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华 王海燕

摘要：在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已成为银行自身和监管机构亟待研究的重要背景下，使用2002-2018年中国28家商业银行数据，分析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利用单位资产能够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危机期间，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倾向于增加流动性创造，而国有银行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且银行管理能力越强则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强。可见管理能力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着重大影响，其应当成为监管机构的重要绩效指标，为监管者制定差异化干预措施提供事实依据。

关键词：管理能力;流动性创造：金融危机：银行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6-0045-12

一、引言

根据现代金融中介理论。银行在经济中发挥着两个核心作用——创造了流动性并转移了风险。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已成为监管机构和银行自身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爆发的流动性危机，到巴赛尔协议III全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引入。再到2013年6月中国银行业的“钱荒”事件。及最近的包商银行流动性危机。无一不为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管理敲响了警钟。而流动性创造则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指标之一。关于银行流动性创造，Bryant（1980）、Diamand和Dybvig（1983）的研究表明，流动性创造对现代银行业至关重要。这些理论认为，银行通过为流动性相对较低的资产提供融资，从而在资产负债表上创造流动性。此外，银行还通过贷款承诺和类似的流动性资金索赔从资产负债表外创造流动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银行的这一核心作用最近才在实证文献中得到关注。

同样。管理能力对公司产出的影响也长期被忽视。主流财务和会计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新古典主义范式。这为经理人的特质留下了有限的空间。银行业经常遇到的代理理论范式放松了新古典主义观点的严格性，但仍然认为个人或多或少是同质的。只是理性地对周围的规则和激励做出反应。通常认为在管理者同质性假设下，管理者会追求相同的目标，但这并不与实际相符。如Bam.ber等（2010）、Demeriian等（2012），认识到管理者能力差异对公司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更有管理能力的银行被发现报告了更高质量的收益并积极影响公司业绩。类似地，管理能力也已被证明对公司的披露政策、盈余质量、会计行为、报告质量、自身声誉等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二者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流动性创造是银行业绩的一个关键特征。并且已被证明与银行业绩正相关。因此，假设更有效管理的银行利用每单位资产也会创造更多流动性似乎是合理的。到目前为止，这一主张尚未在中国的理论或实证文献中进行研究。Andreou等（2016）利用美国银行业数据分析了管理能力对银行风险承担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并得出了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和创造更多的流动性.这在中小银行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中美银行业制度环境、经营模式、资产负债表科目等方面存在差异，Andreou等（2016）的研究结论在中国并不适用。但为我们研究中国银行业的管理能力与流动性创造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笔者结合中国的金融制度与实际情况，研究了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银行自身来说，管理能力强的银行倾向于利用流动性创造表现出更好的业绩。同时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对监管机构而言，它可以为监管资源分配和资金支持的决策提供信息，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管理能力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着重大影响，可以预见。管理能力应当成为监管机构的重要绩效指标，区分更强或更弱管理能力的银行可以使监管机构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

本文重点研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管理能力的提升会增加还是减少流动性创造？及在不同属性银行间是否存在差异？第二。金融危机时期。这种影响又会表现出何种特征？第三，银行在创造流动性的同时，其风险承担意愿又如何？比如银行在创造更多流动性的同时，是否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银行如何权衡风险与业绩？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利用2002-2018年中国28家商业银行数据系统探讨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关系。首先，An.dreou等（2016）、Berger和Bouwman（2009）的研究表明，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和小型银行在创造流动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根据我国银行业属性，将样本银行划分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分别进行回归。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银行流动性创造总量除以总资产作为衡量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指标。因为正如Berger和Bouwman（2009）所指出的那样，有必要使流动性指标在银行间具有意义和可比性。同时避免给规模最大的机构过多的权重。其次，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危机时期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危机时期二者的关系或许更有实践内涵。因为政策制定者可根据管理能力的强弱进行资金分配决策。因此，笔者也重点汇报了危机时期不同属性银行的管理能力对流动性创造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管理能力的测度及对公司产出的重要性

在管理能力测度方面，长期以来，管理能力作为一种潜在的概念。在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概念。以往文献的焦点主要有：第一，CEO固定效应;第二，关于CEO的新闻可见度;第三，用企业的业绩或绩效做代理。构建CEO固定效应需要对公司和管理者进行长期观察.且要以管理者变更前后作对比来衡量管理能力。在样本期间，研究对象必须有至少一次的管理者更换。这导致所需数据的可用性非常有限，而且對大公司有利。媒体的曝光度也是如此，它们很有可能对大型上市公司抱有极大的偏见。此外，仅关注CEO的能力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Hambrick（2007）所指出的那样，推动公司业绩增长的很可能是整个最高管理层的行为。而不仅仅是CEO的能力。还有一些文献以公司效率或盈利能力作为管理能力的代理。然而，很明显，这些代理都不太可能精确，因为公司效率或盈利能力包含的可能不是管理层的影响。而是公司本身的影响。例如公司在最佳规模下运作的能力、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治理体系、由于规模而产生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因此，迄今为止，管理能力的主流研究在广度和准确性方面一直受到阻碍。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能力衡量标准，能够可靠地将其与其他因素区分开来，并为大量的公司所采用。

Demerjian等（2012）将管理能力定义为管理者利用资源创造收入的效率。他们构建了一个广泛而有效的管理能力度量标准。可用相对简单的数据需求来获得。为了获得公司成功的广泛衡量标准，Demerjian等转向了公司绩效的相对指标—效率，这一概念也被称为x效率。x效率量化了银行相对于市场活跃机构所跨越边界的表现。这些机构共同定义了银行的技术，即有效的前沿，以完全有效方式运作的银行将发现自己处于边缘，而效率低下的银行将陷入困境。这一概念及其伴随的参数化方法，尤其是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在文献中引起了极大关注，因为它们可以深入了解效率的决定因素。

在企业管理的影响方面。高层管理团队是企业运营的核心力量，掌控企业战略决策。而以往许多研究都假定管理者是同质的。只能理性地对周围的规则和激励做出反应。然而，随着对管理能力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管理者同质性假定并不与实际相符。实际决策环境的复杂性需要高层管理团队具有某种特质。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时。不同能力的高层管理者会对公司面临的决策环境做出不同的研判，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选择，这无疑会影响公司的产出。Hambrick（2007）的高阶梯队理论总结了一种理论方法，它将管理因素在驱动企业成功普遍存在的原因给予形式化。该理论预测。实际决策环境的复杂性需要高层管理团队的特殊重要性。因此。越来越多的文献试图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特殊重要性对公司产出的影响。如Leverty和Grace（2012）发现管理能力在影响公司业绩方面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类似地。管理能力也已被证明对公司的披露政策、盈余质量、报告质量、自身声誉等产生影响。如吴育辉等（2017）研究得出，管理层能力与企业信用评级显著正相关，并且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影响评级机构对管理层能力的判断。因此，我们发现，最近的文献已经显示出管理层特殊性对于公司政策和绩效的影响。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得到了大量公司的认可。

（二）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相关研究

流动性创造是银行在经济中的两个主要作用之一，是银行将更多流动性负债转化为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将许多单位小额存款转换为较少的较大单位贷款的能力。创造能力的大小反映在所创造的流动性总量中。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讲，银行在使用短期负债为长期资产提供资金时便会产生流动性。例如活期存款用于资助商业和工业贷款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人可以轻松即时地获得资金，而公司则可以在合同规定的较长时间内获得流动性。目前关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创造。关于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研究又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研究集中于探究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如邓向荣和张嘉明（2018）将银行流动性创造纳入DLM模型，刻画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介效应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第二类研究则致力于探寻货币政策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如吕思聪（2018）在商业银行利润函数中引入惩罚函数，分析外部监管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带来存款分流的金融环境下，资本监管和存贷比监管压力迫使中国商业银行规避监管减少信贷投放，流动性创造能力下降。

2.经济增长与流动性创造。关于经济增长与流动性创造二者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得出了银行进行流动性创造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如Ber.ger和Bouwman（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流动性创造有利于真正的经济产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Fidrmuc等（2015）以俄罗斯银行业为例。验证了在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中银行流动性创造是否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研究结果显示，银行流动性创造显著地促进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这种积极影响依然存在。宋琴等（2019）运用我国2011-2016年16家商业银行年度面板数据研究了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总量和表内流动性创造均对我国实体经济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银行资本结构与流动性创造。关于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假说：“金融脆弱挤出效应”和“风险吸收效应”。以Diamond和Raian（2001）为代表的“金融脆弱挤出效应”认为，银行资本越低，则资本结构越脆弱，这会促使银行开展更多的信贷业务，创造更多的流动性。以Bhattacharva和Thakor（1993）为代表的“风险吸收效应”认为，较高的银行资本提高了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从而提高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以“金融脆弱挤出效应”和“风险吸收效应”两种假说为基础。何青青等（2015）基于2006-2013年中国43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流动性创造总体上呈显著负相关。并表现出“金融脆弱挤出效应”。周爱民和陈远（2013）利用中国151家商业银行2007-2011年资产负债表数据，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其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银行“风险吸收效应”更为显著，区域性银行和外资银行“金融脆弱擠出效应”更加显著。

（三）假设提出

上述研究表明。更有能力的管理者倾向于经营更成功的公司。同样，由更有能力的高层管理团队管理的银行也有望表现出卓越的业绩。银行业绩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创造流动性。因此假设更有效管理的银行也会创造更多流动性似乎是合理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假设并不要求假定高层管理者明确地以创造流动性为目标。它只是依赖于更有能力的管理者做出更好的资金和分配选择。到目前为止。这一主张尚未在中国的理论或实证文献中进行研究。由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H1：管理能力一流动性假设。管理能力更强（更弱）的银行利用每单位资产能够创造更多（更少）的流动性。

除了研究整个时期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外，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危机时期管理能力与流动性创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金融危机时期.就管理能力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形成一个合理预期并不容易。一方面，Berger和Bouwman（2009，2013）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在危机期间和危机后资本充足且扩大流动性创造市场份额的银行能够在价值创造方面受益。这表明管理者有动力在危机期间增加流动性创造。以利用后续的价值收益。另一方面，Bebchuk和Goldstein（2011）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具体地说，在一个向工业企业提供贷款成功与否取决于银行放贷总量的经济体中，银行在经济受到负面冲击（如金融危机）后减少中介活动可能在个体上是理性的。也即减少中介活动是银行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每家银行都期望其他银行也会减少其中介活动，因此工业企业的贷款失败率就会很高。这也意味着管理者有动力在金融危机期间减少流动性创造。基于上述文献中相反的观点。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包括两个命题。

H2a：管理能力一流动性扩张假设。在危机时期，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倾向于增加单位资产的流动性创造。

H2b：管理能力一流动性收缩假设。在危机时期，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倾向于减少单位资产的流动性创造。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笔者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筛选出2002-2018年中国28家商业银行样本的季度数据.共1 170个观测值，包括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8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5家城市商业银行。宏观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银行流动性创造。Berger和Bouwman（2009）提出的较全面综合测度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方法，被称为CAT-FAT法。该方法根据变现能力、交易成本和到期时间，把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完整的内部结构以及表外业务，划分为流动性、半流动性和非流动性三类，测度出来的银行流动性创造是所有表内和表外项目的加权总和，其权重视每个项目的流动性而定。当银行将非流动性资产转化为流动性负债时。流动性被创造出来，因此非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负债都被赋予正的权重。类似地，当银行将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非流动性的负债或所有者权益时，流动性资产、非流动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被赋予负的权重。表外活动权重分配与类似的表内活动权重分配一致。我们参考Berger和Bouwman（2009）的CAT-FAT流动性创造衡量方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具体分三步构建流动性创造指标。第一步，划分业务活动。根据变现的难易程度、交易成本和到期时间，将银行的所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表外业务划分为三类：流动性（liq-uid）、半流动性（semiliquid）和非流动性（illiquid）。第二步，分配权重。对第一步中的各类项目进行赋权：非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和非流动性表外业务赋予权重1/2，半流动性的项目赋予权重0，流动性资产、非流动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流动性表外业务赋予权重-1/2（见表1）。第三步，加权求和。根据前两步的结果进行加权求和。从而构造银行流动性创造衡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銀行流动性创造=1/2x∑（非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非流动性表外业务）+0x∑（半流动性资产+半流动性负债+半流动性表外业务）-1/2×∑（流动性资产+非流动性负债+流动性表外业务）

笔者按照上述分析思路对样本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水平进行测算。考虑到金融结构与金融制度的特殊性，借鉴李明辉等（2014）、邓向荣和张嘉明（2018）等的做法对银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表外项目进行分类、赋权。使之更加符合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特征。

2.核心解释变量为管理能力。Demerjian等（2012）提出了DEA-Tobit两阶段管理能力测度方法。具体做法是，先使用DEA计算公司收入效率，再通过Tobit回归剔除公司的特定固定效应因素，回归得到的残差即为管理能力。借鉴Andreou等（2016）、Demerjian等（2012）的研究，笔者对管理能力测量的估算方法分两步，第一步是利用SFA计算银行利润效率。Demeriian等（2012）使用DEA计算企业层面的收入效率，而我们更倾向于使用SFA，因为DEA具有确定性的缺点，即在输入、输出和价格变量的测量中无法容纳噪声。SFA不要求观测数据没有错误.然而，它假定了一种函数形式，这种函数形式是生产过程的基础。银行业的许多研究表明。常用的参数化方法可以很好地捕捉银行利润效率如（Translog）。因此，我们将使用这种方法进行银行利润效率估算。与此同时，我们也使用DEA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第二步是剔除任何不能归因于管理能力的银行特定影响因素.这是通过对一组银行个体特征进行效率得分的Tobit回归来实现的。具体而言，假设银行总利润水平可以描述为：

银行效率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投入与产出变量的选择。虽然众多文献对效率进行测度，然而，令人遗感的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银行投入与产出变量的选取达成一致看法。笔者借鉴毛洪涛等（2013）的研究，选取了三种投入变量：资金成本（w1）、劳动力成本（w2）和权益（z）。其中，资金成本由总利息支出除以总生息资产来表示，劳动力成本由应付职工薪酬除以总资产来表示，权益由银行年末所有者权益总额来表示。三种产出变量包括存款总额（Y1）、贷款总额（Y2）和其他收益资产（Y3）。其中，其他收益资产由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贵金属、存放同业款项、买人返售金融资产及各种投资等组成。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干扰，笔者运用Winsor对所用数据进行了1%分位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要使用SFA估算银行利润效率，必须指定代表生产技术的生产函数，参考Andreou等（2016）的研究，笔者选择采用Translog函数形式来估算我国银行业的利润效率。考虑到银行业不同类型银行的规模存在巨大差异，笔者利用总资产（TA）对总利润和权益等产出变量进行标准化，以控制规模偏差。同时，选择一种投入要素的价格（本文选择资金成本）对总利润和其他要素价格进行标准化，并在要素价格上施加线性齐次性约束。具体利润前沿函数为：

3.控制变量。笔者借鉴李明辉等（2014）、An-dreou等（2016）、Berger和Bouwman（2009）、邓向荣和张嘉明（2018）的研究，引入如下类别控制变量：一是银行特征变量：二是银行市场特征变量;三是宏观经济变量。银行特征变量包括：（1）资产规模（SIZE），采用银行资产规模的对数值来表示。银行规模越大，一方面其业务能力越强，流动性创造能力越大;另一方面，其风险承担意愿更低，因此流动性创造可能越小。（2）股本资产比（EA），采用股本/总资产来表示。股本资产比越高，银行流动性创造就越大。（3）资产回报率（ROA），由息税前收益/总资产计算而得。较高的资产回报率可以激励银行进行更加激进的错配行为。从而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因此资产回报率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符号可能为正。（4）银行是否上市（LIST），一般来说，上市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比非上市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更多，因此预期符号为正。银行市场特征变量包括：（1）银行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BKHHl），以给定市场的银行存款为权重。加权Herfindahl-Hir-schmann指数计算而得。银行集中度越高，则流动性创造就越多，预期符号为正。（2）存款市场份额（BKDEPOSIT），由各银行存款总额/给定市场银行存款总额来表示。存款市场份额越高，一方面流动性创造可能越多;另一方面当存款不能转化为贷款时，流动性创造可能越少。因此符号不定。宏观经济变量是以控制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具体变量包括：（1）国内生产总值（GDP），采用GDP的对数值来表示。经济周期的繁荣和衰退会直接影响金融中介吸纳存款投放贷款进而对流动性创造产生影响。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银行流动性错配行为更为激进。因此。银行倾向于增加流动性创造。反之亦然。（2）通货膨胀率（CPI），采用（当年CPI-上年CPI）/上年CPI来表示。通货膨胀率越高，为了抑制物价上涨，给经济降温，银行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预期符号为负。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我们观察到管理能力的测量值随样本银行的大小而减少。城市银行在三个子样本中显示出了最大的平均管理能力，股份制银行次之，国有银行最小。这与Andreou等（2016）、Berger和Bou-wman（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其次，在流动性创造方面，全样本流动性创造/总资产的值为0.025 0。子样本中股份制银行流动性创造/总资产的值最高，为0.061 6，然后是国有商业银行，为0.043 5。城市银行的值最小。为-0.022 9。这可能是因为城市银行服务群体较窄，仅局限于本区域。所以流动性创造能力最小。而国有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小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是因为国有银行放贷门槛较高，对贷款者资质要求较为严格，通过贷款途径创造出来的流动性就较少.使得国有银行整体流动性创造能力表现出较低水平。而且国有银行也表现出了最大的资产规模、股本资产比、存款市场份额及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与我们的预期相符。最后.股份制銀行表现出了最大的资产回报率0.242 6，大于国有银行的0.198 6和城市银行的0.198 4，这表明股份制银行在资产利用效率方面是最高的。

（二）基准模型的估计

笔者使用我国商业银行属性分层的银行级数据研究流动性创造。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按其属性可分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银行。国有银行规模最大，但数量最少;股份制银行次之;城市银行规模最小，但数量最多。由于规模差异会表现为流动性创造差异，因此我们把总样本按照我国商业银行属性进行分层，在对总样本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分别对每个子样本进行回归。为了验证管理能力一流动性假设（H1），我们构造如下回归方程：

表4报告了基于子样本和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城市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国有银行，滞后一期的管理能力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了正向影响。这表明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利用每单位资产能够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反之亦然。从而验证了假设H1的成立，与我们的预期相符，亦与Andreou等（2016）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控制变量方面。股本资产比对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城市银行的影响并不显著且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大部分为上市银行。城市银行大多为非上市银行，股本资产比越高，则创造的流动性就越多。这也意味着银行资本化在流动性创造中具有关键的作用。银行资产规模对国有银行和城市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国有银行来说，银行资产规模越大越好，资产规模越大。内部机制就越健全，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在尽可能扩大贷款占领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引起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提升。资产回报率对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银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其流动性创造也就越多。此外，与不上市的城市银行相比，上市的城市银行能够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各银行存款市场份额越多，则流动性创造水平就越低。这是因为各银行存款市场份额越多。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迅速将其转化为贷款，则会极大地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因此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

就宏观经济环境而言。GDP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系数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具有顺周期性。而国有银行的系数为负。在流动性创造上具有逆周期性。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国有银行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或负面冲击时承担了更多的流动性创造。CPI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通货膨胀更高时。银行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反之亦然。总体而言，各控制变量与我们的预期相符。

（三）金融危机时期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为了验证管理能力一流动性扩张假设（H2a）和管理能力一流动性收缩假设（H2b），我们构造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CATFATi和TAi，的含义与（4）式相同;δ代表金融危机虚拟变量，金融危机时期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0。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金融危机的时间设定为2007Q3-2008Q4。全球金融危机2007年初最先发生在美国，随之蔓延到各大经济体，因此我们把危机初始时间设定为2007年第三季度。由于我国政府在2008年底实施了“四万亿计划”以刺激经济，为了使银行流动性创造不受“四万亿计划”的影响，我们将危机结束时期设定为2008年第四季度。其他变量的含义如（4）式。由于金融危机对银行中介的破坏性影响，我们预期危机指标变量（δc）的系数显著且为负值。管理能力与金融危机交互项（MAit×δc）的系数我们并不能确定，但这种交互项能够使我们很好地将假设H2a和H2b区分开来。

表5给出了考虑金融危机期间管理能力對银行流动性创造影响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可知。对于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来说，金融危机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对于国有银行来说，金融危机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国有银行。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有银行凭借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国家信用做担保，故而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较小，导致金融危机对国有银行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金融危机下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在危机期间，我们发现，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管理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国有银行管理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对于管理能力更强的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而言，在金融危机期间倾向于增加流动性创造。这与Berger和Bouwman（2013）及管理能力一流动性扩张假说（H2a）相一致。而国有银行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这与Bebchuk和Goldstein（2011）及管理能力一流动性收缩假说（H2b）相一致。

基于上述结论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管理能力在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或许更为受到重视，因为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风险较为敏感，这就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各种突发的不利冲击，无形中对高级管理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其次，虽然国有银行以其自身独有的优势和更高的薪酬来吸引更有能力的管理者，但基于风险管控的需要，收缩流动性或许是国有银行在危机时期的最佳选择。再次，城市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激励、资金限制和监管审查，这可能迫使更有管理能力的银行经理以不同于国有大型银行的管理方式来处理外部冲击。最后，以贷款为主要途径的银行流动性创造会使危机期间增加流动性创造的银行在危机后受益。危机期间。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倾向于增加贷款，以便利用后续的价值收益。而且，根据回归结果，国有银行更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国有银行背后的国家隐性信用担保使社会公众从未担心其破产，其流动性创造并非基于自身盈利需求。再加上国有银行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意义，使得流动性创造受到被动管理，这样国有银行贷款的市场份额也会减少。当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发现国有银行这一行为时。会不断增加自身的流动性以抢占国有银行原有的市场份额和开拓新市场。因此，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危机间更加倾向于增加流动性创造，而国有银行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

（四）内生性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回归模型中存在银行规模、股本资产比、资产回报率、是否上市等银行特征变量，因此。不可避免地使回归分析中可能出现内生性来源。这些变量不但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水平，也同时影响银行本身的管理能力。为了克服这一潜在的内生性来源，借鉴Andreou等（2016）提出的识别策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识别：一是去掉上述银行特征变量，重新对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进行回归：二是对所用自变量取三期滞后移动平均值。上述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如表6、表7所示。从结果中我们发现，与表4、表5相比，表6、表7中相关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及符号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五）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基于Berger和Bouwman（2009）的CAT—NONFAT法和Deep和Schaefer（2004）的流动性转换缺口两种方法重新对银行流动性创造进行测算。得到新的银行流动性创造指标LCl和LC2。第一，与Berger和Bouwman（2009）的CAT-FAT法相比。CAT-NONFAT法仅涵盖表内项目，而不包含表外项目。邓向荣和张嘉明（2018）研究得出。近20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创造以表内流动性创造为主。基于此，这里我们仅考虑表内流动性创造，表外流动性创造排除在外。第二，Deep和Schaefer（2004）提出的流动性转换缺口也不失为构建流动性创造指标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相对指标，定义为：（流动性负债一流动性资产）/总资产。由于该指标没有完整考虑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内部结构。也未考虑表外业务。因此该指标并没有被广泛应用。尽管我们已经注意到Deep和Schaefer（2004）所构造的流动性创造指标比Berger和Bouwman（2009）更粗略，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基于此。笔者也使用Deep和Schaefer（2004）所构造的流动性创造指标测度方法对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不管是CAT-NONFAT法还是流动性转换缺口。其估计结果都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相吻合，证实了我们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虽然Demerjian等（2012）证明了管理能力测量的有效性，但还有其他可能的参数化方法，每种参数化方法都有自己特定的优势和劣势。因此，效率得分可以从诸如DEA或SFA的不同方法来获得。尽管DEA假设数据是在不存在噪声的情况下观察的。但SFA需要假设利润函数的已知函数形式及误差项的分布。如果利润函数已知形式设定有偏或误差项分布未知的情况下，我们仍使用SFA进行测算，那么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就大大降低，甚至是错误的。由此，我们改变原始的SFA-Tobit两步法。采用DEA-Tobit两步法并使用原始数据重新对管理能力进行测度。然后使用测度出来的管理能力对流动性创造进行回归。以检验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结果发现。DEA-Tobit两步法测度出来的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与SFA-Tobit两步法测度出来的估计结果相一致。

五、扩展性讨论：银行如何取舍风险与业绩

流动性创造是银行业绩的一个关键特征。An.dreou等（2016）的研究表明，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能够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和承担更多的风险。与此同时，流动性创造也与银行风险承担密切相关。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过程也是风险承担的过程。尽管流动性创造的量并不总是与其累积的风险量同步，但这种风险伴随的过程意味着银行所持有的贷款组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映了银行管理者在风险与业绩之间的权衡。换句话说，银行管理者在利润最大化和风险偏好之间进行平衡。为此，他们根据现有资产和负债的风险一业绩特征，通过选择最佳的资金来源和相应的资金分配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过程决定了所创造的流動性总量和风险量。那么。根据上述研究。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在创造更多流动性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银行会承担更多的风险？银行如何权衡风险与业绩？危机时期，遵循Berger和Bouwman（2009）的研究思路，更有管理能力的银行是否会通过减少流动性创造来积极应对这种不利冲击？还是更有管理能力的银行事先对自身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可靠评估，继续为经济提供有价值的风险转化服务？为探究上述这些问题。笔者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BANKRISKi.表示银行i在t时期的风险承担，本文使用z得分值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Z-score=（ROE+资本资产比）/σ（ROE）;其他变量的含义如式（4）（5）。表8给出了回归模型（6）（7）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城市银行而言，滞后一期的管理能力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对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产生了负向影响。这表明管理能力更强的城市银行在创造更多流动性的同时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而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与之相反。危机期间，无论是城市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管理能力越强则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强。这表明更有管理能力的银行会事先对自身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可靠评估，继续为经济提供有价值的风险转化服务。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流动性创造是银行业绩的一个关键特征。而管理能力又决定着流动性创造的规模。从管理能力视角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因为它可以为银行管理者是扩张业务还是收缩业务提供决策依据。基于此，笔者使用2002-2018年中国28家商业银行数据，分析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城市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国有银行，滞后一期的管理能力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利用每单位资产能够创造更多的流动性。（2）在危机期间，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管理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国有银行管理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对于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而言，在金融危机期间倾向于增加流动性创造，而国有银行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3）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银行在创造更多流动性的同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而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与之相反。危机期间。不管是城市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国有银行，管理能力越强则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强。

笔者主要从商业银行的整个管理层能力视角研究了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关系。摆脱了已有研究仅使用CEO能力或用企业业绩、绩效作为代理的缺陷，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1）对于银行自身来说，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倾向于利用流动性创造表现出更好的业绩，同时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这种影响无论是对国有银行来说。还是对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来说都成立。根据回归结果（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管理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国有银行管理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危机期间城市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可能面临着非常不同的激励、资金限制和监管审查，这可能迫使更有管理能力的银行经理以不同于国有大型银行的管理者来处理外部冲击。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倾向于增加流动性，以便利用后续的价值收益，而国有银行基于风险管控的需要减少流动性创造或许是自身的最佳选择。（2）对监管机构来说，它可以为监管资源分配和资金支持的决策提供信息。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因为管理能力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着重大影响，可以预见。管理能力应当成为监管机构的重要绩效指标。区分更强或更弱管理能力的银行可以使监管机构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如遇到负面的经济冲击时。政策制定者可根据管理能力的强弱进行资金分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