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全家陆续搬到上海来。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一九四七年冬，我终于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吴克坚、祁式潜（化名徐大可）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策动起义。主要对象是胡宗南，此外还策动温州专员叶芳起义，策动伪第九军军长徐志勖起义，策动上海民生轮船公司一艘轮船（船长是堂内弟彭树道，现在天津塘沽新港当引水员）驶往天津解放区。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营救和掩护几个革命者，如营救上海交大被捕学生袁宝挹（地下团员，解放后在成都某工厂工作，现已入党）出狱，掩护浙江之江大学两名学生脱险到解放区，并支持程海寰、金铸九等和党联系去甘肃文县一带打游击，和解放军相呼应（后来他们因搞兵运工作被反动派杀害）。

由于在大革命时期，我与国民党的各方面人士常有工作上的接触，与黄埔前期军人有师生的关系，其中进行策反的对象如叶芳是黄埔七期的，又是温州人，徐志勖是黄埔二期的，不但是同乡，还略带亲戚关系。我就是利用这些旧的私人关系作为台阶，进一步分析他们的切身利害到民族利益来逐渐深入做工作，拆反动派的台。对于胡宗南亦是如此。我认识胡早在一九一〇年（是在浙江孝丰县高等小学打球认识的，当时我在孝丰当营教练员），当他投考黄埔军校一期时是备取生，我曾助他一臂之力。在东征时提拔过他当教导二团二营副营长，我负伤时，他代过营长，后来保他当团长。凡此种种，是想争取他成为一个革命者。当时参加革命的人很多，鱼龙混杂，玉石难分。最初的时候，他的反动面目尚未暴露，到后来随着地位的上升，他也就愈来愈反动了。还在一九三二年春，我在红十三军时，在上海曾要他的弟弟胡琴轩拿了我的亲笔药水信带到南京给他，要他起义。听他弟弟说，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这怎么行呢。后来我经常劝他不要死心塌地跟着四大家族跑，要以民族为重，他有时连听都不耐烦听，只是到解放战争后期，眼看国民党反动派穷途末路，他才有些动摇。至于他对于我，一则过去有旧的关系，从他的生活哲学出发，表示其“义气”， 因而不便轻意下毒手。另外则有时他也想利用我，如一九四三年春要我去延安，又如解放战争后期，他也不无动摇。我就是利用这种情况，向他进行工作和斗争的。从一九四八年初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我曾三次去西安策动他起义，要他立功赎罪。第一次我去西安是以搬家为名的，我同他谈了许多话，并提出三个起义方案，任他选择：

（1）西北、华北（李文驻北京）、东北（范汉杰在沈阳）同时起义，由他让我到北京、沈阳和李文、范汉杰接头。

（2）西北连新疆陶峙岳在内起义，并把宁夏、青海马家干掉。

（3）胡宗南本人直接指挥的西北各部起义。并提出我到延安去请党派人来他身旁，帮助他指挥各军起义和办理善后等事宜，他答应考虑。可是我第二次去西安，他又反悔。他说：我这样做，会给黄埔同学骂死。我说：这是解人民于倒悬，是正义的行为……我又和他谈了几次话，要他当机立断。最后他说：你先回去，让我想想。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给胡打气，所以我便回上海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去西安（是乘飞机由重庆绕道去的）， 这时解放军已经快要渡江了，局势紧张，当时蒋介石在黄浦江军舰上指挥，特务头子毛森在上海飞机场设下很多障碍。我一到西安就对胡宗南说：我是为了你的利害而来的，目前人民解放军快要渡江了，你现在只有起义投诚，别无他路。他说：我不能和彭德怀订城下之盟，你去北京接头，让他们派人来商谈，我疑他是缓兵之计，也就不再和他谈了，便将计就计准备脱身。我说：好吧，你给我一个证明，让我好回上海。他给了我一封催军饷的公函交汤恩伯，并说如无必要，不必拿出。我一到上海机场，就被查问，我便将文件拿出，才离开机场。我回到上海向吴克坚同志汇报了经过。他说：现在到北京只有绕道香港，时间已来不及了，因而作罢。其中策反的细节过程，我于一九四九年七月来北京时，写成材料，请叶剑英同志转呈毛主席。

一九四八年冬，我開始策动温州师长兼专员叶芳起义，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温州起义成功。一九四八年冬，叶芳从南京回温州途经上海到我家里来，他感叹地对我说：前方战事没有打好，邱清泉已经打死了，将来实在不行，我就拉到岛上去。我对他说：你只要离开国民党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为难你的，就不用跑了。你这么一大家人，跑是不行的。后来他常到上海来，见面我劝他弃暗投明，要为人民立功。他为我的话所动，有些动摇。言语之间就不象以前那样抵触了，有时还带家眷来我家住，我们就更接近了，说什么他相信，可就是下不了决心。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他越来越恐慌。我抓住他的心理，分析当时局势的发展和他的处境，最后他觉得实在无路可走，便决定起义了。我也派人帮助他做准备工作。有一次他从杭州开会回来对我说：他们要退到温州沿海一线建立据点，抵抗人民解放军。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沿海一带人民岂不又是遭殃，且对解放上海不利。我将这个情况报告吴克坚同志，并研究如何提前解放温州。我认为早解放站不住（因为上海尚未解放）， 迟了怕误事，最好在解放军渡江时发动。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就设法与温州浙南游击纵队接洽，我准备到温州指挥叶芳起义。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拟组织一团人，并要我找几个军事干部，要我指挥，准备配合解放军进上海时巷战（我便把周伯苍、蔡渭洲介绍给党，后来接到命令上海不准破坏，所以未组织队伍。随后解放军很快就由沪西进入上海市中心区，未遇抵抗）。因此温州起义事，党另派了别人负责，我亦派人前往协助，温州就在上海解放前二十天和平解放了。

一九四九年，我又派周伯苍同志（现在福建省委工作）跟徐志勖到福建去策动他的部队起义。后来徐跑到台湾，一部分军队被我军解决了。并派蔡渭洲同志（现在上海海关学校教师）做搜集军事情报工作。又送了几封信要宣铁吾等弃暗投明。当时上海局势很复杂，成天和反动派打交道，到处都是特务，一家老小都在虎口之中。到了上海将要解放之前，秦德君被捕，徐大可同志打电话通知我：“秦德君病重，住在医院里”， 我便明白了。这时全家人都离开住所，分别到亲友家和旅馆里隐蔽。当时吴克坚曾转告我说：周恩来同志来电，要我以宣侠父为例，提高警惕。对于党的关怀，自己非常感动。临近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正是敌人垂死挣扎，作困兽之斗的时刻。我只身飞往西安工作，当时作了未必能回的准备。

上海解放后不久，吴克坚对我说：“北京有电报要你去”， 我便带了我的孩子胡宣华到北京。不久周恩来同志命我到西安工作，这时西安已解放，胡宗南已逃到汉中去了，他要我继续策动胡宗南起义投诚，并瓦解他所属部队。我到了西安后，在西北军区领导下进行工作，曾随贺龙、习仲勋同志乘铁甲车沿西兰公路为解放兰州在途中做了一点工作。回西安后又继续写信，派人送到前方敌军部队，叫他们投诚，因为敌人节节败退，跑得飞快，我的信也要飞快送到。一连写了几十封信，派人联系，设法送出，工作非常紧张。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更快的解放四川，我带病工作，后来神经衰弱到不能起床，最后连响声都不能听了。西北军区送我去疗养，并打电报到上海要我爱人来照顾。（这时四川已经解放了，策反工作告一段落。）

一九五〇年我病稍愈之后，组织上要我和我爱人回到北京。回北京后，在医院住了半年多，一九五〇年秋出院不久，国务院发表我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一直至今。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总第五十五期）

（编者附记）胡公冕同志生前写过不少回忆文章，其中以一九六四年写的这份自传式材料较为系统详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将其整理并题名为《我的经历》，发表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上。后来，浙江省委和永嘉县委先后在党史刊物上转载《我的经历》。他回忆了数十年的革命生涯，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但由于经历久远，个别事件记忆上难免有差错，我们转载时未予一一脚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