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巧

【摘要】摄影作为视觉艺术的表达形式，开始更多地使用图像化的符号语言来阐述、传播画面信息和影像内涵，而摄影艺术家们通过选择和重组“符号” 来进行影像编排，营造更具主观色彩的影像节奏和氛围，从一定程度上对内容和形式进行隐喻和象征，体现出摄影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现实价值，并使其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更为贴近。

【关键词】摄影艺术;符号;重构;解读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0.21.054

不断革新的摄影技术给我们诠释了一种全新的制图过程，从早期追求“诗情画意”的高艺术摄影，到摄影分离派提出“摄影纯粹”的理念革新，在探索和凝练中沉淀成当下的“多元化”生态，摄影作品或被肉眼可见的筛选而非合成的撷取，或被主观思维提炼和升华的“再创作”艺术，作为人类史上最重要、最直观的视觉传达方式，不可或缺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艺术干预，艺术创作的关键不在于工具和媒介，而在于创作的主人和表达的观念，摄影的艺术性主要就体现在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上，把具体的和特定产生的事物，通过光线的反射把照相机前的世界提供给了我们，从而代替了抽象和概念性的文字符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模仿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摄影艺术更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复制和客观再现，而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所“模仿”的不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或现象，而且是现实世界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可以说，任何摄影艺术作品的表达都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表象形态，一层是精神涵义，也就是外形现象和本质规律。图像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承载和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图像也是一種符号，代表多重涵义或者说象征性的诉说价值。德国哲学家、符号论美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在各类艺术领域中，寓情于景、以物隐喻、寄物思情，甚至成为了视觉艺术文化精神的体现和象征。

当然，在摄影艺术作品中，传统符号也在不断地被打破或重组。单张摄影作品可以整体作为一个影像符号，而摄影作品中的某一元素也可以是传递信息或隐喻表达的影像符号，那么组照和视频就是由多个影像符号排列组合构成。1968年2月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艾迪·亚当斯在越南拍摄的《枪毙越共》定格了越南军官阮玉湾开枪射穿战俘阮文敛头颅的瞬间，定格了战争中这份恐惧、无情与血腥，摄影作品让艾迪·亚当斯获得了1969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这是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奖，但他却陷入了愧疚的阴影，他认为在这幅摄影作品中，死去的人不只有死于子弹的战俘阮文敛，还有死于他相机的阮玉湾，他成为了“人人喊打”的“杀人凶手”，甚至在医院被称为杀人凶人而被拒绝治疗，这幅摄影作品给他挂上了标签，成为了阮玉湾的“符号”。同时，这一瞬间在亚当斯的相机中俨然成为了影像符号，它成为了反战的“符号”，改变了美国人民对越战的态度，甚至影响了两个月后的美国总统选举。

法国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总用温柔而幽默地视角去记录和描述周围的环境，诙谐幽默，也不乏利用比拟或矛盾的元素进行符号化象征和表达，他1944年在巴黎塞纳河畔拍摄的《锁不住的爱情》中，铁丝网成为了比喻修辞的“符号”，最早在视觉艺术领域中探索“影像修辞”的是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认为符号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修辞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技巧，在语言学、符号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44年的巴黎，作为征服者的德国人为阻止地下游击队的袭击，用铁丝网将巴黎分割成了许多设防严密的小区域，《锁不住的爱情》中选择了占画面大半面积的铁丝网作为前景，其本身的意义在于分割现状，杂乱和错落又体现了动荡和纷乱，而讽刺的是，在铁丝网后面坐着一对相互依偎的恋人，温情又静谧，清冽的对比表达了他们的尊严和面对困境的勇气，铁丝网、恋人、路，就构成了一幅世像图，赤裸裸地编排了现状，“法国总是在苦难中才显得的伟大，没有什么禁锢能束缚这个民族灵魂的自由。”这是杜瓦诺对这幅摄影作品的解释，铁丝网就是“禁锢”的“符号”。

如果说《枪毙越共》从照片本身而言成为了定义和传播的符号，亚当斯当时并没有刻意地去安排或抓取画面，而被后来的观看者和解读者进行了主观的演变和定义，卡西尔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每一个艺术形象都是有着特定涵义的符号或符号体系，那么摄影艺术本身就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枪毙越共》就这样被“符号化”界定和解读;而《锁不住的爱情》除了作品本身是表达性的符号语言之外，构成画面的视觉元素和符号要素亦可以视为摄影艺术创作中的语言代码，需要观看者和解读者进行影像语言符号的“解码”，来获取创作者者“编码”意图，当然，不能否认的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由于主体参与者本身的差异性所带来的解读偏差。

1991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了一组“我要读书”的照片，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小女孩苏明娟，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人人熟悉的《大眼睛》，眼神中那份渴望与无助，触动了无数中国人，成了当时整个社会最关注、最真切的思考和牵挂。而后这幅摄影作品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识，目前希望工程已经累计募集捐款53亿多元人民币，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逾338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5444所，影响深远，从1991年至今，可以说看到《大眼睛》就是希望工程，照片本身俨然成为了希望工程的“符号”。无论是摄影作品本身，还是存在于摄影艺术作品中传递信息和表达内涵的元素符号，都忽略和颠覆了其本身的概念价值和原始意义，赋予了全新的隐喻价值和象征意义，是摄影艺术在视觉表达中符号的重构和再现。

不只是摄影艺术作品中选择的视觉元素被看做“符号”，从摄影的技术基础控制来看，某些技术手段也是作品主题表达的一种符号载体，如画面影调的控制，低调的摄影艺术作品以大量的黑色和深灰色为主，只选择少量的白色或浅灰色为画面的视觉中心，另外通过一定程度的曝光不足来强化摄影画面的明亮度，这种曝光不足的低调影像表达行为往往暗示着消极色彩，曝光不足在这里就是一种“符号”表达，传递和充斥作品整体笼罩的氛围和节奏。另外，虚焦的摄影技术控制也给摄影画面带来了别样的内涵呈现，印象派摄影从印象派绘画中汲取灵感，英国摄影师乔治·戴维森舍弃清晰度拍摄的《洋葱田》，戏剧性的柔焦打破摄影艺术原本的技术要求和审美标准，给人以“摄影模糊图像”，虚焦的摄影手法、另类的朦胧视角体现了直觉式客观描绘的印象主义特征，是一种艺术风格的“符号”语言象征。而在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拍摄的组照《诺曼底登陆》中，仅存的11张底片都非常模糊，后来的观看者对这样的虚焦作为影像符号给予了解读，认为这种虚焦是紧张、不安的战乱氛围，是战争的“符号”。另一方面，从摄影的艺术语言表达来看，画面的构图、色彩的象征、线条的安排、光线的运用等等都可以作为影像语言的“符号”表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紅色代表喜庆热烈，红色元素就是摄影艺术作品中的结婚场景的传递符号。在中国摄影师吴印咸1939年拍摄的《白求恩大夫》中，直射的自然光经过中国式废弃的寺庙屋檐投射到白求恩大夫身上，增强了他在摄影画面中主体地位，也通过光线的表达传递和暗示了白求恩大夫的光辉形象，光线的巧妙运用在这幅摄影作品中就是积极的、肯定的主角“符号”。这些重新定义和理解的过程就是创作者和观看者对于创作元素和内涵表达两方面的重构和解读。

放眼当下，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依然在其艺术实践行为中尝试不断地给予“符号”强烈的主观意识，山东摄影家李楠的纪实摄影《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用良知和责任体现关怀，记录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的身心状况和生活态度，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印记。而他在《身份》中把人的身份作为一中影像展示，展示了人在社会分工和职业化定位中的个体意识的丧失，用最直接的摆拍合影，把设定和装扮好的人安排在特定的场景中，用符号化的身份象征来限制人的本我意识，画面中充斥着极致的矛盾色彩，符号化的调侃诉说和承载着摄影作品本身的创作理念及现实意义。当代新锐摄影师张巍作品持续衍生并不断突破传统摄影的范畴，用荒诞的“造像”方式不断疏离真实与虚幻的距离，他的摄影艺术作品《现实给了梦想多少时间》由“普通人”出演，为自己的现实和梦想发声，疑问式的题目是他的发问，选取的“普通人”有农民、厨师、公司职员、家庭主妇等职业身份，而对应的梦想身份是劳动模范、飞行员、奥运冠军、超人等等，他先制作草图，在草图的基础上拍摄黑白照片，再进行后期着色，夸张诙谐的上色手法，颜色强烈夸张，跟画面中的人物形象矛盾，视觉上突兀且不自然，扮演的身份在张巍的画面中童话般的存在着，这相互冲突、矛盾对立的两者就是现实与梦想的“符号”，是画面内涵中对社会中他人和自我的审视，是一种身份“符号”的象征，这样的符号信息传递是画面元素打破原本、重新构成、附加解读的过程。

摄影艺术就是一种解读、认知和反思的工具，在摄影艺术创作过程中，纪实摄影要求摄影作品客观冷静的复制，影像语言的“符号”表达和诉说就依赖于客观事物的客观选取，重新构成已客观存在的物体本身以外的影像涵义;而艺术摄影趋于主观性表达，对摄影艺术创作过程进行构建和介入行为，也就是“符号”的主观编排，参与创作的“符号”本身就具有指向性和象征性，也是摄影作品内在意义的诱发者和引导者。“符号”的重构与解读使摄影艺术的创作和表达与当代艺术思维更加贴近除了摄影艺术，无论哪种艺术门类，符号表达都是一种传播语言，是艺术家和欣赏者之间的交流工具和传播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