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琳琳

摘 要：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是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文本中存在的那些表层的相互矛盾对立又彼此联系的二元对立组，以此去挖掘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达到文本研究的美学目的和追求。将影片《摔跤吧！爸爸》作为一个文学文本，通过分析影片内部存在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以此来探讨影片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含义。

关键词：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摔跤吧！爸爸》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方法的源起得益于索绪尔在现代语言学上的研究，结构主义研究者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文学领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视域。同索绪尔将语言看成是符号系统，认为“符号的意义存在于差异之中”[1]106一样，结构主义者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文学系统或说是文学结构，认为系统的各个单位要具有意义是因为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即是结构主义理论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运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观点去研究文学作品，我们在把握文学作品整体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本表义中彼此关联又存在差异的二元对立关系组，有助于获得对文学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另外，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观点不仅仅只能局限于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电影、音乐等也可以运用这个理论来分析。

2017年5月，由尼特什·提瓦瑞执导，阿米尔·汗制片兼主演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在取材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化、技术化的手段润色，以摔跤这一体育运动为中心展开故事的讲述，其中渗透着真挚的父女情及对家国理想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在打动观众的同时，赢得了高票房和高口碑的良好赞誉。同时，影片中还存在着内涵丰富的相互矛盾对立的关系，用二元对立理论分析影片有助于对作品背后的含义更为理解。

一、小人物与大理想的二元对立

《摔跤吧！爸爸》以“摔跤”为窗口，塑造了主人公马哈维亚·辛格·珀尕这一小人物，并将其与一生都在执着追求的国际冠军梦这一大理想进行了鲜明的对立，在将人物形象丰富饱满的同时又营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电影《摔跤吧！爸爸》将故事背景投射到了1988年的哈里亚纳邦的巴拉里村，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叫马哈维亚·辛格·珀尕（后文简称马哈维亚）的男子，他曾是印度国家的摔跤冠军，一心渴望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一块国际金牌，却因生活所迫，他的冠军梦最终止步，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他只能选择后者。然而，残酷的现实并未打消马哈维亚的梦想，执着的他不甘于受现实的摆布，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到了自己的下一代身上，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为国家赢得一块金牌。可是，命运往往不遂人意，人们越想得到某样东西，就离这个东西越来越远。马哈维亚的妻子达亚卡没能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只为他生下了四个乖巧可爱的女儿。求子心切的马哈维亚为此一度失望甚或绝望，就在这绝望之际，他却无意中在女儿吉塔和巴比塔的打架事件中看到了女儿们在摔跤方面的天赋，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从此他便对女儿们实行高强度的训练，教授她们摔跤方面的技巧，并让她们与男子摔跤选手进行实战较量。正是在这一天又一天的强度训练，一次又一次的耐心教授，一场又一场的摔跤比赛中，女儿吉塔和巴比塔最终实现了父亲的理想，为国家赢得了金牌，这既是家庭的荣耀，巴拉里村的荣耀，也是印度这个国家的荣耀。

不管是较于马哈里村，还是较于印度而言，马哈维亚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身份的低微，生活的窘迫在影片中都有所呈现。如影片开头，马哈维亚正在收看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男子摔跤比赛，但播放比赛的电视机却收不到信号，呈现出跳动的雪花图像，而且在空间上看，马哈维亚看电视的场所是公共场地而非自己的家。在当时能够拥有电子设备的家庭大多是生活富裕的家庭，由此可看出马哈维亚一家经济并不富裕。其次，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马哈维亚和售鸡的老板讨价还价。再次，为了让女儿们有更好的摔跤场地，马哈维亚向当地体育委员会申请资金以用于购买摔跤垫无果后，只能自己用床垫拼合成摔跤垫等，这些是影片中正面反映马哈维亚生活处境的窘迫和身份的低下的地方。在影片中，马哈维亚要给女儿买鸡肉补充营养的时候，妻子的那句“我们连米都买不起，哪儿来的钱给她们买鸡肉啊？”以及售鸡老板的那句“你想用20卢比买我120卢比的鸡”质问的话语等这些人物的话语也从侧面反映出马哈维亚生活的贫困。另外，从吉塔和巴比塔们身穿的服饰也可见出马哈维亚一家的贫困。在印度，女性的传统服装分三类，主要是纱丽、LehngaCholi礼服和旁遮比服。其中，纱丽这一服装的面料是区别人们贫富等级的标志，“穷人所穿的纱丽的面料质地一般都是棉、麻所做”[2]，富人穿的则是“上等的丝绸或者薄纱”[2]，并且衣服上还有上等的金银丝线绣的图案和宝石镶缀。影片中，吉塔和巴比塔身穿的都是棉、麻面料的纯色衣服，并且衣服上并无任何装饰图案。

故此，不管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条件方面，马哈维亚都是处于弱势，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物质方面的他的确困窘，相反，在精神方面的马哈维亚是富足的，他拥有一身绝好的摔跤技能，并且内心怀揣为自己国家赢取金牌的宏大理想。虽然这名曾经的摔跤冠军一生都渴望为国争光，可却得不到国家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受到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几度差点以失败告终。但影片正是在这小人物与大理想的二元对立之中，体现出主人公马哈维亚对国家民族的无尽的爱，体现出像马哈维亚这样的小人物渴望为国争光的爱。

二、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的二元对立

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不管是在文学艺术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是一直存在的问题，相较于男性在社会中的中心位置而言，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相對边缘化，女性是作为“他者”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之中。在影片《摔跤吧！爸爸》中，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的二元对立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这主要体现在女性意识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新式女性与旧式女性及人物本体身上体现的矛盾对立三个方面。

首先是女性意识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者以主人公马哈维亚为代表，反对者以他的妻子达亚卡和巴拉里村的村民为代表。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厚重的国家，受宗教传统的影响，印度的男权意识严重，女性的地位低下，女性“作为被审美对象和被旧文化禁锢的对象”[3]，其一生就是嫁为人妇，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在电影《摔跤吧！爸爸》中，马哈维亚的两个女儿吉塔和巴比塔在一场与男孩子的打架中体现了身上的摔跤天赋而被父亲相中，开启人生的摔跤之旅。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摔跤是一项散发男性气息并为男性所属的体育项目，是力量的象征。但马哈维亚却认为男孩子能练习的摔跤，女孩子也能做到。为了训练吉塔和巴比塔，他让她们清晨5点就起床跑步，做各种高强度的训练，与男孩子练习摔跤，甚至当两个女儿对他的所做有反抗时剪短她们的长发，让她们穿上男孩子的衣服。即便他的这种行为受到了妻子的不解和村民们的嘲笑，但是马哈维亚始终坚持自己所做的一切，尽自己所能训练女儿练习摔跤，将她们拉出既定人生轨道，同时，马哈维亚也希望女儿们可以通过在摔跤上的成功为千千万万像她们的女孩树立榜样，并向世人证明，女孩子也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获得自己的人生。故此，剧中的马哈维亚在男权社会中是以一个男性反抗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以强大的意志对抗整个世界的冷嘲热讽，是为了帮助女孩们寻找到全新的对抗父权社会的出路”[4]，虽然在训练女儿们摔跤的过程中，他的态度和做法有点过于偏激，但是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印度女性的独立和解放。

其次是新式女性与旧式女性的二元对立，新式女性以吉塔和巴比塔为代表，旧式女性以马哈维亚妻达亚卡和14岁的小新娘为代表。如前所述，吉塔和巴比塔的解放是基于父亲马哈维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靠着艰苦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凭借摔跤运动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逃脱了印度女性固有的人生，并且吉塔的女性意识的成长还经历了一个被迫服从到自觉服从，从不自觉的女性到自觉的女性转变的过程。与此相反，影片中的达亚卡和小新娘却没有和她们一样的好运气，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的是传统的旧式女性形象，对丈夫和父亲言听计从，不敢违抗。如影片中，达亚卡虽然对马哈维亚让女儿们练习摔跤的举动不认可，但也只是说了一句“摔跤是男孩子的运动，从没见过女孩子练摔跤的”，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抗。再看影片中的小新娘，尽管她对自己即将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从此过上生子干活的命运有不满，但也只是对这种命运抱以认定，只遗憾没有一个能为自己考虑的父亲。

最后是人物本体呈现出的矛盾对立，这主要是从影片中的马哈维亚这样一个形象来论述。马哈维亚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具有浓烈的男性价值认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性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均拥有绝对权威”[5]，并且“男性的身体、男性的气质、男性的生活模式、男性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中被奉为价值观念，这可以从影片一直贯穿始终的“摔跤”主题看出，摔跤运动恰恰是展现男性强壮体格，散发男性荷尔蒙味道的体育运动。身为男人的马哈维亚，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下一代，渴望有一个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摔跤衣钵，实现自己的冠军梦想，需要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这一点来看马哈维亚有传统的一面。但当他无意中发现女儿们的摔跤禀赋后，便自觉地从一个男权社会的代表人物转向了女权意识的拥护者，尽管这种转变是不彻底的，从他将女儿们的外形塑造成男子的形象这点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女性的独立要具备和男性一样的外形气质的条件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从女儿吉塔和巴比塔的角度审视马哈维亚，父亲于女儿们同样是矛盾对立的，在她们眼中，父亲不是拯救她们的天使而是将她们打入地狱的魔鬼，天使和魔鬼形成了相互矛盾的关系。并且，吉塔和巴比塔对父亲的态度在后期也形成对比，吉塔对父亲的态度在她进入国家体育训练后发生了一个突转，她开始对父亲的摔跤技巧有所质疑，并企图摆脱父亲的控制，违背父亲的意愿，用留长发，涂指甲油，与父亲进行摔跤较量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抵抗。而巴比塔从始至终对于父亲一直都保持听从和相信的态度。

总的来看，在男權社会中，女性要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男性的帮助和扶持，但同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自觉也是她们能够走上解放之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三、影像语言的二元对立

随着互联网科技手段的发达，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传播媒介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相较于图书、电报等纸质媒介，电影集图像、音乐、文字等多种丰富的文化信息一体，具有生动直观的特点。同文学文本一样，电影的影像也可被视为一个语言系统，其同样存在丰富的二元对立关系。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一书中，作者麦茨认为“影像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6]18，由此可看出影像也可以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进行解析，通过比较电影《摔跤吧！爸爸》中的影像与影像、台词和台词间的差异，进而去探讨差异背后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一）电影画面上的对立。

首先是电影的开头和结尾画面的差异。在电影开头，电视机里播放的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男子摔跤决赛，在这场摔跤比赛中，是俄罗斯和美国两国的摔跤选手的舞台较量，印度选手并未在其中。但在电影结尾，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的女子摔跤55公斤级决赛中，印度选手参与。印度选手的在场和缺席，男子摔跤和女子摔跤选手的男与女的性别差异都形成了有意味的矛盾对立。其次，是影片中的男子的镜头多，女子的镜头少。再次，是吉塔和巴比塔参加朋友婚礼的场景画面。婚礼现场是一番热闹愉悦，充满欢歌笑语的画面，婚礼上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说不尽的喜悦和幸福，但是婚礼的主角新娘却是满脸的愁闷和悲苦。最后就是吉塔在与对手的对抗过程中，被对手打头部，一脸茫然无助和学会回打对手头部给予回击的两个画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电影台词上的对立。

首先是电影开头的旁白“每一个摔跤选手都渴望为国争光，但是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能走多远呢？”，这一旁白所透露的信息可以理解为“梦想”与“现实”的对立，为国争光是个人的梦想，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是社会现实，梦想虽美好烂漫，激情四溢，但得不到国家的支持与扶助，势必若笼中鸟，飞不了多远的天空，由此美好的梦想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互相矛盾的对立关系。其次是婚礼上新娘与吉塔二人的对话，吉塔的“什么样的父亲才会逼女儿成为摔跤手？……但愿其他人不会有这样的父亲”和新娘的“我倒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对比。再次是吉塔参加55公斤级半决赛时，教练和父亲指导她的作战策略。两种策略所呈现的攻与守的一反一正的姿态，体现了教练与父亲的应战出发点的不同，教练是从自己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父亲马哈维亚更多地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从这两种不同的姿态和角度的鲜明对比中，也可以见出教练的心高气高，趾高气扬的丑陋。

（三）电影歌词内容的对立。

印度电影中通常会在影片中穿插印度歌曲和舞蹈，《摔跤吧！爸爸》同样不例外。电影《摔跤吧！爸爸》穿插的第一支歌曲的歌词内容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关系。这支歌曲“交代摔跤手的日常训练环境以及在影片的后面交代吉塔和父亲重修旧好之后接受父亲安排训练时的训练场景”[7]，其中“他究竟是救世主，还是我们的梦魇？”和“爸爸您要求瓷娃娃变大力士，简直是虐待”这两句歌词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

由此，电影《摔跤吧！爸爸》在电影画面、电影台词、电影插曲的歌词三方面都存在矛盾對立的二元关系，从这些矛盾的关系组中可以对影片的社会现实和人物形象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认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摔跤吧！爸爸》不管是在内容、主题上还是影像的呈现，媒介的运用上都富含丰富的二元对立元素结构，这简单矛盾的对立元素又夹杂着深厚的文化社会含义。影片以体育运动“摔跤”为叙述窗口，改变了过去对于女性生存的陈旧观念，尽管这种“女性意识处于混沌状态，需要以父亲为首的男性权威来启蒙”[8]，但是却是对女性生存路径的一种探寻和对印度存在的男权意识的一种有力的反抗。

[参考文献]

[1]（英）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06.

[2]杨婷婷.印度女性传统服饰探析[J].山东纺织经济，2013（6）：73-74.

[3]孙启菲.印度电影女性主义的觉醒与流变——以电影《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为例[J].大众文艺，2019（7）：167-168.

[4]杨会.《摔跤吧！爸爸》女性抗争主题的多重表述[J].电影评介，2017（17）：37-39.

[5]唐桃.《摔跤吧！爸爸》中的男性价值认同与女性平权[J].电影世界，2018，（4）：69-72.

[6]张明娟.电影视阈中的跨文化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18.

[7]张小雪.《摔跤吧！爸爸》的意识形态分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1）：167-170.

[8]王怀昭.从奴役到解放：女性主体的艰难指认——简论电影《摔跤吧！爸爸》[J].艺术评论，2017（6）：39-43.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