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璐

(郑州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0 引言

1959年,Westley和Barrow发表了一篇关于新闻搜寻标准的研究论文,信息搜寻一词被首次提及,其用于表示信息获取的手段[1],拉开了国外学者对“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序幕。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90年,黄黎光指出当所需信息的价值与搜寻难度在某一特定组合时,信息搜寻行为就会发生[2]。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疑拓宽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计算机以及图书情报等领域的学者对“信息搜寻行为”的探讨逐渐加深,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孙颖利用文献计量法已对国内信息搜寻行为研究进行过反思性分析[3],但未有学者系统探讨过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现状。因此,笔者对近二十年来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期全面展现国外已有研究成果,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笔者使用的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具体选用的数据库为SCI-EXPANDED和SSCI,检索时间为2019年8月。数据的检索式为题名=(information seek* behavior OR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时间跨度为2000-2019年。为保证文献质量以及数据格式一致,删除了书评、期刊评论、新闻报道等文献类型,只对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分析。本次研究旨在了解国外学者在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的研究状况,因此,删除了发文地域为中国的文献。人工去除掉关联性较低的文章后,共得到有效文献480篇。笔者选择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作为工具进行相关分析,该软件由美国陈超美教授研发,因其良好的可视化效果而被广泛应用于文献计量分析[4]。本文选择的主要分析节点包括地域、机构、作者、被引文献和关键词。

2 统计结果分析

2.1 发文地域分析

笔者将网络节点类型设置为Country,得到图1所示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领域发文地域的聚类图谱,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个节点的大小代表该国家或地区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少[5]。表1则对发表文章频次大于10的国家的相关信息进行了统计。首先,图1和表1显示,最大的聚类中心是美国,在2000-2019年间,美国一共发表了184篇与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的文献。英国以46篇发文数形成另一个聚类中心,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分别以发文频次19、18和17形成三个聚类中心。其次,中介中心性是判断某文献重要程度的指标。我们发现,美国的中介中心性处于第一的位置,可见美国对“信息搜寻行为”这一主题的研究很深入,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对比澳大利亚与英国,虽然澳大利亚在信息搜寻行为方面的研究远晚于英国,发表的文章数量少于英国,但是其中介中心性与英国齐平,这说明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表文章的影响力逐渐凸显。最后,Citespace图谱中各节点间的连线越多则表示彼此间的合作越紧密。图1显示,虽然信息搜寻行为研究领域中孤立的国家节点比较少,但不同国家间的合作总体比较分散,还未形成良好的合作网络。

Fig.1 Publishing regional map

表1 发文地域统计表

2.2 发文机构分析

对发文机构的统计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某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以便对该机构的相关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将网络节点类型设置为Institution可得到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发文机构分布图谱,将图谱中的信息整理后得到表2。由表2可知,伦敦大学的发文量领先于其他机构,佛罗里达大学、麦吉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次之。在发文数量前10的机构中,美国占6所、澳大利亚占2所,英国占2所,这与国家区域分布图中国家在“信息搜寻行为”主题下不同国家的影响力大小的结果大体相符,美国是“信息搜寻行为”主题研究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其中佛罗里达大学是其中最活跃的机构。表2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发文量前十的机构都是高等院校,说明高校是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重要场所,高校师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2.3 发文作者分析

表2 发文机构统计表

表3 发文作者信息统计表

2.4 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率高低可以直观地揭示某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和普通文献。表4是根据被引频次降序排列的前10篇文献。这10篇文献的内容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2.4.1 信息搜寻行为理论

D. Case主编的三个版本的LookingforInformation:ASurveyofResearchonInformationSeeking,NeedsandBehavior[12-14]回顾了50多年来信息搜寻领域的研究,对信息感知、信息回避、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信息行为模型等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是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的重要文献。在Avoidingversusseeking:Therelationshipofinformationseekingtoavoidance,blunting,coping,dissonance,andrelatedconcepts?[15]一文中,D. Case认为,如果对信息的过度关注会产生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人们则会自动回避此类信息,同时探讨了与信息回避相关的理论。S.Lambert撰写的Healthinformationseekingbehavior[16]一文对1982年至2006年国外有关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总结了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概念、特征等。

2.4.2 信息搜寻行为模型

T. Wilson的Modelsininformationbehaviourresearch[17]一文通过对D.Ellis和C. Kuhlthau等学者的信息行为模型进行述评,T.Wilson提出了一种面向问题解决的信息搜寻行为综合模型,他利用跨学科的方法探讨了信息行为干扰变量的内在机制。

2.4.3 信息搜寻行为途径

J. Andrews[18]对家庭医生、全职医生、护士和医生助理的信息搜寻行为进行横向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更愿意通过病人档案、求助同事、查阅书籍等途径获取纸质信息资源而非网络资源;S. Fox[19]的HLTH ONLINE 2013报告则指出,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会选择通过网络查询自己的健康信息。

2.4.4 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A. Anker[20]对129篇关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文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观认知和客观环境均会对用户的行为产生影响;D. Mayer[21]指出,年龄、收入、性别以及是否定期体检等因素对癌症幸存者是否积极地进行健康信息搜寻产生影响。

从总体上看,上述10篇文献注重于信息搜寻行为的理论阐述、模型设计、途径、影响因素等方面,构成了近20年来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知识基础。

表4 被引文献统计表

2.5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某文献的研究内容,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了解某研究领域某段时间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软件,勾选Keyword运行后可见图2所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显然,除去搜索规则中用到的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之外,其他高频关键词如“model”“pattern”是对信息搜寻行为模型的研究,“user”“student”“scientist”“women”反映信息搜寻行为的主体,“need”“communication”反映信息搜寻行为的动机,“internet”“web”“library”反映信息搜寻行为的途径,“knowledge”“literacy”反映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而且,“care”“breast cancer”“health information”等出现的频次较多,说明国外学者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关注度较高。

表5显示,“internet”是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意味着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因特网已经成为人们查找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图2显示,“internet”周围分布有“information retrieval”“cancer”“health information”等词,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网络检索信息。其中,由于癌症患者在治愈疾病过程中,会更加关注健康信息,因此他们会通过网络获取相关信息[22]。“need”一词的出现频率为79,未满足的信息需求是信息搜寻的动机,结合图2可以看出,分布在“need”周围的词语主要为“context”和“scientist”,国外学者通常将“contex”作为背景、影响因素或意义的载体来理解[23],用户信息行为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相应改变,其中,任务情境对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逐渐引起关注。“scientist”指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各类研究人员或者从业人员,不仅包括具有一定成就的研究人员,还包括就职于研发中心做实验的人,倾向于科研人员之义。科研人员通常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运用专业知识和搜寻技能不断查找,筛选,从而确定所需科研信息。但是,由于科研群体特征、研究领域成熟度、各领域依赖的信息资源类型的不同导致科研人员的信息搜寻行为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出现频率第三位的关键词是“model”,这说明随着用户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其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研究者正致力于对已有模型进行修正。

Fig.2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表5 关键词词频统计表

2.6 研究演进路径分析

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示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热点变化,探讨该领域的研究演进路径,笔者使用Citespace软件,以Keyword为分析节点,每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制作出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谱。

由图3可知,近二十年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研究热点不尽相同。第一阶段为2000-2007年,该时区的关键词分布密集,类型多样,是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全面扩张阶段,理论和实证研究并重。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信息搜寻行为,如: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特征、线上和线下两种信息搜寻行为途径对比、信息搜寻与用户决策间的关系、数字鸿沟对用户搜寻信息的影响效应等。其中,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受到高度重视。第二阶段为2008-2015年,该时区关键词的密度减小,是重点推进实证研究阶段。关键词中首次出现深度日志分析法、焦点小组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开发出诸多信息搜寻量表,更加注重揭示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内在规律性。此阶段的研究对象聚焦于青少年、老年人和社区群体,搜寻焦虑和道德伦理问题开始凸显,利用技术手段增强系统的易用性是促进用户搜寻信息的重要方式。第三阶段为2016-2019年,该阶段的关键词密度与第二阶段类似,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从用户主观意愿角度进行,社交媒体成为用户搜寻信息的途径之一,感知信任和信息意识成为研究热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仍旧是重要研究内容。

Fig.3 Keyword distribution time zone map

3 统计结果总结

借助信息计量工具Citespace和WOS数据库,从发文地域、发文机构、发文作者、被引文献、研究热点、研究演进路径角度对国外近二十年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后,我们有如下几点认识。

3.1 发文地域

美国是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发文量远超过其他国家,引领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英国和澳大利亚居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其中澳大利亚作为后起之秀,在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我国学者可重点关注这三个国家的研究动向,从中得出有益启示,促进国内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从国家间的合作来看,该领域总体合作比较分散,合作力度也不够,这可能与文化传统、语言障碍和学术交流活动过少有关。未来各国应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认同和宽容,我国学者也应尽力创造条件(如努力掌握1～2门外语、争取科研项目和经费等),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促进形成良好的国际学术合作网络。

3.2 发文机构和发文作者

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的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但是该领域的作者比较分散,突发性学者占很大比重。同时,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占总发文数量的比重相对较少,表明国外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的研究还不够集中,未能形成规模效应。国内信息搜寻行为研究领域同样面临核心作者发文数量少,研究分散薄弱状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21个研究机构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学术壁垒问题[24]。国家似应采取学术激励措施,在人财物上向有关高校和作者倾斜,促使研究实力雄厚的高校和学者强者恒强,发挥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其他机构和学者投入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的研究。

3.3 被引文献

被引频率最高的文献主题涉及信息搜寻行为基础理论、模型、途径以及影响因素四个方面,这说明上述主题对国外学者的吸引力较大,投身于这些领域的学者较多,这也反映了信息搜寻行为领域的研究重点。但是,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中被引频率最高的文献主题未涉及基础理论研究,说明我国信息搜寻行为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坚实的理论支撑必不可少,我国学者除了在信息搜寻行为模型、途径、影响因素三个主题领域辛勤耕耘,努力提高自己成果的被引率和知名度之外,更应致力于弥补信息搜寻行为理论研究空白。相对于提高成果的被引率,生产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推动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发展更值得学者去追求。

3.4 关键词共现

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的主体覆盖面较广,涉及青少年、老年人、科研工作者等群体。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对个人健康信息的关注,癌症患者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逐渐增加。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同样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但我国并未从病种角度出发,研究不同患者的信息行为,未来的研究可从该角度出发,着眼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社会功能,讨论如何构建具有高可信度的健康信息服务体系。与此同时,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仍是研究热点,这表明当前仍缺乏相对成熟的描述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理论模型、框架或体系,事实上目前大多数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侧重于线性思维,且局限于特定的角色或学科。未来的研究应基于已有的信息搜寻行为模型,考虑现实信息搜寻行为发生中信息需求与待处理问题之间的实时变动性,与其他学科理论相结合,构建更为灵活的模型。

3.5 关键词时区分布

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经历了从全面扩张到注重实证的演进过程,研究对象从单个行为主体转向团队群体,研究内容不断全面化、精细化和实用化。当前研究基于用户主观认知视角展开,社交媒体,信息意识和感知信任成为研究前沿。我国信息搜寻行为研究起步时间晚于国外,正处于广泛扩张阶段,研究主题多样,在总结用户信息搜寻行为规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我国学者对信息搜寻的动态化特征把握不足,较少有文章分析用户信息搜寻过程中的障碍和搜寻信息后的满意度,未来研究应基于动态视角,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建立信息搜寻行为综合评价指标,形成信息搜寻在用户、技术和行为间的良性互动。此外,群体协作搜寻信息行为研究也亟待完善,现有成果主要以学生团队为调查对象,样本种类不够丰富,未来应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从主观认知层面分析群体信息搜寻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为提高信息搜寻效率提供参考。

4 结束语

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文献数量庞大,本文对2000-2019年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后,从发文地域、发文机构、发文作者、被引文献和关键词角度归纳其特征。本次分析对我国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国外学者提出的信息搜寻行为模型已被我国学者广泛学习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任务情境以及不同媒体环境下的行为模型。其次,感知信任成为国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基于认知理论,研究信任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方式将信任的作用局限于受信方为施信方提供推荐服务方面,国内在进行该方面的研究时应弥补这一不足,全面探讨信任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是2000-2019年间国外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学者也应当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进行关注,与此同时,对用户搜寻其他信息,如学术信息、法律信息时的行为特征也进行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