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任

9月26日，有媒体注意到，近日教育部官网公开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中提到：“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教育部将充分采纳您的建议。”（9月27日澎湃新闻）

“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原因在于在一些学校与学科，导师权受到较大掣肘，不能充分发挥出应有作用。“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而如果导师权受到限制，在研究生培养上欠缺必要的主动权、自主权，不利于释放研发能量。

但在给导师“扩权”的问题上，又不免让人担忧导师权力过大，会加剧学生的“弱势地位”。实际上，在目前尚未进一步给导师“扩权”的情况下，导师权力过大，导致导师与学生之间地位“不平等”的现象就很常见。一些高校导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大的话语权，其权力较少受到监管与监督，这也让一些导师并不以学生为本，而是挖空心思为自己牟利，自己带的学生就容易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或廉价劳动力。这就损害了广大学生的切身权益，不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所以，舆论担忧给导师“扩权”会加剧导师“权力膨胀”，并非空穴来风。但到底是该给导师“扩权”，还是保持现状，甚至给导师“限权”？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做“加减法”就能解决的。

一方面，给予导师充分的“自主权”，松开束缚导师手脚的“绳索”，从而更好释放研发能量。另一方面，则要对导师进行“限权”，限制导师的任性权力，遏制导师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的现状，比如保障学生的申诉权利，加强对导师权力的监管与监督，对于导师也要实行“优胜劣汰”，不足以胜任自身职责的导师，要予以“清退”，等等。

通过“扩与限”来对导师权进行“修正”，让导师权既能够正常行使、充分行使，又不至于权力滥用，这样才能保障学生权益，提高研究生培養质量，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也有利于促进师生间的关系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