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静 陈博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制机制建设是关键。在实践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在基层司法所的人民调解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问题和社会学问题，当事人双方存在着复杂的心理活动特点与规律。从人民调解的背景分析，以嵊州市司法所羲之调解室为例，将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的实践举措作了梳理，阐明了心理咨询在基层司法调解的实践意义。心理咨询介入司法调解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的鲜明特点和亮点。

关键词：心理咨询;人民调解;社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浙江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下更大的功夫，推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面强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而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制机制建设是关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表达群众的利益要求、规范权益的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在基层司法所的人民调解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问题和社会学问题，当事人双方存在着复杂的心理活动特点与规律，每一场冲突事件有其独特性。如何深刻地把握调解当事人双方的隐蔽性、冲突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心理现象及变化特点，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理的应对措施，使双方在调解活动中形成愿意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敞开心怀、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接受有关法律和道德规范为准则来判断是非曲直的心理预期，确实是摆在每个司法调解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基于上述要求，课题组试着将心理咨询引进人民调解，结合自治、法治、德治，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一、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的背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已广泛运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调解解决纠纷。在互联网+时代，农村也家家户户与网络相通，农民进城务工融入城市、农产品通过淘宝销往全国各地，大大拓宽农民的眼界，不少农民在网络与电视上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农村中很多矛盾和纠纷往往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宣泄和调解而被激化，而且许多矛盾是鸡毛蒜皮的。

嵊州金庭镇司法所顺应这种形势，以书圣王羲之后裔最大的聚居地并有“江南规矩第一村”之称的华堂村为载体，2018年3月由金庭镇、北漳镇两地联合成立了“书圣故里”品牌调解室——羲之调解室，传承“枫桥经验”，本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成立由司法、公安、综治、国土、城建、律师、法官、检察官、乡贤、村嫂、调解主任、企业等多层次多部门人员参与的调解员库，任何纠纷都能抽出相应的专业调解员，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调解室率先引入心理咨询，满足了百姓在倾诉、沟通等方面的心理需求。而在工作室里一个温馨的环境、一杯温暖的清茶、一个理解倾诉对象的亲切倾听者和一块贴心的谈话、一次有效的疏导，就能将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重拾起邻里和睦。

二、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的措施

1.协同化治理，“整合资源”化纠纷

一是党建+，镇党委出台措施，调解组织职责从部门负责向党政牵头转变，将化解矛盾纳入部门、村年度考核。完善了网格化排查预警和动态分析研判机制，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司法所牵头”的局面;二是专业+，调解队伍上从力量分散向专业集成转变，持续创新矛盾化解机制，积极借势“全科网格”和“越乡警务管家”等平台，整合司法所、派出所、国土所、法庭、检察室、基层法律服务所等部门专家解纷资源，让每一次调解涉及的具体问题都有专家参与，在调解人才库里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邀请两方都熟悉的乡贤参与调解，让双方有足够的心理安全感，让双方感觉来调解室不是对其进行惩罚教育而是从心沟通与开导协商，大大提高调解成功率;三是志愿+，调解主体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参与转变，吸纳乡贤、村嫂、老年协会、“羲之”志愿者等民间力量参与调解，变单线排查为网格协同，成立以来，2019年共邀请八支志愿者队伍纳入调解体系，人数达200余人;四是联动+，运行模式从固有模式向创新拓展转变。依托“羲之”调解室，不断推进诉调、警调、政调、访调、检调“五调联动”机制建设，落实“调解优先”制度，以“联调”化矛盾。

2.多元化服务，“调治相间”助疏导

一是创新调解理念，依托司法所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职业资质，在纠纷调解研究和运用心理学方法，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全过程，针对镇村矛盾多以家庭、邻里、情感纠纷为主的现象，充分运用“心理疏导入心、伦理感化入情、普法教育入理、协商平衡利益”的“三入一平”四位一体的人民调解工作模式，帮助当事人认清自己的问题并逐步调整自我心态，很多矛盾纠纷都自然化解或有了清晰的调解突破口。二是加强专业人才队伍，邀请高校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提供“驻站式”服务，将心理咨询贯穿到纠纷化解全过程，充分运用理性情绪疗法、认知疗法、现实疗法、叙事疗法、沙盘心理游戏等方法，帮助当事人進行心理疏导和伦理感化。

3.实体化运作，“调训结合”促和谐

华堂村，将王羲之家训“上治下治，敬宗睦族。执事有恪，厥功为懋。敦厚退让，积善余庆。”作为村规民约，以规矩树家风，以家风带社风，设置了道德石、道德墙等，并设置了家训馆，深入挖掘乡里乡村中蕴含的道德规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传统美德故事、道德格言警句、身边好人好事等，结合新时代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积极向善、敬老爱亲、诚信讲义、勤劳俭朴，打造了一条道德文化长廊，营造了浓厚的文明崇德氛围，家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文化内涵，实现‘法不及而秩序井然的作用。而家训中蕴含的“和睦、规矩、理法”的精神和调解中“依法调解，以和为贵”的理念完全匹配，这也是“羲之调解”品牌调解室的取名由来。

司法所结合王羲之家训文化，将当地村民熟知的王羲之家训家规中的“敦厚退让、敬宗睦族”等文化因素融入调解过程，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开展“读家训、促和谐”环节，带当事人到王羲之家训馆学习体会家训或把调解现场放到家训馆，促进矛盾双方当事人做到以和为贵，群众接受起来更加容易;司法所还注意发挥地域作用及人员优势，形成以调解团队为核心，利用农村“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心理特点、基层调解组织为支点，以社会组织志愿者为辐射点的王羲之家规家训的运用网络，使调解别具“羲之风味”，充分彰显司法情怀。

王羲之家训饱含和睦、规矩、理法内容，达到了法治文化支撑了法治建设，对老百姓具有很好的道德教化作用。

调解完成后利用金庭司法所系绍兴市首批心理服务平台这个优势，在回访过程中对矛盾双方当事人提供心理服务，进行心理疏导，化解当事人积怨的情绪，消除“公事公办、案结事了”的冷漠态度，使当事人感觉到“羲之调解”团队的人文关怀，做到案子了结、心结打开、助人自治。2019年以来，“羲之调解”品牌调解室已成功调解52起纠纷，回访矛盾当事人312人次，满意率99.3%。

目前年轻一代农村外出打工与创业，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见利忘义，对家训文化的了解不象世代不离村的父辈祖辈们那么深刻，难免家训文化失传。

4.系统化规划，“以调普法”保稳定

一是创新“以调普法”、“以案释法”方式方法，借助于心理学上的格式塔疗法，帮助百姓从“环境支持”转向“自我支持”，不依赖他人，激发百姓自己渴望明法理与和谐安定的心理，坚持排查调处与普法教育结合，将纠纷化解与释法明理融合，做到事前讲法，事中明法，事后析法，把调解的过程变为当事人学法、懂法、守法的过程，实现“调解一件、普法一片”的双赢效果，为该镇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2019年来，开展“以调普法”52次，“以案释法”8次。二是调解室在全镇范围开展“三治融合、法治先行”巡回讲堂活动，在幼儿园、小学初中等学校课堂演讲，让幼儿与学生用学到的知识在影响家长，这样家长在情感上愿接受法治知识，提高村民用法治思维认识问题、用合理途径解决纠纷、用和谐观点维系关系的能力，以实现从源头上化解和杜绝矛盾纠纷的发生，促进农村家风村风文明。调解室成立以来，开展巡回宣讲17场，受益群众4500多人次。

三、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意义

1.心理咨询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和谐与秩序的构建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活动规律的科学。一切民事纠纷都有它的社会心理成因，即使各类纠纷的性质与特点不同，但参与人都是有意识的，都有自己的理由与根据，在调解过程中存在着共同的心理特点与规律——想解决问题、满足自己的需求，重新建构和谐秩序。如果对一些个性独特的当事人没有及时疏通、引导、劝解，很易引发突发性的冲突，导致纠纷双方矛盾激化，表现在情感上对立对抗，行为上走向极端甚至威胁到另一方的财产及生命安全，尤其在家庭婚姻纠纷中比较常见。

2.心理咨询方法的运用是以人为本的人民调解的需要

人文精神提倡把情感看成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要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以及内在需求，避免人的异化。

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性，将人当作最大的人力资源，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同样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可将人文关怀迁移到人民调解中，让人看到法律对生命、人格、尊严、情感的尊重和保护，让人感觉到法律真正的强大力量，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最终达到自治，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如金庭司法所所长虞潇方晚上去当事人家中，以聊家常为名，边看电视边喝茶的方式，劝当事人退让，终于打动对方，解决了问题。

总之，必须不断建构和创新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有利于人民群众诉求利益，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的体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是共建共治共享，制度机制是重要保障，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法，为新时代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平安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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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绍兴文理学院2020年校级专项科研项目“建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基于人民调解引进心理咨询视角”，编号：2020ZX005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浙江 上虞 31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