片里的人物，除了讲课的陈寅恪教授之外，听课的到底是些什么人？数十年来，似乎从来无人提及。避而不谈听课人，无形中也就成为上述四次公开发表时的共同选择。

二、听课人汪廷奎的口述

2018年3月31日，澳门城市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副主编洪光华博士，和我一起登门拜访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退休副研究员汪廷奎先生（见图2）。这位汪老先生，正是《陈寅恪授史图》中的听课学生之一。于是，围绕着这张照片的人物身份之谜，在尘封多年之后，终于开启了破解之路。

洪光华君的另一个身份，是已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先生的外甥。近年来，他与刘节教授之子显曾、颂曾昆仲一起，致力于整理刘节遗稿、研究其生平。我则较长时间关注陈寅恪家族史料的搜集、整理，对于和陈寅恪相关的人物也有所留意，而刘节教授恰是陈寅恪先生的重要弟子，因此，我也曾经写过两篇与刘节教授相关的文章。因缘如此，这才得以先结识洪光华君，再拜识刘显曾、颂曾二老。此次结伴拜晤汪老，正是颂曾先生牵的线。

那天上午，汪先生一口气和我们谈了三个小时。除了双耳重听，他的精神和动作看起来根本不像90岁的老人，说话更是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因为听力欠佳，绝大多数时间是他说给我们听，遇到不大好懂的乡音、容易混淆的人名之类，则以纸笔辅助口述（见图3、图4）。汪老所言，既涉及刘节，也涉及陈寅恪，还牵涉到其他许多人和许多事。现仅将与《陈寅恪授史图》相关的内容整理如下：

我是安徽芜湖人，1928年出生，今年90岁。1954年到1958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我读大学读得迟，到中大读书时，已经26岁了，年纪算是比较大的。在读大学前，我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做过七年职员，读了很多书才考大学。不是我自夸，我的知识比一般同学高，古文程度也比一般同学好，当时在中大历史系算是有点名气的一个学生，成绩也比较好，所以就会“作怪”，“反右”的时候就会被打成“右派”。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西玉林专区教育系统，教育部门的人说我暂时还不适合安排具体工作，就把我下放到北流县的一个土法上马的水泥厂去“监督劳动”，干了四年苦力。后来，我又被一脚踢回安徽老家，拉了十年板车，刻了几年蜡纸。前前后后一共耽误了我21年，不能读书。我到1979年才“改正”，后来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了几年书。那个时候，以前的知识差不多丢完了，一切从头开始，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拼命干——讀书，讲课，写文章。再后来，1984年，我的同班同学把我从安徽调到广东省社科院，那一年我已经56岁了，那个时候调进广州，非常之不容易。到了新单位，我继续拼命地干，一直到1989年退休。我这一辈子也是九死一生，不过，在“右派”里面算是幸运的，下放时没有饿死，后面这些年没有继续被荒废，在历史研究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关于我个人的情况，就讲这么多。

这张照片，据我了解，是现在保存的、陈寅恪先生惟一一张教课的照片，其他书上用的都是以这个为基本的。听过陈寅恪先生的课、现在还活着的人，恐怕不超过五个了。

我在中大学习期间，只听过陈寅恪先生一门课，就是《元白诗证史》。我们第三学年开始有选修课，我前前后后选了五门，包括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证史》，你舅舅（张求会按：刘节教授）的《中国史学史》，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商承祚先生的《古文字学》，还有一门《日本语》。选《元白诗证史》这门课的，都是我们班上的人，时间大概是三年级上学期。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因为陈先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开课了，我们在校期间，他这是第一次开课。一开始，我们班有39个同学选修了这门课;后来，半途跑了一大半;最后，只剩下13个。你们看这张照片，前后两排，加起来不过十来个人吧，就是因为中途走了好多人。

前排左边第一个，叫蔺存方，河南人。左边第二个，是张映秋，后来成了胡守为（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做过陈寅恪的助手，后来当了中大副校长）的夫人，已经死了。左边第三个，叫高守真，比我还大一岁，陈寅恪先生想让她做助手，大概是陈先生跟她的先辈有关系，其实她并不聪明，程度也不好。左边第四个，叫庄礼伦，广东潮汕人，成绩也比较好，“反右”的时候好像被内定为“中右”，毕业后也被分配到广西，现在在泰国。我惟一一次出国，就是去泰国，在曼谷和庄礼伦会过一面。现在还活着的人，惟一知道的就是他。右边第一个，叫郑宗琳，可能已经死了。这个人年龄也偏大，程度也不好。我在哪里呢？你们找不到的。我在右边第二个位子，正在埋着头做笔记。前面我说过了，我读大学前读书比较多，所以基础比一般同学要好一些，古文程度也要高一些，陈寅恪先生讲这门课，只有我一个人基本上能够把他讲的内容记下来。在大多数同学抬头望着他的时候，只有我一直在埋首疾书，头都顾不上抬。同学们坐的是扶手椅子，我坐的是一张小饭桌，这个是我的固定座位。后面一排的同学，我就记不得了。这就是照片里的主要人物，现在能够辨识的人也不多了。

我们选了这门课的同学，一开始是坐在客厅里等陈先生，后来是坐在座位上等他。上课地点在陈先生家二楼的走廊上，除了他坐的藤椅、学生坐的扶手椅子，藤椅后面还有一块黑板。这边是个小房子，这里有一条过道，连着一个小房子，小房子这边连着他的卧室。这门课每个星期两节课，分两次上，一次一个钟头。陈先生家里装了电铃，电铃一响，他就拄着拐杖，从卧室出来，经过小房子，走到走廊的课堂上来。“笃笃笃”，“笃”到藤椅前，他止步了，坐下来，马上就开口，非常准时。下课了，铃一响，他马上住口。天气冷的时候，他会戴着瓜皮帽子，上身穿着马褂子。

陈先生讲课，也不是很生动，但是课讲得比较好。你舅舅讲课不行，照本宣科，没有陈先生讲得好！陈先生不同的，他随口讲，一坐下来就开讲。岑仲勉先生讲课也不行！他那个广州官话，难听得要命！咬牙切齿的！

《元白诗证史》这门课很特殊，是用元稹、白居易的诗作证据，来讲唐朝的历史。他讲课，主要是引中国古书里的各种资料，这门课引的主要是唐代的书籍。但是，有时候他也岔开来，偶尔讲到他过去在美国、德国、瑞士等地到处跑，有时候也会插几句外国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有时还会冒两句突厥文，甚至句把子梵文。他懂十几国语言。这些外国文我们就听不懂啦，我也没办法记下来。

陈先生讲课有个特点，我来简单说一下，别的同学可能体会不到。他上这门课，很注重引史料。引这个史料，引那个史料，一条条的。东一下，西一下，南一下，北一下，你不晓得他到底要讲什么。但是，搞了老半天后，他忽然归结到某一点，一下子你就会觉得所有的材料都只能归结到这一点，甚至之前所有的研究都只能归纳出这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在前面引材料时已经得到了证实。我就学到了这么一点点方法。这需要多么广博的知识啊！这是他讲课的基本特点，我自己受益最大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其他的谈不上了。讲课内容，早就记不得了。其他同学是不是有我这样的体会，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是竖着耳朵听啊。

你舅舅当年在清华读研究生，开始并不是追随他的，而是跟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导师的。但是你舅舅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十分恭敬，后来在中大的时候，每年都要给他拜年，下跪的。你舅舅有一次和我们几个学生谈话，亲口告诉我们：当时在清华，除了上课之外，他们做学生的，受益最大的是听几位导师闲谈（聊天）。遇到这个情况，他们当学生的就会自动地坐到角落里，像小鬼一样，竖着耳朵听。这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陈先生这门课，我听了一年，当时做的笔记，有厚厚的一本。可惜，这个笔记本后来被一个叫程万里的同学借走了，没有还给我，不知下落。不然，整理出来就是一本书。程万里也是中大历史系的学生，比我低一届，当过抗关援朝志愿军，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程万里是江西鄱阳人，去年我还给他写过信，他没有回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世。

那个陆键东，当年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时候访问过我，也是在这里，他来过一次。不过，他那本书里没有提到我，也就是说，他没有选择我讲的内容。

三、其他几位听课者的情况

访谈当日，汪廷奎老人身体之康强、思维之缜密、性格之爽直，给洪君和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时隔两年，2020年4月，当我将一帧更为清晰的《陈寅恪授史图》转发给汪先生后，老人迅速用电子邮件回复我：“寄来的照片，是寅老现存惟一授课的照片，非常珍贵。这一张比《寒柳堂集》中的清楚多了。我已下载保存。附带将照片上的学生介绍一下：前排左起——蔺存方、张映秋（即后来胡守为的夫人）、高守贞、庄礼伦。方桌旁的白衣者为郑宗琳，郑旁低头记笔记者是我。最初选课时为39人，这时只剩下13人。”不難看出，92岁的汪老，和90岁时一样，依然对关键信息点——六十多年前同班同学们的姓名——记得非常清晰。仅凭这一点，就让我对他的口述倍感兴趣、充满信心。

按图索骥，我试着在网上网下搜索了一番另外五名听课学生的情况，不得已时又向好几位师友伸手求援。多管齐下，几经努力，所得信息虽然有限，至少可以将相关探索再往前推进一步：

蔺存方，男，河南人，生年不详。1958年自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去向待查。

张映秋，女，广东普宁人，1934年生。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于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1979年扩建为东南亚研究所），1984-1990年任该所所长，1991年晋升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泰国史、泰国华侨华人史以及东南亚现代史等。2003年12月去世。

高守真，又名高守贞，女，广东澄海人，1927年生，卒年待考。高守真1954年人读中大前，在澄海中学担任教师;195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一所中学当历史教员”;“1961年调回澄海县中学”。高守真因《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而走人公众视野，相关情况留待下文再作补充。

庄礼伦，男，广东普宁人，1929年生。据汪廷奎回忆，庄礼伦1958年从中大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了广西。从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庄礼伦已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任职，并且开始了对于中国古代铜鼓的研究。庄礼伦“长期从事文博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铜鼓”，是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除担任广西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之外，庄礼伦还曾兼任广西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1983年，庄礼伦作为广西侨联的代表之一，应邀赴泰国首都曼谷，出席该年5月10日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成立大典和5月12日曼谷广西会馆落成典礼。1985年7月，他“利用在泰国探亲的机会参观了泰国首都曼谷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铜鼓”，对其中几面古代铜鼓“作了摄影和实测记录”，后撰成专文，与同行交流。@广东普宁是著名的侨乡，庄礼伦后来侨居（或移民）泰国，似乎与他来自侨乡、在泰国有亲人有一定关系。

郑宗琳，男，广西平南人，1928年（一说1923年）生，中学教师。1949年6月参加工作，1958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融水县中学从事历史课的教学工作”，兼任“柳州地区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四、拍摄时间和拍摄者

汪廷奎先生所作忆述，不仅首次披露了《陈寅恪授史图》中六个听课者的身份，而且部分还原了陈寅恪教授讲课、治学的特点。寥寥数语，虽无法弥补听课笔记本亡佚的巨大损失，依然可以对另外三位听课人——陈寅恪夫人唐筼女士、中大历史系1954级学生高守真、1955级学生刘隆凯——的记录起到一定的补证作用。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论列，留待将来另撰专文。

《陈寅恪授史图》的拍摄时间，迄今为止，只有《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确切地标注为1957年3月8日。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再版于2013年，从时间上讲，完全可以参考、借鉴2002年所出《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及2005年所出《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的图片说明，但是，陆著修订本只是将初版本文字说明中的“《元白诗证史》”改成“‘元白诗证史”，并未增添时间要素，看来陆键东先生对于“1957年3月8日”这一上课时间似乎并不怎么认同。

据陆键东先生调查、研究，1956年1月14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央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各省市的负责人、在京的中央领导以及‘科、教、文、卫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宣告了知识分子政策已成为一项关系到新中国建设成败的重大政策。”陈寅恪所在的中山大学迅速响应，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订了多项照顾性措施，“最重要的部分，几乎全都專为陈寅恪而设”：其一，“学校为四户专家住宅修建了专用通道，陈寅恪最先得益”;其二，“《中山大学学报》专为陈寅恪等人设了一个‘特级稿费制度，每千字稿费可达二十元”，“而一般的稿费千字十二元”;其三，“学校再次向陈寅恪表达了可以为其多配备一名助手的意思”，“但没有得到陈寅恪的回应”;其四，“学校专门订了一条规定，凡是陈寅恪、姜立夫两人需要用车，随时可调学校的小汽车”。

正是在1955—1956学年，早几年“曾只为一个学生上课”的陈寅恪教授，在诸多利好条件下，“继续在家中开‘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在1955年的秋天”，高守真成为慕名选修这门课程的“三十多个同学中很普通的一个”。“若按陈寅恪晚年授课惯例，1955至1956学年他开设了‘元白诗证史一课，1957学年休息一年，则1958至1959学年应该是他又开设新课的学年。”然而，1958年的政治风暴，使得陈寅恪在无比悲愤中毅然决定“永别讲坛”，“他的教学生涯终于在这年永远停了下来”。于是，为高守真等人开设《元白诗证史》选修课，在陈寅恪三十多年教学经历中，可谓“空前”又“绝后”。

从1956年1月开始，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很美好”“也很罕有”的春天;同年6月，高守真将乃翁新作《听雨楼杂笔》转赠陈寅恪，显示出双方已经比较熟络;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正式开始。循着陆键东先生频频征引、细细演绎、层层铺垫的写作路径，隐而未发的推论呼之欲出：这张授课照应该拍摄于1956年春。

然而，中大历史系1955级学生刘隆凯及其同班同学姜伯勤的回忆，与1954级学生高守真的回忆并不一致。两相比较，《陈寅恪授史图》拍摄于1956年春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刘隆凯，男，江西高安人，1935年出生。1959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走上了中学的教学岗位”，后成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曾担任武汉市第一中学教科室主任、武汉市中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

据刘隆凯老师自述，1957年秋至1958年夏，他曾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陈寅恪先生二楼寓宅走廊课室听过“元白诗证史”选修课，并且用三个练习本做了“接近八万字”的听课记录。（Z）2003年，在姜伯勤教授的推荐下，刘隆凯老师摘选其中部分内容，以单篇论文的形式首次予以披露;～2005年，刘老师又整理、出版了全部听课记录——《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而作为这门选修课“见证者”的蔡鸿生、姜伯勤教授，分别为此书“撰写了专文”以示支持。

为慎重起见，有必要将刘隆凯先生的忆述摘录于此：

我于一九五五年秋走进中山大学所在的康乐园。历史系为新生介绍老师时，在群星闪耀的教授群中，最显出异样光亮的是这两位：家学渊源、学识惊世的盲者陈寅恪先生，中年治史、蔚然大家的聋者岑仲勉先生。……两年以后，我在进入三年级后终于如愿地选修了二老的课：陈先生的《元白诗证史》和岑先生的《隋唐史》。当时，别位先生的选修课都安排在教室里上课，只有陈先生的课是安排在他的家中授课。如今人们都很熟悉那座位于校园中心的二层小楼了，陈先生住在楼上。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临时当作教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了十来张课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

选修课开始的时间已难记确，大约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吧。那时，反右的运动大潮刚过，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上课秩序。开学后先有选报选修课、其后批准公布名单的事务过程，然后才开始上相关的选修课。选修课一周两节，一般都是连堂讲授。陈先生因健康关系，一周分上两次，一次只上一节课。我记忆当中他的课都在上午第三节，一次应该在星期三，还有一次不太记得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五，我印象中有些倾向后者。我的笔记，上学期记录了三十五次听课的内容，恰合十七周半之数。下学期记录的是三十次听课的内容，只合十五周之数。这当中除开节假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有临时政治活动的干扰，只是有关情况已无从记忆了。

选修课是结束于不该结束的时候。这种不幸并不是某一门课的，而是属于所有的课程。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热潮让校园又远离了平静。上面一个动员，全校停课下乡，投身跃进狂潮。我清楚记得，我们年级是下到东莞一个叫篁村的地方，参加双抢之类的劳动。……大约入冬以后才回到学校。上课是恢复了，原来中断的选修课却一律不再续开。所以，《元白诗证史》的中断乃是一种共有的不幸。它具体中断的时间，应当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夏天。我查看了笔记，恰好在记录《黑潭龙》的内容时，我附记了一个时间：六月二十九日。而此后的《天可度》只刚刚开了个头，整个的讲授就中断了。查看内容，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节课。因此，我可以确切判定：《元白诗证史》的讲课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划上了句号，这同时也是给陈先生的授课生涯划上了句号。

我毕业离校后，听说校园又回复了平静，系里师生一再敦请陈先生继续开课，但他始终未加首肯。此后，他住所的长走廊上，不再出现弦歌不辍的景象。亲聆过先生最后一课的我们，真正感受到的，是自身的幸运，还是学术的不幸呢？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虽为俗语，亦是真理。经过认真查对《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刘隆凯先生昔日所作听课记录的确真实可信，理应较一般性回忆更加可靠，而学长蔡鸿生、同班同学姜伯勤妙手加持，无疑增大了三册笔记本的历史含金量。因此，“陈寅恪先生平生授课的最后一次，又是最后未能终篇的一次”，应该起始于1957年秋，终止于1958年夏。而《陈寅恪授史图》的拍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957年春，极有可能正是1957年3月8日——那一天正逢星期五，越发给这一时间的确定增添了更多可靠性。

至此，蕴涵在《陈寅恪授史图》的历史信息，更加趋于完整和准确：这是一张陈寅恪先生为中山大学历史系1954级学生开设“元白诗证史”选修课的照片，上课时间是1957年3月8日，地点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先生寓宅的走廊上。

当然，历史拼图尚有残缺，遗失的最后一块仍是《陈寅恪授史图》由谁摄制。以常理推测，这幅相片的拍摄者很有可能是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拍摄、报道的主题应该和当时中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直接相关。我之所以只能“推测”而不去查閱档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陆键东先生因“擅自公布档案”而侵害L某名誉权，被对方家属告上法庭，最终败诉。此案的标本意义在于，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利用和引用档案而引发的唯一一起司法案件”。从此以后，去某校查阅相关档案，几乎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永远的“陈寅恪的学生"

《陈寅恪授史图》中身份得到确认的六名学生（蔺存方先生暂且不论），若用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张映秋教授无疑名气最大、成就最高，庄礼伦研究员紧随其后，汪廷奎副研究员也是科研机构的高级知识分子，而高守真老师、郑宗琳老师只是中学历史教员，并没有走上“专业史学研究”的道路，学术成就、社会名声确实难以相提并论。

高守真老师一生“苦寒”，倘若没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她的名字估计很难再被人提起。平心而论，即使在同班同学中，高守真也不是天资最好、潜力最大的学生，当年陈寅恪、唐筼夫妇何以对她青眼有加，陈寅恪甚至在1957年年底“向学校表达了希望高守真毕业后能留校当自己助手的愿望”，至今仍让人费解。

从已有材料来分析，陈寅恪与高家先辈有交情的说法很难成立。勉强谈得上有关联的，仅仅是这样两件平常小事：其一，20世纪初，澄海高氏家族有一位高八爷，与吴昌硕、陈衡恪（陈寅恪长兄）等书画名家往来密切，为人豪爽的高八爷，“给陈衡恪等人画画的润金就比常例要多一倍”;其二，1956年，高伯雨托女儿转送陈寅恪一本自己写的《听雨楼杂笔》，1958年，高守真毕业，“陈寅恪亲手赠予高守真两本刚再版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吩咐一本是送给高伯雨的”。

高守真何以深受陈寅恪夫妇的“喜爱与信赖”，答案或许在陆键东2013年接受采访时的自述中：

1993年，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追寻知情者上。高守真是一个快将被淹没的普通中学老师，历史系的现职教授从未有人提起过她，我只是有一次听端木正老师说过一句“陈师母唐贳很喜欢一个叫高守真的女生”，便从此追寻她的下落。费了很大力气，才获得她在广东澄海县的情况。首先和她通电话，记得首提陈寅恪，我明显感到电话那边她要把在脑海里已经封存的记忆重新“拉回来”。我印象中她没有当场答复我，而是说你第二天再打电话来。她给自己留了一个时间，以便重新返回那个世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完全不同了。一进入陈寅恪的世界，一生所感好像泉水一样汩汩而涌，才华在那一刻展现。让我最难忘的是，她只谈先生的好，其谦恭让我震惊。直到两人见面时，才知老人其实不太善言辞。再后来，少数与她中大同班的老人提起她，只说她是个普通的学生。但恰恰是在对陈寅恪老师的“谦恭”上，高守真是我在岭南地区见到的极少数人之一。

邓广铭先生一提起陈寅恪，脸上就放着光，王永兴先生基本上也是这个情形。王、邓两老是名教授，陈先生是他们的学术指路人，他们谈先生是理所当然的。老师与学生都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佳话。高守真却没有这些光环，但从她身上完全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修身带来的烙印。为什么陈氏夫妇那么喜欢她，只有一个解释最接近真实：高守真非常忠厚。陈寅恪夫妇不一定看中所谓的才华，而是在她身上可以感触到传统家风与道德习气的优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套自我认知的价值标准，在这个标准里“修身”是第一位的。我研究陈寅恪最大的收获，是在寻找先生的好友、学生的过程中，从这些前辈追忆里看到了知识分子修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半个世纪以来都被不屑一顾的。

另一个被遗忘的，是同样在中学教书的郑宗琳老师。郑先生是融水县中学的历史教师，而他的籍贯是广西平南县。融水县中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24年的“融县县立初级中学校”。1952年11月，融县分为融安与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两个县，原校名随即改为“大苗山中学”。1955年，大苗山苗族自治区改称自治县。1966年，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又改名为融水苗族自治县，“大苗山中学”遂更名为“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学”。因此，我推测，郑先生应该和他的同事谭嗣雄老师一样，虽然不是大苗山人，“大學毕业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一贫如洗的大苗山，然后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

为谭嗣雄老师写下上述这句话的，是一位网名叫做“丑丑的小丫”的中学语文老师，她在融水县中学就读时，英语老师谭嗣雄是她的班主任。学生们后来一直心怀感激、念念不忘这位“永远的谭老师”。而历史老师郑宗琳，也给包括“丑丑的小丫”在内的许多同学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

高中阶段我感觉读得最好的科目是历史，高考填志愿时，我在选专业时是没有任何犹豫的，第一是历史系，其次才是中文系（可不知为何，在录取时中文系却把我给留下了）。我的选择历史，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历史容易学。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学生，能在一个科目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毫无疑问地，只能把功劳归于我的历史老师。

我的历史老师叫郑宗琳，上我们课时已白发苍苍。听他口音不是本地人，那时我们学校还剩有一些外地来的优秀老师，他们大多知识渊博，才华横溢。郑老师年纪虽大，可脑子清醒之极，历史事件理得清清楚楚，让人感觉你只要跟着他，就可以从古代从容地走到今天。我跟他学了两年，捡到一本事，就是可以顺着历史年代清晰地记下所有历史事件。至今我都是一个对未来缺乏分析与判断能力的人，但我对曾经经历的事情有着超出普通人的记忆力，我常觉得这是“历史”带给我的影响。

郑老师身材不高，脸微圆，喜欢带副圆形眼镜，常给人菩萨般的感觉。他喜欢笑，笑起来的模样很是慈祥。记忆中他没骂过我们，那时当学生挨老师骂是很平常的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个父亲责骂自己的孩子，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对于老师的训斥我们大多可以木然接受。有次学校把我们年级全体学生召集到操场训话，也不知道到底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堪的事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个副校长立在高高的站台上，一手叉腰，一手不停地挥舞着，唾沫四溅，面部扭曲，说到最后，他大喊一声：“有种的，站出来！”惊得我们大眼瞪小眼，大气不敢出。好像当时是没有一个同学敢于站出来的，后来怎么收场我是没有印象了，不过我们都私下里认定这是一个没有风度的校长。

可是我们的郑老师是极有风度的，郑老师的温和让我们全班同学都爱戴他，即便那些考试从不及格的也如此。那时我们考试不多，有限的几次测验总让我们如临大敌，不过对历史是个例外，因为每次测验发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成长的经历，我们会很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等着郑老师拖长声调念我们的名字，我们会很从容地走到讲台上双手接过我们的试卷，然后会很坦然地把试卷平摊在书桌上，不管试卷上是怎样的一个分数。虽然我们会为试卷上的九十分而惊喜，也会为不及格而伤神，但这一切都是放在心里的，因为郑老师他总是那样微笑着，他的微笑让你感觉很安全，让你坚信“面包是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关于测验我还记得一件小事。那天发试卷了，我们还是照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等着郑老师拖长声调念我们的名字，然后一个一个很从容地领下卷子。最后一个念的是“苏红萍”，郑老师习惯把“苏”字念成“si”音，换着以往，几个调皮的男同学也会跟着他喊“si红萍”了，可那天没有，因为大家都听出老师的声调不对了，由悠长突然变得短促，而且他刚一看到苏红萍从座位上站起来，就马上快步走下讲台，亲自把卷子送到红萍手中，吓得红萍愣了好长一会儿回不过神来。后来郑老师解释说他的孙子不小心把水洒在试卷上，匆忙擦拭时把试卷给弄模糊了。他说了好几次对不起，把我们大伙儿都说得心里暖洋洋的，我看见红萍都不知所措了。后来红萍在高考中历史有超常的发挥，不知与这事是否有关系。

郑老师的微笑一直陪伴到我们高考结束，我不知道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否给他的教学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后来听说我们这一届学生是郑老师的关门弟子），但我知道不管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老师的微笑是永远不会变的。

今天我也是一个老师了，我尽心尽力地教着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我努力引领着这些文学圣殿旁的驻足者一步一步走进这座金碧辉煌的圣殿。我承认，我在乎这前行过程的美丽，但我同样也很在乎目的地的耀眼光芒。所以我常想，郑老师对经过艰辛跋涉后的终点所表现的从容淡定是我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境界，这是需要阅历，需要风度，更需要智慧的。

我仰慕我的老师！

“身材不高，脸微圆，喜欢带副圆形眼镜，常给人菩萨般的感觉”，郑宗琳老师在学生笔下的形象，让我相信他就是《陈寅恪授史图》的那位年轻的郑宗琳同学。岁月肯定会改变容颜，岁月改变不了的，是做人的谦恭、忠厚、温和，是做事的严谨、负责、从容。与学生们的感恩戴德不同，“奋进中的融水中学”似乎不知道怎样表达对于前辈教工的温情和敬意，而百年名校澄海中学似乎也早已忘却那位两度任教、名叫高守真的平凡女教师。不过，无论被怀念或者被遗忘，也无论被尊重或者被忽视，郑宗琳、高守真和他们的同学一样，永远无愧于“陈寅恪的学生”这块共同的历史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