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强

“看客”是20世纪初鲁迅先生最先提出的一个词语，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为观众、读者的意思[1]。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是在《呐喊·自序》中：“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2]439鲁迅先生以自己童年时代的切肤体验、留学时代的敏锐思考和回国之后的深邃探索精准地发现了这一特殊现象和特殊群体。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现实中的看客在网络上发生了重现甚至叠加呈现，产生了巨量的“网络看客”，有些学者称他们为“网络围观者”或“网络观光团”。网络看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网络上的“看客”，因为“看客”所围观的时代背景发生了质的变化，围观主体的文化素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看客”的围观方式和围观区域也截然不同了。综合之上几种变化，我们可以对网络看客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义：基于互联网时代的虚拟空间，在网络上出现的针对特定信息(主要是负面信息)进行聚集性观看、转发、评论的网络参与者。网络看客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不论何时何地出现的事件均可以极为迅速地吸引体量巨大的网络看客；第二，网络看客的主体以青少年网民为主，而这其中大学生群体又占据了重要的比例；第三，网络看客的参与方式更加主动，在身份虚拟的前提下，他们通过自己了解的信息内容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暂时的“兴趣”群体；第四，网络看客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的带有导向性的评论或者意见，以网络的形式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网络暴力的形成和发散式扩大。虽然网络看客与鲁迅先生提出的看客相比有了许多新的特点，但是究其根本，其心理发生机制和形成机制仍然是相通的。鲁迅先生一百年前提出的“国民性”问题，至今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以此来分析当前网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网络暴力问题依然有着非常迫切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网络看客”的三个维度

(一)无聊的看客

《祝福》是鲁迅先生写于1924年的一篇小说，主要叙述了一位返乡的主人公“我”在本家四叔处寄宿时看到的祥林嫂因“做奴隶而不得”而逐渐死亡的过程。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之后，她逢人便说自己的悲惨遭遇，鲁镇上众多无聊的看客开始时十分乐意去听一下的，可是听得多了，也就更加无聊了，没有人再去理会。“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3]。正是由于这些无聊看客的“肆意围观”，朴实、忠厚的祥林嫂在人们无聊的谈论中不知何时、不知何因地死去，最后还被四叔称为“谬种”。通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平常最喜欢听祥林嫂唠叨的是一些村里的无聊之人，他们空暇时间很多，在无聊之际能够找到新的谈资是让他们非常兴奋的事情。而当这个所谓的谈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便不再去理会当事人，甚至连当事人的死活也不闻不问了，自己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充当了暴力的角色。这与当前网络看客们也有很多共通之处。

2018年6月，有一位不到20岁的甘肃女孩因为遭到猥亵而患上了抑郁症，在自己的控诉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情况下无奈选择了跳楼这个最终的归宿。在高高的楼顶上，面对着消防官兵苦口婆心的规劝，她没有选择勇敢地生活下去。因为她还看到了无数的无聊看客在楼下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面对救援的消防官兵她也曾想过好好活下去，可是无数看客的无聊围观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拿起自己的手机，直播着这位女孩的一举一动，不仅在现场大呼小叫，在自己的直播平台上也是阴阳怪气地胡说八道。最终杀死这位花季少女的不是她自己的抑郁症，而是线上线下无聊的围观看客。这些当代的看客与鲁迅先生笔下鲁镇的无聊闲人是何等的相似。

无聊之人总需要找一些有聊之事才能打发自己的闲余时间。在无聊的网络看客中，存在着正能量和负能量两种方向，两者处于不断的博弈和平衡过程之中。但是负能量的东西可以更快地宣泄自己的情绪，用更加个人化的语言加以表达，因此更容易受到多数人的追捧和跟风，从而占领舆论场的主峰。此时的人们已经激发出了内心深处人性恶的一面，摒弃了人性伦理的基本要求，开始充当暴力的使者，发生群体极化。美国学者卡斯·H·桑斯坦指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4]由于互联网的虚拟特性，每个网民的网络素养不同、法律意识不同、公德水平不同，当负能量言论在网络场中扬风起波之时，在众多无聊看客的推波助澜之下，逐步形成了群体极化，进而演化出了网络暴力事件。

(二)冷漠的看客

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梁启超先生曾对冷漠的看客有非常精准的定义：“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5]梁启超先生以自己独到的笔触深刻描绘了冷漠看客的一幅幅脸谱形象，总结了几千年历史中冷漠看客的根本特性：看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冷漠地站在一边观看正在上演的故事。

鲁迅先生早在日本留学学医期间，就因为经历了幻灯片事件而备受心灵的拷问：日本人举刀杀中国人，周围一圈围观的看客冷漠地看着，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举动。鲁迅先生随后弃医从文，志在改变国人的精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先生创作了《药》这篇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读者都耳熟能详了，它深刻地揭露了底层人民的麻木、愚昧和冷漠。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冷漠看客的群像，“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2]464。麻木和冷漠是看客最为突出的特点，他们将别人的不幸或者痛苦当做了自己生活中的调剂。鲁迅先生塑造冷漠群像的目的也在于希望以此唤起人们的良知和热情，使人们能够成为富有思想和理性的独立之人。

2018年6月，湖南蓝田警方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在厦蓉高速洪观服务区发生了一家三口自杀事件，其中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此次自杀事件与一个月以前海口自杀未遂事件中的当事人为同一家人。当事人一家因为借了高利贷无法按时还款受到了很多的威胁和恐吓，在极度的压力之下做出了自杀的决定。在2018年5月被海口警方救回之后，本想努力生活下去，但是网友们冷漠的态度和留言却让这一家人再次走上了不归之路。一些网民通过浏览当事人的网络日志，从其中发现了关于北京户口、房产、购物、旅游等信息碎片，这些网民充分利用这些碎片信息将舆论带偏甚至反转，在网上公开质疑当事人的自杀动机，个别网友称他们是为了博取别人眼球和关注，称这一家人都是戏精。这种话风随着网络的传播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网民加入到“批判”的行列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尽快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看客们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依然没有改变，人性的泯灭和淡漠再次成为了暴力事件的巨大推手。

由这个恶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当网络看客将目光聚焦到社会底层人物身上的时候，网络暴力的形成路径就开始显现出来。在网络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下，一旦网络看客占据了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就会开启貌似合理合法实则无情无义的舆论攻击。古斯塔夫·勒庞说：“群体事件中，人们有意识的人格已经消失，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会使集群心理朝某一方向发展，并将暗示的观点立即转变成行动。”[6]网络环境的自由宽松以及网络责任的身份消弭使得众多的网络看客充分地释放出压抑在内心深处一直未能表达的欲望，正是在这种对价值格外冷漠、对情感肆意张扬的场景渲染下，很多网络看客不能理性地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仅仅是抓住偏颇和片面的只言片语，充分燃烧自己的空洞想象，充分放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感，产生了与现实社会极不相符的行为方式和言语表达。一些表达能力较强且较早掌握信息资源的网络看客就很快成为了所谓的“意见领袖”，众多网友会在舆论的裹挟之下盲目跟风，不断强化“意见领袖”的意见，从而形成极为强大的网络舆论。在“言论自由”的“圣衣”保护之下，网络暴力充斥其中，如万箭穿心一般无死角覆盖，给当事人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精神痛苦无可言表。

(三)狂欢的看客

狂欢是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了研究文化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术语。狂欢需要一个特定的场域，它是在这个特定的场域中产生的具有“颠覆性”“非官方”的言语和行为。狂欢的前提是与官方的秩序划清了严格的界限，它打破了关于等级、规则、身份等边界，着力塑造出一个被颠倒、嘲弄、戏仿甚至亵渎的世界。巴赫金以“随便而亲昵”“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化”等四个方面对“狂欢的世界感受”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叙述[7]。在狂欢的世界中，所谓权威被完全消解，个人的自由被提升到了最高的位置，狂欢中的个体语言上颠三倒四、行为上纵情忘我、思想上放纵不羁。一个个相似的个体组成了一个狂欢的群体，从而迸发出了强烈的冲击正常秩序的讯息。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1921年创作的一篇中篇小说，小说以中国农村的缩影未庄为背景，着力刻画了一位流浪农民阿Q的经典形象。在小说的第九章《大团圆》中，阿Q被监刑的士兵押送刑场时，无数的街坊邻居都来围观，阿Q的死给所有人带来的不是悲伤和痛苦，而是一场精神的巨大狂欢。“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一团一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 阿Q没有见。……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而当阿Q被枪毙之后，社会舆论竟然是这样的：“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一槍一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一槍一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一槍一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2]550-552阿Q的死给一潭死水的社会带来了几轮波纹，也给人们麻痹的神经带来了几丝刺激，围观的人们就像过年一样争相庆祝，竞相喝彩，奔走相告，唯恐错过了这场发生在刑场的年终狂欢大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狂欢在摆脱了尊严和底线束缚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语言与行为的一种极端形式，个人的语言和行为无法完全受到个人思想的控制，在群体的影响下盲目从众，从而最终达到一种群体狂欢甚至“群魔乱舞”的局面。这在当今的网络时代非常明显地呈现在“人肉搜索”之中。

网上有句流传非常广泛的句子“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你很快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一个人，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从这句流行语我们可以看出“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2018年关注度极高的“高铁霸座男”事件中，当事人孙某虽然巧言躲过了乘务员和乘警的惩处，却没有躲过“人肉搜索”的讨伐，其个人信息迅速被翻了个底朝天，种种劣迹被公之于众！在舆论压力下，孙某随后发表公开道歉，铁路部门宣布将其纳入失信名单。但是“人肉搜索”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甚至是冷酷的结果。2018年1月，湖南长沙辅警当街打死伤人的金毛犬遭到“人肉搜索”，个人信息被挂上网络，家属被上门骚扰，几天内手机收到数千条谩骂信息；2018年6月，江苏南京幼童被咬其父摔死咬人恶狗，全家遭“人肉搜索”，其母被迫割腕自杀，经抢救脱离危险；2018年8月，四川德阳女医生与两个小男孩在泳池发生冲突，遭“人肉搜索”后不堪压力服药自杀身亡；2018年9月，某位老师因发表了对网络小说《魔道祖师》的不满言论，遭该书粉丝“人肉搜索”及人身攻击，因不堪骚扰，这位老师选择自杀，经抢救后脱离危险……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事例告诉我们，“人肉搜索”会带来惊人的后果。“人肉搜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在最短的事件内汇集起最大的“力量”，并且将这种“力量”最大限度地作用于现实社会。“人肉搜索”“作为网民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的极端形式，‘人肉搜索’借助虚拟空间的广场特征，以道德狂欢的方式侵入现实”[8]。从以上几个负面热点事件可以看出，“人肉搜索”具有典型的狂欢性质：它没有特定的组织和计划，因为某个特殊事件将网络看客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集合起来的网络看客没有理性的思考和逻辑的推理，完全被所谓的冲动的情感所支配；失去理智的网络看客完全不顾及社会公序良俗和规则秩序，在高度的精神狂欢状态下不断渲染和影响其他个体，最终形成了核弹爆炸式的网络情绪扩张，对当事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暴力级数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对个人、对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后果。

巴赫金认为狂欢的价值在于“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摧毁一切与变更一切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9]。而在“人肉搜索”中网络看客却无限放大了所谓的“平等对话精神”和“言论自由理论”，在狂欢的氛围中不断驱逐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以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方式不断排斥网络上的理性考量，在所谓意见领袖的带领下走上精神狂欢的“巅峰”。因此，“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是紧紧相依、紧密关联的。

二、网络暴力对大学生的负面冲击

通过对近期发生的许多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网络看客的失范行为带来的网络暴力对于个人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它影响了主旋律的传播，动摇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偏离的社会正义。根据《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6月，中国共有网民8.02亿，其中手机网民7.88亿；网民中20至29岁年龄段的网民人占比最高，达到了27.9%；受过大专、本科以上教育的网民占比共为20.6%[10]。而另一个统计的数据则更加让人深思：2018 年上半年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受理情况为3902.8万件，较2017年同期的1797.8万件增长117.1%[10]。因此，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作为网民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树立起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的洪流中盲目跟风，肆意率性而为，极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巨大推手和帮凶。

《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中国网民的周上网时长为27.7小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作为上网主体的大学生上网时间一般会多于全国网民周人均上网时长。长时间的网络浸泡使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网民都或多或少的、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到了网络暴力的信息。据统计“在近年的网络热门暴力事件中，15.7% 的大学生直接对事件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攻击事件当事人的不当行为，在必要的时候还帮助公开当事人的信息”[11]。这种言行已经脱离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具备了网络暴力所包含的主要条件，具有了明显的网络暴力的色彩。

(一)网络暴力严重冲击了和谐校园建设

网络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最早出现在19世纪，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变化。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民粹主义与网络技术迅速找到了交融的契合点，对于网民特别是大学生网民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民粹主义尽管发生了众多变化，但是其理论内核依然没有改变：它强调暴力的价值和力量，依靠暴力对社会进行激烈的改革，正所谓“一言不合就开打”。

2016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某高校的一位女生在宿舍内被5名舍友一起殴打，导致这位女生身上多处淤青，并且引发了精神性疾病。这位女生的5名室友在宿舍内曾多次殴打、辱骂这位女生，并且将殴打和辱骂的情况录制到手机上相互发送观看，还威胁她不许告诉家长和老师。这位女生在极端害怕的情况下将这些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才使得自己逃离了再次被打的噩运。与此相似的校园暴力事件还有很多，通过类似的校园暴力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受到民粹主义影响的网络暴力在高校校园中影响深远。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今多数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受到宠爱，缺乏包容和胸怀；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些大学生在网络上浏览了过多的暴力音视频资料，对于暴力行为不以为耻。他们通过录制欺凌、殴打、辱骂他人的视频并制作发送到网络上，写上夸张的题目和注解，以此来作为他们炫耀的资本和吸粉的工具。还有一些网民不断制造网络噪音，混乱大部分网民对于事件真相的探寻，用一些低俗的语言文字和宣传口号，给大学生张贴上了“堕落”的标签。因为这种特殊事件而引起的网络看客围观，导致一些大学生在发帖或者跟帖时只顾跟风，没有判断，只有感性喷射，没有理性思考，网络上的民粹主义在高校校园中产生了巨大的暴力后果，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严重危害了和谐校园的建设。

(二)网络暴力冲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内外的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对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核心理念。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活跃的思想和略显稚嫩的判断很容易在网上不良信息的冲击下剑走偏锋。网络暴力中包含的一些极端不负责任的信息，很容易使大学生偏听偏信，不断尝试触碰社会底线，消解核心价值。

2018年8月寿光水灾发生之后，在党和政府忙于抗洪救灾之际，个别网民在某些网络大V的诱导下，纷纷对事件展开评论。这些网民没有进行实地的调查，在妄想式的情节推理之下，不断质疑和抹黑当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对洪灾中造成的损失也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怀疑。更有甚者竟然对因抗洪牺牲的警察和因抗洪不能回家的基层官员进行了点名道姓的攻击和诽谤，极大地伤害了正在抗洪救灾的干部群众，对受灾群众和抗灾人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精神伤害。他们在所谓“良知”和“正义”的幌子下，一起汇聚了一次次网络舆论的“狂欢”，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温情和感恩却之门外，影响了大学生正常的价值判断，直接冲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内外的培养和践行，对和谐校园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网络暴力冲击了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2日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提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12]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为新时代做好高等学校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对新时代做好高等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我们的高校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网络暴力在大学校园里的广泛传播却直接冲击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落实和完成。当代大学生承担着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在网络暴力的影响下，选择冷漠的、利己的、虚无的、盲目的价值取向，就会将个人置于社会的对立之面，感受不到来自社会和他们的温暖和善意，其结果就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做出损人利己之举、侵害他人之行、危害社会之径。

2018年5月出现的王凤雅筹款事件中，部分媒体和大V罔顾事实真相，污蔑王凤雅的家人“诈捐”“重男轻女”“虐待儿童”……3岁的小女孩王凤雅及其家人被推到了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但是随着警方的介入，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王凤雅事件出现剧情反转，众多跟风的媒体和网友被“打脸”。个别网民在某些媒体的诱导下加入了对王凤雅家人的“批判”，各种污言秽语纷纷泼向小凤雅的家人，对小凤雅及其家人和热心帮助他们的好心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而当事件反转之后这些网民却又保持沉默，没有丝毫的歉意，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立德树人”是要求当代大学生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高等学校在教育培养过程中需要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不断提升当代大学生“德”的水平。部分网民的网络暴力行为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知行合一的学习与实践，造成了部分青年学生对道德失范事件的漠然和无知，导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知行断裂，甚至践踏了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

三、大学生应对网络暴力负面冲击的路径

网络暴力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特定现象，它与网民的个人素养、社会的滋润土壤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治理力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高校校园中，网络暴力对于人才培养影响甚大，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完全拒绝网络。因此，应对网络暴力需要学校、老师、家庭、社会、大学生全部都行动起来，尽量将网络暴力限制在最小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一)不断提升大学生网民的自律意识和防范意识

大学生网民作为中国网民的主体力量，应该树立良好的自律意识，同时也要注意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既不能成为“施暴者”，也不要成为“受害者”。

由于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很多大学生网民信奉着言论自由的教条，很多时候在未深入了解事件前因后果的前提下直抒胸臆，这就造成了很多大学生网民无意识的情况下充当了网络看客，间接助推了网络暴力。因此，大学生网民应该自觉地培养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和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通过提升自己文明上网的修养和水平，不随意在网络上发表偏激甚至极端的言论，不盲目跟从网络舆论的走向，做到理智发声。对于虚假的、误导性的信息要及时进行揭发和反驳；对于有害的、错误的信息要及时告知公安和网络安全管理部门，杜绝这些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和扩散；对于从网上搜集的针对他人的信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保护他人隐私权利；对于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信息要及时进行爱心的传递，让更多的网民了解情况，为和谐网络社会建设贡献力量。与此同时，大学生网民还要注意保护个人的网络信息，要加强重要的身份信息、家人信息等隐私信息的保护，以免造成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导致的被动网络暴力事件。

有些大学生网民因为特殊的专业资源、技术资源、人脉资源等优势，在某些网络事件中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这些大学生一定要充分考虑好自己的思路和表达方式，发挥好引领和示范作用，保持正确的舆论方向和舆论立场，准确设置讨论议程，精准实施报道策略，引导广大网民选择理性的、正确的讨论方向和内容，让大学生网民能够在网络中受益。

(二)高等学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高等学校应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时更新教育教学方法，将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去，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教育和引导学生，以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更新思想观念，改变过去那种“着火”后“四处灭火”的被动行为。要主动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心态，平等地与学生进行交流与沟通，尊重学生合情合理合法的意愿，通过提前“疏导”而不是事后“硬堵”的方式去处理校园内的网络暴力问题，将校园内的网络暴力处置在萌芽阶段，力争用给“气球缓慢放气”的方式不断释放其中的小情绪，避免气球越来越大，直至爆破。

在高等学校还要建立起一支网络信息员队伍，它可以包括学校宣传部门、各学院和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各个班级的宣传委员、每个宿舍的舍长等。在这个信息员体系中，我们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不断教育和引导所有大学生及时了解和把握党和国家对于网络传播的最新政策和要求；还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及时掌握和把控大学生网民的即时状态，能够在第一时间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准确地做好处理预案，将重点和难点问题梳理清楚，将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

(三)立法部门应加强对于网络暴力的法制研究和建设

互联网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场所，但是网络上鱼龙混杂的信息很容易让网民“头晕目眩”，也很容易导致网民在网络上言行失控，出现网络暴力事件。因此，如果要高效地规避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不仅需要大学生网民不断提升自己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准，还需要国家的立法部门及时根据最新的变化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和管理是做好一件事情必备的两个方面，引导是从柔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管理是从硬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两者都要兼顾，才能取得成效。对于某些想通过网络暴力事件获取个人和群体利益的人群，必须采用强硬的法律手段进行坚决的还击，大力加强对于这些事件和人群的管理，才能有效地避免网络暴力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尽管近年来立法部门制定了多部关于互联网安全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规定不细、要求不明、管理不畅等问题，致使一些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四)新旧媒体应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和道德操守

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要严格恪守职业道德，不断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将真实性作为新闻报道的第一原则，不靠噱头进行炒作、不靠字眼进行吸睛、不靠“绯闻”进行造势。新旧媒体都应该保持专业的精神和信仰，以对读者和观众负责的态度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用真情实意、权威高效的报道去引领舆论走向，保证舆论的正能量。

高等学校里的各类媒体更要以身作则，不断加强职业培训和技术更新，始终保持对于新闻的敏感性和主动性，及时把握大学生最为关心的热门话题，充分整合各种“碎片化的信息”，主动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拢，向学校的中心工作靠拢，及时发出负责的、正确的校园好声音，帮助大学生及时了解、掌握、认识新闻事件，有效避免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当前这个人人都可以当媒体人的网络时代，高等学校还应该注意从师生中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通过他们引导网络舆论，主导舆论方向。要注意从有厚重的师生基础、广泛的校园影响力、良好的语言表达和网络技术能力的人员中进行发掘和培育，使他们能够成为师生群体的信息之源，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的“名人效应”，以更高的站位、更理性的声音、更负责的态度来充分运用自己的网络话语权利，助推良好网络氛围的形成和持续。

总之，网络暴力对于高等学校的和谐校园建设和大学生的教育培养冲击和影响巨大，它的发生有诸多的原因和诱导因素，完全杜绝网络暴力的发生也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在抵制和应对网络暴力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时，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形成强大的合力；大学生也要洁身自好、提升素养，避免成为无聊、冷漠、狂欢的网络看客。只有这样，才给有效避免网络暴力对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巨大冲击，才能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