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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对话与女性主义观
——解读卡莱尔·邱吉尔的《优异女子》*

2020-12-09刘瑞霞

关键词:马琳安琪乔伊斯

刘瑞霞

(吕梁学院 外语系, 山西 吕梁 033000)

邱吉尔是二战后英国戏剧“第二次浪潮”中涌现出的女性戏剧家。 《优异女子》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国内评论大多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或者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优异女子》, 目前还鲜有从复调理论视角对该剧进行解读的文章或著作。 本文试用巴赫金复调理论分析剧作, 以挖掘剧中深意, 深入思考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

复调原是一个音乐术语, 源于希腊语, 是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 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研究时提出复调理论。 他发现“众多相互独立且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组成了“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的真正复调”[1]6, 复调作品中的人物不再只是作者的传声筒, 而是思想上能独立表现自己意识的主体。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作者、 文本和读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复调世界是“艺术上组织起来的众多思想的共存和相互影响, 而不是单一思想进化的舞台”[1]31。 他指的是不同时间的人或事物聚集在一起, 强调的是共时性而不是历时性, 每个人在对话中通过各自的讲述再现自己过去的生活, 作者的声音通常掩盖在众多声音之中。 人物通过对话表达思想, 通过回忆向读者和观众展示过去, 从而揭示其内在的独特思想和个性。 巴赫金的复调思想主要表现在作品中的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上。 在《优异女子》中当来自不同时空、 身着不同服饰的六位女性齐聚一堂, 在舞台上欢快宴饮、 畅所欲言时, 观众和读者也许会感到异常迷惑。 但只要重新组织语言和句子, 读者便会对剧作和剧中人物有一种新的理解, 引发读者去思考作者在这些对话中蕴藏的深刻含义, 并开始思考女性在不同时空各个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1 人物内心的对话

巴赫金认为微型对话是“不同声音在一个分解开来的意识内的相互组合”[2]296。 双声和微型对话“反映出主人公内心和主人公之间的多种意识的分裂与冲突, 小说的情节、 内容乃至主题都在对话中得以展开”[3]57。 微型对话是人物自我意识的冲突, 人物内心中出现的两个声音相互交锋, 主人公的意识往往分裂成几个相反的意识。 通过主人公内心的分裂和对话, 揭示出主人公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

话剧《优异女子》第3幕中的事件发生在一年之前, 是马琳在离家六年之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马琳是一个上等女性, 事业成功。 但是第三幕却展现给我们一个内心冲突、 感情脆弱的马琳。 当马琳得知乔伊斯每周都去看望母亲时, 她也非常渴望承担责任, 她两次重复说:“我来吧。”马琳因为安琪的抚养权问题与乔伊斯发生争吵, 她多次问姐姐:“你不想要她了吗?”[4]134“我来照顾她; 现在就叫醒她, 收拾行李带她走。”[4]134她仿佛已经打定主意抚养安琪, 但当乔伊斯告诉她自己因为要全心照顾安琪而流过产时, 激起了她对自己两次流产经历的痛苦回忆。 另一个声音在马琳心中响起, 她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我不想要孩子, 我不想谈论妇科方面的问题。”[4]135一方面, 她想照顾安琪, 承担做母亲的责任, 另一方面, 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和痛苦却促使她放弃。 马琳心中两种相互抗争的思想形成了两种不同声音的对话和交锋。 第一个是马琳理性的声音, 照顾家庭、 抚养子女是她的责任, 作为一个有社会道德的人, 作为一个想要同男性获得同样成功的人, 她应该这样做。 另一个声音是她感性的声音, 身体上和心灵上的伤害使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不想要孩子的真实想法, 这才是她意识中的真正自我。 这两种声音是无法融合的。

马琳内心的对话和交锋显示出上等女性内心的孤独空虚和压抑矛盾的情感, 她们想在获得事业成功的同时拥有亲情, 但是又怕亲情会成为她们事业发展的阻碍。 这一矛盾的心情正是现代女性内心的真实写照。 “双声语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两种意识观点和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成分中的交锋。”[3]49作者通过运用复调的对话性和双声性的表现手法, 揭示了人物内心的不同声音, 从而深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现代女性所处的两难境地。

2 人物关系的对话

在具有复调性的作品中, 作者从不把自己的意识显露出来, 不给人物下定论,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巴赫金认为大型对话的内涵之一就是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新的对话关系。

邱吉尔在《优异女子》中并未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干涉剧作和剧中人物的表达以及读者的思考。 作品中的人物是自由的, 同作者一样有独立的思想和理解力, 她们与作者地位平等, 有着不一样的意识, 自由地表达思想, 彼此交流, 形成一个共时的多声场面。

以作品中第一幕为例, 现代社会的成功女性马琳为了庆祝自己在“优异女子就业公司”的晋升, 邀请了五位来自不同时代的女性前来参加晚宴。 她们分别是: 从1831年到1904年一直居住在爱丁堡喜欢四处游历的伊莎贝拉·伯德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爱情经历; 13世纪的日本皇妃日秀, 失宠后出家为尼姑; 布鲁盖尔绘画作品中的人物道·格莱特, 身着围裙, 带领一帮妇女冲入地狱与魔鬼大战; 传说中为了求学而女扮男装的琼, 后来被选中当了两年的教皇; 还有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贤妻良母格里赛达。 每个人物都来自不同的时代, 穿着不同的服饰, 在同一个舞台上开怀畅饮, 公开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该剧没有通过以往的剧作的创作手法, 如对人物穿着、 周围环境、 言行举止的详细描述来刻画人物性格, 而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来揭示其不同的性格特征。 人物通过回忆讲述自己的经历, 形成一个共时的场面, 拉进了观众、 读者和剧中人物的距离, 使读者深刻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内心感受, 深入思考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 作者不掺入自己的意识, 通过剧中人物在对话中的自我展示留给读者以充分的思考空间。 人物以独立的话语和态度交流着各自的思想和故事, 不同意识相互交锋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意识的变调。 在这里呈现的不是由单一作者权威意识讲述的处于客观世界中的人物及其命运, 而是权利平等的与作者处于同等地位的多种意识。

在剧作中, 马琳和日秀通过对位和对照形成了复调结构。 一方面, 她们具有相似性。 马琳是一位成功的现代女性, 她甚至占据了现代社会普遍认为的应该是男人占据的位置; 日秀则是日本皇妃, 地位显赫, 堪称她所处时代的优异女子。 但是这两位物质生活丰富的女性却遭受着感情和亲情的折磨。 马琳为了事业, 舍弃家庭, 抛弃女儿; 日秀把天皇看成她的一切, 但是自己的子女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被天皇抱走送人, 还遭受着天皇的侮辱, 遵从命令陪其他男人睡觉。 从另一方面看, 两者又有所区别。 日秀完全服从天皇, 把他称为“我的陛下”。 “父亲去世了, 我所拥有的只有我的陛下。”[4]61“我最开心的就是成为陛下的宠儿, 穿着他喜欢的薄绸衣服。”[4]58天皇是她的一切, 是她的生命, 她可以遵从天皇的任何命令甚至与别的男人同床共枕。 日秀毫无个人尊严的生活与马琳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琳不允许任何人对她进行侮辱, 否则她将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还击。 这种女性美德般的温柔恭顺、 沉默娴静、 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 是“象牙女郎”式的[5]55, 她是为男性享用而创造的客体, 毫无自己追求的“家里的天使”[5]58。 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是“失语”的[6]26, 没有话语权。 日秀的顺从、 依赖和马琳的斗争、 独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马琳孜孜以求的也只不过是男权社会对她的承认, 所以她处处以男性的眼光衡量自己。 日秀和马琳其实都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她们失去了子女, 失去了家庭, 也失去了自我。

剧中人物进行对话时她们的话语次数也是不同的。 道·格莱特不仅话语次数少而且话语长度短, 整个第一幕出现的也都是说些无关紧要的简短词汇, 如“猪” “汤” “难过” “散步不错” “大公鸡” “在田野里, 是的”“球”等。[4]122有两次她的话语长度比较长, 但也不是自己主动地掌握话语权。 在整个第一幕的对话中, 她的话语不断被打断。 作为人物, 她有权说或者不说, 但是说与不说或者说多说少的对照, 体现了她作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一贯的地位。 作者并未明确指出道·格莱特的性格特征, 但是通过她的话语, 我们却清晰地看到, 作为一个艺术作品中的女性, 在地狱中可以叱咤一时, 在真实的世界中却处于弱势。

日秀和道·格莱特在剧中没有独白, 台词很少, 而且话语基本都是围绕着男性展开, 她们不能诉说自己的内心, 甚至不能表达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 她们的故事只能由他人说, 自己却没有发言权。 她们作为女性的形象完全成了陪衬, 几乎成为男性内心女性形象的外化, 她们无法表露自己, 因为没有人会倾听她们的话。 她们“回避了女性自我, 取消了女性的自由意志, 同样是对女性形象的颠覆和偏离”[7]42。

3 情节结构的对话

“大型对话不是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作者视野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 也就是说不再是人物之间用引号括起来的你来我往的语言形式上的对话, 而是一种对话关系, 是整部小说的一种构建形式。”[3]66也就是说, 大型对话不是用引号括起来的话语表现, 而是体现在小说体裁、 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结构上的对话式的表现形式。 作为一部颇具复调色彩的戏剧, 《优异女子》同样具有情节结构上的复调性。

剧幕的一开场, 作者通过戏剧的时空结构, 通过展示各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将观众引入了历史上的女性与男权制的矛盾。 回到现代社会中, 女主人公马琳这个所谓的“优异女子”似乎比之前历史上的女子都成功很多,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 观众会发现原来优异女子们的成功是建立在自身的痛苦基础之上的, 她们按照父权制社会的标准来压迫同胞, 失去了自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完全被男性化。 如“在最后一场马琳与乔伊斯之间的对白是在相互打断中进行的”, “这种话语权的争夺本身就是对父权制规则的模仿和顺应”[8]。

在具体情节中, 我们看到时隔六年之后, 马琳第一次回家, 受到乔伊斯和安琪的热烈欢迎, 她们都非常高兴能见到马琳。 马琳受到了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的热情款待。 安琪在乔伊斯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了马琳, 乔伊斯为马琳的到来感到惊讶, 她显得很窘迫, 但她尽量用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马琳。 “你要是能提前告诉我你要来就好了, 我好准备点吃的。 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 我们都吃过了。 我们刚要准备喝点茶, 你吃个鸡蛋吧。”[4]110此处乔伊斯和安琪的热情与第二幕中马琳对安琪的冷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马琳: 下周你还在这里吗?

安琪: 是的.

马琳: 你不用回家吗? ……你计划和我呆多久? ……所以你计划呆多久?[4]

马琳不想留宿安琪, 不断地询问安琪什么时候回家, 要在这里呆多久, 她认为女儿是一个麻烦, 她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事业。

两种场景之间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大型对话关系, 马琳所在的伦敦高级白领的办公室和乔伊斯作为乡下清洁女工工作的后院形成鲜明的对照, 马琳的冷漠与乔伊斯和安琪的热情形成对话, 她们以不同的声音和调子唱着同一个主题, 形成了“多声部”的结构, 从而揭示出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情感的复杂性。 这一种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了所谓的“优异女子”为了事业, 为了自己成为上等社会的一员, 舍弃了亲情, 使自己变得冷漠、 可怕而不可接近。 马琳的成功是建立在对男性的模仿之上, “优异女子”又常被译为“上等女子”[9], 本身就是等级、 差距的代名词,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4 结 语

如今妇女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 但是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仍然存在, 要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 就必须提高女性自身的平等意识。 在剧作中, 作者运用了各种写作手法以激发读者深思。 其中复调手法给予了人物以较大的表现空间, 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 从而挖掘主题。 剧中充满了人物间的对话、 人物和作者的对话、 人物内心对话、 情节结构对话, 促使作者逐步发现作品的深层含义。 作者并未直接表露观点, 读者却能与作者产生共鸣。 那些由男权政治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伦理规范、 思维模式已经内化为女性的心理结构, 少数女性进入所谓的上等社会并不意味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上等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意识之中, 女性的不平等和压迫也依然存在, 要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必须改变女性的整个生存状况。 剧作以未完成性结尾结束全篇, 作者并未明确指出主要人物——马琳、 乔伊斯和安琪的命运, 留给读者自己思考的空间, 给读者一种生活仍在继续的感觉。 安琪的最后一句“太可怕了!”更是发人深思, 女性的命运将会如何, 仍是人们不断追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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