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馆，顾名思义，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大国关系有着直接的关联。事实上，这幢建筑就是中苏关系发展在长沙这座城市里的折射。

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中苏关系史上一个高规格的组织——“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并由时任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亲自担任会长。由此，一个长时期宣传对苏联友好、介绍苏联经验、以苏为师的群众运动在全国逐渐展开。同年11月7日，长沙中苏友好协会成立。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新中国与苏联正式结成战略同盟，中苏关系也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市五一路，右侧近处的建筑为中苏友好馆

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在城市建设中，突出地表现为建设了一批展示苏联经济、科技、文化建设成就的展览馆。1952年，政务院 （1954年9月改称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赴苏联争取相关援助。在和苏联谈判中，苏方又提出在中国举办“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以展示苏联的建设成就，包括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建设四大“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苏联展览馆）”“上海展览中心（中苏友好大厦）”“武汉中苏友好宫（武汉展览馆）”“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用以学习、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后，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也相继修建“中苏友好馆”。

1953年至1957年，是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实施阶段。中国在兴建四大“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馆”的同时，一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援建156个重点工程项目（其中6个在湖南省境内）。按照中央指示，湖南省政府决定在省会长沙修建一所“中苏友好馆”，用于招待苏联专家，方便他们参加集体娱乐活动、查阅资料、住宿等。

20世纪50年代，苏联建筑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口号，开始了建筑上的民族形式复兴，这些直接影响了中苏友好馆的设计风格和建筑特点。

据公开资料，中苏友好馆由一个名叫许升的设计师于1956年设计，选址在长沙通车仅几年的五一路西段。1957年前后动工建设。落成后的中苏友好馆，坐北朝南，共四层，左右严格对称型布局，建筑面积3696平方米，并成为当时长沙极具影响的高楼（高18米）。

事实上，中苏友好馆的建筑风格采取了仿苏的折中主义。红砖清水墙（不做粉刷），歇山式红板瓦坡屋顶。上拱式门窗，正中的门楼面阔三间，向前突出，人字形屋顶与主楼大屋顶相垂直，门楼两边各面阔七间。布局中最大的特点又在于门楼两侧门窗的形状、装饰和数量呈对称分布，中心的四根罗马柱收束于三层顶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今天通过旧照片还可以看到门前空地上有一幅大的列宁画像，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还是这幢大楼上凸出墙面的大型浮雕：一只和平鸽叼着麦穗，脚踩两个圆环，象征着中苏和平友谊。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馆”经常举办图片或实物展览，一楼和二楼展厅介绍与展示苏联老大哥的幸福生活。进门大厅正中一行醒目大字：“苏联幸福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三楼是开放的阅览室，阅览室里的书刊丰富，还有色彩艳丽、印刷装帧精美的八开中文版《苏联画报》，不过书刊一律不外借，只供在阅览室阅览。

四楼有一个舞厅，据一位自小居住在中苏友好馆后面的老人回忆，每逢周六，附近的居民都会被这里传出的音乐所吸引，他的房子正对着舞厅，经常看到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梁的外籍友人参加活动。

馆内还有一个可容纳二三十人的小型电影放映室，“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啦”。每逢“中苏友好月”，放映室都会放映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带枪的人》 《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乡村女教师》等影片。

多年后的今天，长沙人郑寿山仍然记得当时在中苏友好馆读杂志看电影时的情景：“电影放映室不定期地放映苏联的纪录短片，内容多是苏联工人农民的生活与劳动片段。放映机放的是8㎜的超小型拷贝，解说词是俄语，较之到电影院看标准的35㎜电影实在是乏味。可是我们这些学生伢子还是不放过这种看免费电影的机会，时不时地跑去看出了电影预告海报没有。”

1958年，长沙中苏友好协会迁到此办公。据说，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路过长沙时，在湖南省委领导的陪同下也来到这里参加过联谊活动，不过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然而，基于中苏友好而建的中苏友好馆，也见证了中苏双方由昔日的“兄弟、朋友加同志”友好关系变为相互指责，甚至恶语相向的过程。

1960年是中苏关系转变的关键一年。由于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43个合同，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项目，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接着，中苏双方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大论战。

在此背景下，“中苏友好、介绍苏联、学习苏联”的活动不得不停下来。中苏友好协会作为一个宣传机构的使命走到了尽头，其组织结构面临着一次大的转变。国内其他城市的中苏友好馆也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不过，当年东欧各国追随苏联，与中国交恶时，欧洲尚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交好，那就是阿尔巴尼亚。当时，阿尔巴尼亚被誉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中国人最重兄弟情义，再加上官方的肯定，1962年，长沙中苏友好馆改名中阿友好馆。

时间到了1967年，即“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造反派”各派系之间在夺权与分配权力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械斗不时在长沙市内上演。这年6月4日至6日，长沙中苏友好馆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几千人暴力围攻中苏友好馆，造成轰动一时的“中苏友好馆事件”，惊动了中央。

这次武斗事件给中苏友好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有人回忆：“大火把整个第一层的物品都烧掉，二楼的木质窗户也被烧得面目全非，三、四楼受损较轻。红色外墙因为投掷石块和开枪射击而伤痕累累……”

这次武斗之后，政府开始接管中苏友好馆，并着手将整栋大楼进行维修。今天来看，当时变化较大的就是在红砖清水墙的外墙上混刷了一层水泥。

之后，中苏友好馆先后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湖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使用和管理，具体交接时间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曾查到有关回忆资料，或许可以提示一些信息：“我对这座老洋房（中苏友好馆——编者注）的前世今生非常熟悉且饱含深情。因为我曾在这栋楼里做过几年科技情报工作。20世纪70年代，这座洋楼改做湖南省科技情报所办公地址。80年代我在省科技情报所工作期间，就在这楼里待了三年多。”

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为了解决牙病患者“看牙难”的问题和基于外事工作的重要性，分别于1月和4月两次发出文件：“确定将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即原中苏友好馆——编者注）房地产权无偿地尽快地交给长沙市口腔医院”，“先腾出一层楼移交给市口腔医院作为接待外宾和老干的诊室”。

几经曲折，直到1989年12月，湖南省政府在八一路另建高楼，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搬迁完毕，中苏友好馆才由湖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正式移交给长沙市口腔医院。个中滋味，我们仍能从当年长沙市口腔医院庆功会上的一副对联中读出大楼新主人的喜悦：“五次攻坚，五年拉锯，雄关漫道成往事；三届省长，三道红文，口腔事业谱新篇。”不仅如此，长沙市口腔医院为庆祝搬进中苏友好馆，还专门为每位干部职工定制了一支当时算是高档纪念品的钢笔，上刻“五年汗水成河海 三纸红文定乾坤”以作纪念。

至此，中苏友好馆这栋楼就成了长沙市口腔医院的主楼，开始履行时代赋予的新的使命。

需要说明的是，1990年，长沙市口腔医院在搬进中苏友好馆之前，根据医院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了较大的改造。一是改变了大楼屋顶的式样，由歇山顶改为悬山顶。将红板瓦揭掉，在原有的木屋架上面另置钢屋架，然后再铺上钢板瓦；二是为了装饰，在外观上增加了西洋式的罗马柱窗边、圆形窗套；三是将和平鸽的浮雕换成了医院的红十字，加了“口腔医院”四个字。

有人说，长沙的建筑，前因1938年的“文夕大火”，后因不停地修修补补，总感觉少了些岁月的痕迹。其实，时代总会有办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留下一些抹不掉的印记和特质，或者说，建筑本身的改变就是时代变迁的印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长沙市东西向最重要的城市主干道的五一路，可谓是一条“庄重肃穆”的路。那时，一大批极具当年民族主义风格的建筑随着五一路的建成而涌现在道路两旁，包括被坊间称为“合作庙”的湖南省供销社大楼、湖南剧院、湘绣大楼、中苏友好馆、长沙饭店、五一路百货商店等知名建筑。半个世纪过去了，特别是随着1999年五一大道扩建，沿途老建筑群逐渐被拆毁，原中苏友好馆已成为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知名老建筑。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2002年，见证中苏关系发展的中苏友好馆旧址被列为长沙市近现代保护建筑。为保护和传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0年3月30日，长沙市口腔医院举行了五一路门诊大楼（原中苏友好馆）修缮工程复工仪式，并在大楼内增设口腔健康科普馆和医院院史陈列馆。按照修缮工程总顾问、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柳肃教授的建议和要求，这次修复保护，原中苏友好馆将尽可能地恢复到50年代的原貌。他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

涅槃重生，更加光彩夺目。经历过风雨沧桑的中苏友好馆，必将见证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加辉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