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法典》是对民事权利的科学性整合，是对传统民事权利法律的完善与创新，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分析了《民法典》的重要地位，阐述以其为标尺的原因，分析其对依法行政的积极意义，并就以《民法典》为重要标尺开展依法行政的实施方略进行分析。

关键词 《民法典》 依法行政 民事权利 行政管理

作者简介：曾子原，江苏欣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研究方向：房屋征收及行政诉讼案件。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2.043

《民法典》以保障我国人民民事权利为宗旨，通过立法对民众权利进行多层次的平等保护，完善保护体系，体现人民利益。以其为背景和重要依据，应依法行政，依法履责，规范行使职权，明确行政行为界限，提高行政质量。《民法典》为依法行政提供助力和依据，也对行政机关提出更高要求，全面推动依法行政，促进规范行政。

一、《民法典》的重要性

《民法典》在2020年5月28日经人大会议通过，并将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与以往颁布的法律相比，《民法典》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法律中，首次以法典命名，《民法典》的颁布，意味着法典编纂立法在我国法律制定中不再是空白，是法典编纂立法的里程碑。在《民法典》中，整合和优化了传统的民事法律，对婚姻家庭、合同、继承权、物权以及人格权等作出明确规定，并说明侵权责任，其施行后，过去的相关法律（如婚姻法、物权法等）将同时废止[1]。

《民法典》相当于一部宣言书，详述了我国人民应享有的民事权利，体现了人民平等的政治理念，是对民众权利的多方面保障。《民法典》的通过，意味着在我国，民事权利保护形成了体系化，民事权利保护得到突破，进入新纪元。在此形势下，行政机关应牢记使命，严格履行职责，依法行使职权，对行政行为界限和行政活动范围产生明确清晰的认知，以《民法典》为指导，做好民事管理，保护人民的合法民事权利。

二、以《民法典》为标尺的必要性

国家三大基本法包括刑法、行政法与民法，其中，《民法典》被誉为万法之母，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对宪法中公民权利进行细化。在《民法典》中，有100余条内容事关行政法规范，在规范总数中占比约为10%。习总书记提出，想要维护民法典的权威，应在行政执法中保证执法规范，保证执法严格，进行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这就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在行政中，应促进《民法典》优质实施，并以其为基础建设法治政府，在制定行政决策时以民法典为重要标尺，在此标尺指导下实施行政管理，加强行政监督。

地方行政机关贴近人民群众，不仅负责社会管理与维护市场秩序，而且负责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对人民群众而言，依法行政是抽象概念，当民众评价依法行政时，大部分基于行政部门的行政表現，因此，行政机关应保证行政决策科学，规范行政行为，提升公信力，以《民法典》为标尺坚持依法行政，机关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应为先锋模范，自觉学法守法，尊重法律权威，并规范用法，严格执法，加强公权力的制度约束，坚定民众法治信仰，引导民众法治行为，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三、《民法典》对依法行政的标尺作用

（一）规范行政行为

在《民法典》中，存在部分条款，是以行政主体为约束对象的职责性规定，根据相关规定，部分人身权、财产权应按照法律规定体现得丧，基于此类规定，应按照法典要求，以保障民事权利人的合法民事权利为基础，履行行政职责。按照法典规定，行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应有合法依据，执行严谨程序，以市场为标准，进行合理补偿，避免损伤农民合法权益。在民事案件中，法律关系变化应以行政机关登记为依据，在登记前，应谨慎查验，保证登记正确，促进申请人顺利登记。在婚姻登记机关，应以民法典中关于结婚条件的更新修订为依据，落实修改内容，明确制度初衷，基于实际行政，特殊事件（如家暴等）进行必要干预，保护当事人权益。

（二）提供行为依据

在《民法典》中，补充了一些保护性规定，使行政行为执行时具有更充足的依据。依法行政是指行政行为应以《行政法》为依据，《民法典》对行政行为并无直接约束力，但其相关规定可对《行政法》起到细化与补充作用，促进依法行政。《民法典》对依法行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促进行政行为规范执行，为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促进依法治国。

四、以《民法典》为标尺的依法行政实施方略

（一）优化行政决策

行政行为应以《民法典》为标尺，优化行政决策。行政决策科学性与行政影响密切相关，在制定决策时，应符合民众整体利益，尊重民众权益，尊重法律权威。在行政服务中，有些是针对特定弱势群体，可保障此类群体的基本人身权益或者财产权益。以监护权为例，民政部门在行政时，应在明确监护人职责，在必要时肩负临时监护人的职责，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当其权益受到监护人侵害，且影响严重时，可起诉撤销监护人，更换符合法律要求的监护人。例如，在新冠防控期间，监护人因客观突发情况，短期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民政部门应做出决策，暂行监护，对被监护人的生活起居负责，此种行政行为符合《民法典》要求，在监护中，以被监护人的权益优先。

《民法典》明确要求，行政职权在特定情况下必须遵守形式限制，依法效力顺位，例如，在土地使用权方面，当国有建设用地该权限到期时，后期续费应依据法律规定，遵守行政法规，行政部门无权通过行政命令等形式做出决策并实施。根据《民法典》，民事主体需要承担民事和行政责任，但其财产不满足责任要求时，应以实现民事责任为优先，然后考虑行政责任。

（二）规范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也根据《民法典》中相关要求，依法行政。地方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直接影响民众生活，关系民众权益，因此，在行政实施中，应规范管理，依法行政。以征收征用为例，在行政征收时，应依法组织听证，进行科学评估，遵守征收程序，基于征收原因即公共利益目标，分析行政征收所造成的民事权利牺牲，以市场标准衡量二者的比例关系，对相关决策进行评价，分析其必要性，促进公平补偿。在农村行政管理中，流转经营性质的建设用地，以期满足建设项目用地时，或者在城市中利用存量城市盘活的形式规划建设用地时，较易因征地或征收其他财产损伤民事权益，造成民事权益丧失，行政管理中应避免此类行政行为，在公共建设时，管线等必须通过建筑物、土地的建设行为中，应以暂时使用或者局部使用为主，行政征收则违背依法行政要求。在行政管理中，必须规范行政，尊重民事权利，避免过度限制民事权利[2]。

（三）完善行政程序

体现《民法典》的法律效力，保证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应以规范的行政程序为依据，按照程序执行。行政部门应深刻认识行政程序的重要性，完善行政程序，严格执行程序。行政实体的行政行为必须有章可循，行政程序的规范性以及科学性，直接影响实体行为。在制定决策时，应以决策程序为执行要求，保证公众参与，组织专家论证，做好风险评估，确保对行政决策民众知情、参与，保证民众意见表达途径通畅，重视民众监督，防止草率决策和“一言堂”决策。以某地为例，该地某条小吃街商家招牌一月三换，其中一次招牌仅服役一天即被更换。调查其原因，是该地行政部门为美化市容，由政府出资，统一制作和更换招牌，后因民众反对意见强烈，又予以拆除。此种行政行为，影响市场经营，浪费人力物力，无实际意义。究其原因，皆因行政决策草率，未遵循行政程序，缺少民众意见调查，违背依法行政要求。在招牌设计方面，基于法无禁止，商铺拥有自主设计的权利，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合法使用招牌是其民事权利。因此，行政程序应完善，更应严格执行。

（四）体现民众权益

习总书记指示，应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依法行政，不可违法减损公民权益，损害法人权益，或者以违法手段损害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公民、法人与组织义务应与法律要求相一致。以《民法典》为重要标尺实现依法行政，应对行政许可、处罚、收费和征收等行为进行规范，依法实施行政强制，依法执行行政检查，并依据法律要求执行行政裁决，在法律规范下，增强行政能力，提升行政水平。不仅如此，还以《民法典》为依据，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对此类人员或行為，做到依法处理、严肃处理。在行政管理中，民事案件密切关系着民众权益，司法机关应公正司法，行政机关应依法行政，保证人民权益。

行政部门应以《民法典》为标尺，尊重和保护合法民事权利。保障民事主体正当享有合法权益是《民法典》的最核心宗旨。私权保障原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关于民事权利保护的相关内容，《民法典》进行专门的内容设置，基于这些规定，其他民事主体必须约束自身行为，行政机关也应受其约束，以其为标尺，明确合法性边界，避免在履行职责时发生越界行为，在此标尺规范下，行政部门不得非法侵害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在《民法典》中，还有针对行政机关制定的关于履责行为的规定，提出行政行为的执行要求。

例如，按照规定，行政征收或征用动产或不动产时，必须以适应公共利益需求为目的，在法律权限内执行，遵守法律程序，还应保证补偿公平合理。按照《民法典》要求，民众拥有合法肖像权，无论是制作、使用其肖像，还是公开其肖像，都应约束于必要范围，符合法律要求，进行依法履职。行政部门在开展行政工作中所获取的民众隐私信息等，应予以依法保密，保障民众权益。基于相关要求，在不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部门不得干预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此种要求，可防止公权力被滥用，加强制度约束，保证民众利益[3]。

五、结论

综上所述，《民法典》的通过对未来指导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行为应以其为标尺，尊重和保护《民法典》中规定的民事权利，规范行政行为，制定行政决策时应谨慎灵活，以体现民众权利为工作要点，根据《民法典》的要求依法行政，促进行政公正严明，提升公信力，优化行政管理，促进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 石佑启.论民法典时代的法治政府建设[J].学术研究，2020 （09）：1-7+177.

[2] 袁雪石.民法典对行政执法的新要求[J].中国司法，2020 （08）：37-41.

[3] 李永军.民法典编纂中的行政法因素[J].行政法学研究，2019（0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