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恺祺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知青文学指以知青的生活经历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书写， 在80年代中后期曾引起写作和研究的热潮。 作为一个群体， 知青有着跨越农村与城市的独特经历， 加之较好的文化修养， 使得知青文学可谓异彩纷呈。 相对于乡村， “作为乡村外来者的他们， 不仅在他们个体的生活中聚焦了城乡文明的冲突， 也同样承担了启蒙者的身份， 催生了‘乡村’对于‘城市’的向往”[1]139。 作为知识青年， 他们也记录了与城市不同的乡村的野性与质朴。 当下， 研究者们对于知青文学的城乡叙事、 集体记忆、 困惑彷徨、 叙事策略、 写作技法以及文化现象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但是对于知青文学在空间上的构建及其意义研究还存在不足。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在《叙事学导论》(AnIntroductiontoNarratology)中指出： “叙事理论(叙事学)是对叙事作为一种体裁的研究。”[2]42而叙事中的空间则是“一幅发生故事的小说空间画面， 可以唤起有直接指示语(direct deixis)的人物和对话”[2]42， 也就是作为人物会话的背景环境(setting)。 在目前的叙事理论中， 文本的空间性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 空间作为时间之后叙事文本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对展现文本的内容和整体地理解文本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随着国内对叙事学的空间转向研究的日益深化， 特别是龙迪勇提出的空间叙事学研究， 叙事学的空间转向成果已经逐渐完善为分析文学作品的得力工具。 知青文学具有很显著的跨区域性， 在叙述中具有很强的空间属性， 这种空间叙事属性可以作为时间性叙事的辅助使我们更好地整体把握文学文本。 本文以《日夜书》和《黄金时代》为例， 通过研究叙事中构成的不同样貌的空间， 还原小说空间提供的思考场域， 通过对知青文学描述出的乡土空间、 城市空间、 回忆空间以及权力话语空间， 理解知青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全面思考。

1 知青文学中的城乡空间跨越

跨越城市与农村是知青群体独特的经验和记忆， 正是这样共同的经历赋予了知青文学鲜明的空间特性。 通过城市生活和乡土生活之间的往返， 知青文学获得了城乡间的空间跨越， 塑造出城市与乡村两个各具特色的文学空间。

知青文学不同于乡土文学的是它不是从乡土走出又回到乡土描述的作品， 而是城市走出来到乡土并大多回到城市的作者写下的文学作品。 相较而言知青笔下的农村生活更富有时代的特色， 具有以城市为本位的人深入农村的特殊生活体会。

在知青文学中， 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是差别分明的， 学习生活和田间劳作之间的也差别十分巨大。 这其中的差异正是知青群体的真实体会， 同时这样的体会深刻地融合于他们具有空间跨越的书写中， 也表现在他们所描绘的乡村劳动人民的精神上， 这是没有经历过下乡生活者很难体会到的， 也是知青空间跨越带来的文学成果。 知青文学在城市与乡村空间叙事跨越的同时也因此具有了深刻的地方性， 表现出中国各地的地域特色， 也表现出农村土地所具有的生命力。

在韩少功的《日夜书》中， 下乡之后的生产队场景与返城后的城市生活在地理空间上跨度明显且边界分明， 在时间上也存在着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跨度。 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 则将山上山下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空间， 象征野性的生活和生产队秩序的生活。 知青文学的一些作品在叙事中描述出跨度较大的空间， 以空间跨越性达到对比的效果， 从而使描述的两个空间都得到突出。

空间跨越叙事的手法也见于许多其他作品中， 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空间布局也十分考究。 路遥从家庭的小空间写起， 写到学校、 村庄、 县城一直到省城， 空间同样经历了城乡的跨越。 可以说， 城乡空间的差异性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现实情况， 甚至“在整个20世纪、 21世纪的文学叙事中， 城市与乡村并不只是一对僵化的地域概念， 更是一对互为参照的文化观念体系。 两者之间不单是空间的对峙， 也暗含着时间维度上过去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之间的博弈”[1]145。 而且很多作家敏锐地把握了这种不同， 也把握了城乡空间的逐步变化。 作家们通过小说文本书写出社会变革下人们社会生活的真实样貌， 这种空间书写的尝试具有忠实纪录历史变革的史诗性。 这种史诗性很好地体现在综合文本整体的空间叙事上， 使读者能够通过文本所描述的空间了解作家经历过的时代的壮阔景象。

2 知青文学中的回忆空间描述

记忆与空间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古希腊罗马的记忆方式将记忆与空间联系起来， 西蒙尼通过聚会中的宾客的位置回忆辨认倒塌后伤亡人员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 记忆也是叙事作品创作中的重要一环， 涉及到回忆的作品很多在叙事中都带有记忆所具有的空间性，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指出记忆“是静止的， 它们越是牢固地被固定在空间里， 就越是稳妥”[3]273， 而且“被追忆的时间始终都不是流动的， 而是对体验过的场所和空间的记忆”[3]274。 可以说文本中对过去的回忆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也描绘出记忆中的空间样式， 对记忆的书写也是对过去经历空间的一种描述。 记忆的“核心就在于‘视觉联想’， 即把记忆的内容和难忘的图像公式编码以及‘入位’——即在一个结构化的空间中的特定地点放入这些图像”[4]174。 下面将以韩少功的《日夜书》为例来分析知青文学叙事中的记忆空间， 韩少功通过记忆中的今昔对比， 在叙事中描绘出知青在过去与现在所生活的不同空间。

韩少功在采访中说， “日”与“夜”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人们很难判断出什么时候就完全是白天， 什么时候又完全是黑夜。 在此种状态下， 知青生活更像是记忆中的岁月， 人们很难判断其影响与真正意义。 在追思与怀念那样的过往岁月时， 无论好坏、 甜苦， 都是个体生命最宝贵的经历。 韩少功的这种写作正是谢有顺所说的“尊灵魂的写作”， “文学最重要的使命， 应该是记录人心的呢喃、 灵魂的叙事”[5]。 只有像韩少功这样从灵魂出发寻找、 追忆那对于个体生命来说遥远的岁月， 才能看到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每个人灵魂本身的价值。 相比之前知青文学或强调生活的伤痛， 或叙述生活的荒诞； 跨越这么多年， 韩少功的写作多了一分冷静和面对生命岁月的执着和尊敬。

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知青岁月是有很大不同的， 《日夜书》以极大的跨度书写了知青下乡到现在的生活。 知青生活中井井有条的集体意识是小说中的知青们都忘不了的， 集体意识融入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同时也是成为他们之间纽带。 正如小说中说的“从这些人的表情和语言来看， 过去的岁月暗淡无光， 说起来简直都是字字血声声泪”， 仿佛一切苦难的源泉都是那“被窃走的青春”。 但这段经历不仅仅有苦难， 还有超越苦难的东西。 正如他们对子女叙述自身经历时语气中透露出的， “从口气上不难听出， 他们似乎在夸耀什么”。 在文学的叙述中“苦难的确是存在的， 可苦难背后还会有希望； 心灵可能是痛苦的， 可痛苦背后一定还有一种坚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往前走”[5]。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生活， 在知青们的回忆中不只有当时的苦， 也有当时的骄傲， 这正是苦难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力量。

现代的生活， 有着现代感的有序， 却又充满了混乱与无序。 《日夜书》中大甲将吴场长骂人的下流话作为自己作品“裸体冻肉库”的总题(玛利亚： 人民的修辞)与分题。 这种没有教养的文字成了大甲口中大谈的“结构” “当下”或“反抗”， 被大为吹捧。 而其本质却是“教他们骂娘， 代他们骂娘， 骂出他们的心花怒放……”， 岂不是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的荒谬？郭又军则一直是知青中的老大哥， 是文中“我”(陶小布)开启知青生活时的精神支柱。 返城之后他家成为知青们的联络点， 他像大哥一样帮助大家， 努力维系着大家正月里的聚会， 组织大家进行怀念活动， 与白马路新一代官员联系， 甚至编影集、 排节目、 办展览、 筹建纪念碑。 在聚会上他努力寻找逗人的话题而不得， 再乐观的心灵也没敌不过病魔， 贺亦民进入石油城想为国企出力， 却因无法与体制适应而撞得粉碎， 最终因冲动杀人而被捕。 还有文中的“我”所卷入的政治漩涡。 如此种种， 每个人的过去与现在在回忆中都多少抽象成为模糊的符号， 这种模糊的抽象空间没有头没有尾， 只有记忆的碎片和零星的感受， 在这混乱的距离之中， 岁月如飞。

《日夜书》中多次对胶片、 日记、 老照片等意象进行书写。 这些意象都象征着人生与回忆。 如对集体农庄生活的回忆和相关的人的关系， 知青对待下乡的态度和感情。 这种回忆是按照新的逻辑而不是时间原先经历的顺序进行的， 是需要寻找回忆可以凭借的人、 事、 时、 地、 物等众多参照物才能唤醒的。 小说的行文顺序就是以这些线索交织来梳理回忆并进行书写的。 回忆是零散的， 人们回忆他人时有的想起这件， 也有的想起那件。 同时有几个关键性的事件将大部分生活很近的人串联起来， 就如小说中马涛被捕事件。 小说中叙述的记忆交错勾连， 以人、 事、 物等意象为节点构成独特的叙述空间， 进而“时间和空间一旦形成， 就成为使物、 人、 关系、 过程和事件具有个性并获得同一性的首要手段。 对于世界上围绕我们存在的物、 事件和关系的定义来说， 场所和界限即使不是生死攸关的也是重要的属性”[6]300。 实际上， 正是具有了隐性的相对完整的时空(小说中的时空背景)， 错综复杂的人、 事、 物才得以组织在一起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时过境迁的回忆依稀不清， 同时， 这种回忆也是歧义丛生、 真假参半的， 是回忆自身塑造出来的样子。 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顺序， 也与日常生活的本来面貌存在着差距。 亲身的经历尚且不能马上复述清楚， 更何况时过境迁的回忆与许多故友的转述呢？这种真实与模糊的混乱是韩少功故意营造而成的， 他所需要的就是这种混沌的无法准确判断的空间， 模糊中留下的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 只有对生命流逝的怀念与珍重。 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是纯粹真实的， 它总会制造出一种模糊、 一种中立来扰乱我们的判断， 再让我们在这模糊的叙述空间中重新找到经历作品之后的透亮感悟。 “在故事中， 空间是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 空间的首要方面就在于人物所产生的意识在空间中表现的方式。”[7]157小说描绘的空间不一定是真实准确地还原事件发生当时当地的空间， 相较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空间的描述、 今昔的对比表现人物的意识与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

文中时过境迁的回忆描述出一种社会的改变， 这种今昔的对比是一种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就像小说中用电影胶片比喻人们的行为， 人们按着胶片的故事走， 即使故意特立独行也许也是胶片中提前就有的剧情。 在对社会人生的思索中， 人们总是不断地追寻， 又不断地回忆来路， 寻找自己的生命， 致敬自己的灵魂。 小说中模糊、 甚至刻意混乱的抽象记忆的空间就是寻找人生和灵魂的场所。

3 存在的不确定性——对空间存在的反思

知青文学中， 王小波以其独特的文字和荒诞的叙述而显得十分突出。 这种荒诞性赋予了小说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黄金时代》中叙述的不确定性以及荒诞的幽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王小波的小说叙述中存在着一种空间叙事， 通过对小说描述的空间进行整合， 我们能整体性地把握小说的脉络， 从而实现对荒诞叙事比较准确的理解。 在《黄金时代》中， 有着三种不同的空间形式的书写， 有旷野与社会的生活空间对立， 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存在思考， 也有对于话语与权力空间的反思， 这样多层次的空间书写构成了小说丰富的思想内涵。

在《黄金时代》中， 生命、 存在、 爱情、 罪恶等概念都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混乱感。 首先， 从浅层上来说， 《黄金时代》塑造出山上旷野、 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野性空间与生产队的纪律规训空间两个相互对立的空间。 文中的王二多次上山， 有时自己独居， 有时进入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 这里自由而自食其力， 充满了年轻和自然的野性。 同时， 山上“野性”的生活很难长期维持， 所以文中多次写到王二逃离生产队可最终都在矛盾中选择了回归。 相对而言， 在生产队中有着更多的纪律和规范， 一旦触犯就必须交待和被批斗。 当然， 这种纪律和规范中也有着自身的矛盾性， 陈清扬不是“破鞋”时人们将她称为“破鞋”， 变成“破鞋”之后人们又像躲避瘟疫一样不敢开口提及。 小说中写到“出斗争差”， 其中欲望通过对欲望的批斗得到满足， 规范的空间与野性的空间彼此对立， 在人们的欲望层面， 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本中几次山上的描写格外精彩， 是小说的亮点， 山上的世界被描写成一个自给自足又无拘无束的野性空间， 与在山下主人公受到世俗价值的鄙视， 被批斗、 捆绑、 游街、 作检讨这样秩序并充满惩戒的空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然而， 王二和陈清扬还是选择了回去， 时间长了之后山上的生活不再有趣而是变得孤独。 “她还想下山， 忍受人世的摧残。” 在通向四方的岔路口， “我心里很乱”。 虽然想着别的路上的生活， 却因为“伟大友谊”又别无选择。

其次， 《黄金时代》表现出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的叙事中， 文本的哲学深度以对集体中个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思考而加深。 表层上小说营造出生产队和旷野的两个空间， 在两个空间的对立矛盾之下， 小说讨论了逻辑上的自证问题。 孤独与自由是相对而言的， 人需要在这之中寻找自我， 是进入山林从此隐姓埋名而被彻底遗忘， 还是回到社会接受社会规范的规训与惩罚， “我在山中小屋也想过自己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结论是自身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 自身难以证明自身的社会性存在， 自我认识上的存在也需要他人的证明， 就像自己无法想象自己走路时的样子。 小说营造出的这种存在与不存在的不确定空间， 深层上是对人存在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思考。 当然结果众所周知， 王二就像一个受了气要离家出走的孩子， 多半还是会回到社会中。

小说叙述的不确定性使得王二与陈清扬的感情也变得扑朔迷离。 在叙述中王二表面主动暴露与陈清扬的感情生活， 实则却将感情问题深深隐藏， 可谓是充满了心机、 不老实。 王二与陈清扬之间的感情究竟是爱情、 伟大友谊还是只是单纯的快感呢？王二引诱陈清扬发生第一次性爱时辩解说“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仿佛是友情其实却巧借叙述将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拿来糊弄， 对陈清扬的引诱与“研究身体构造”词语的选用表现出王二对异性的好奇占据上风。 文中“我”对性爱的称呼十分独特“研究身体结构” “敦伟大友谊”、 “重温伟大友谊”， 修辞按照时间顺序逐步升级， 从简单的朋友到伟大友谊的践行， 陈清扬从第一次山上找“我”时的欲望到清平山她说的“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 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从为了伟大友谊的诺言到“彻底玷污了她的清白”。 小说在对感情的不确定性描述中也欲盖弥彰， 在闪烁其词中写出真实的爱情。

《黄金时代》开头有三处自证清白的书写十分荒诞幽默， 第一处是陈清扬“要我证明她不是破鞋”， 第二处是如何证明“我”没有打瞎队长家母狗的左眼， 第三处是如何证明“我”与陈清扬的无辜。 小说以此种荒诞的调侃营造出一种罪与无罪的不确定性， 究竟怎样是善良， 怎样是罪恶？陈清扬说“据她观察， 破鞋都很善良， 乐于助人， 而且最不乐意让人失望”。 这种对比表现出小说中善良与罪恶的不确定性叙述。

王小波的小说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生动描写。 通过人物的活动， 小说描述出一个具体却又充满不确定性、 真实却又充满荒诞性的活动空间， 善恶、 好坏、 自由与不自由好像都是相对的， 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在人物的内心中。 《黄金时代》以一种不确定性将对人生的思考上升到哲学和伦理学的深度。

4 知青文学中的话语空间

同时， 王小波通过话语的叙述对话语权力展开思考。 《黄金时代》中有着对话语的描述， 面对队长对“我”打瞎他家的母狗怀疑， “我”选择了不争辩， 面对陈清扬要“我”证明她不是破鞋的请求， “我”则说大家都说你是你就是。 沉默代表着一种不争辩的态度， 表面看上去是豁达， 其实质是对话语权力的不信任与不争取。 《黄金时代》在山林中的野性空间和生产队的规训空间的对比中， 描述了两种空间和两种话语体系， 话语在这两个空间中拥有着不同的权力比重， 在野性的空间中感觉是要强于话语而拥有更大的权力， 而在规训的空间中， 其中的规训不妨认为是一套话语标准生产出来的规训力量， 小说中“我”的沉默其实也是对语言话语体系的挑战， 感觉和话语生产出不同的权力空间而在这两者之间“我”更像是用感觉在体悟生命。

与《黄金时代》类似，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也提出了一种沉默原理， 将好东西“保藏在内心处不说‘闷兹蜜’”[8]249， 可见话语或者沉默是王小波经常思考的问题。 王小波在作品中对人生命的集体性与独立性、 罪与无罪、 好与坏、 说与沉默、 爱与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其实是在话语生产的权力空间下的一种尝试， 尝试将思考不仅诉诸语言而且同样诉诸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在野性的空间还是话语权力的空间中， 无论是荒诞、 逃离还是不公， 这个时代都有知青们共同经历的青春， 这里有他们的回忆也有他们的爱恨情仇， 是他们共有且独有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的写作上升到一种对文学空间话语权力的追问。 在《沉默的大多数》中， 王小波说到“如福柯先生所言， 话语即权力”[8]248。 “因为话语即权力， 权力又是个好意思， 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 甚至争夺‘话语权’。”[8]252这其中的“话语权”是一种公共空间的权力， 通过话语表现自己， 通过话语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同时话语权的深层含义是一套社会标准， 是由话语所规范的社会生活的标准， 话语生产出社会的权力空间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也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一定的压抑。 也就是福柯所讲的话语论的深层含义， “话语论一方面强调话语对主体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 另一方面又力图揭示了话语后面的权力与知识共生关系”[9]。 在面对庞大的话语系统时， 王小波采取了“沉默”的方式进行对抗， 但“沉默”本身可能很难超越话语的控制。

“话语问题是贯穿福柯全部思想的一个问题。”[10]福柯认为“话语已经是言说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 一种让你能说(能思、 能写)的功能系统。 就在你说、 你写、 你思时， 它突然在无形的支援背景中被建构起来， 成为支配你思想构境的隐性系统， 就在你的话音(思绪、 书写)落下之时， 它应声解构和消失在黑暗之中”[11]。 话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甚至连“沉默”也变成话语的一种， 无法超越话语本身。

列斐伏尔则强调“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 因为空间是政治的”[12]67。 社会空间具有一种社会性、 政治性。 “社会空间本身就是过去行为的结果， 社会空间允许新的行为发生， 同时暗示其他行为并禁止其他的行为。”[13]73社会关系会促进社会空间的生产， 这是一种“生产的空间”。 同时， 社会空间(社会、 政治环境和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 在生产力进步的新的变化发生后， 也会在生产关系改革中起作用， 从而新的社会空间也由此产生， 这是一种“空间的生产”。 空间与政治、 权力在列斐伏尔对现代性的考察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并以生产作为基础。 权力与空间紧密联系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治理技术而存在， 福柯用全景敞视建筑的敞视监狱空间模型来表现权力空间， 而《黄金时代》中用山上山下的空间变化表现野性孤独与惩罚规训有着异曲同工之感， 权力通过话语确立了自己对社会空间的治理。 王小波的小说就是这样通过语言的荒诞性、 对立感， 塑造出野性与秩序的生活空间、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存在空间和话语与权力的空间， 通过多层次的空间叙述表达自己对人生深深的思索。

5 知青文学的价值追求与空间叙事学批评方法

知青文学塑造出一部部经典作品， 特别是知青们以其时代赋予的独特性， 从城市而来， 劳动于农村， 徜徉于荒野， 纵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知青们获得了更广阔和传奇的生活经历， 赋予了知青文学旺盛的生命力。 文学寻找着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知青文学以广阔的空间、 多彩的事件为试验场， 徜徉于城市、 农村、 旷野这样具体的空间， 利用出色的写作技法营造出时过境迁的遥远感， 书写出判断中立的、 既模糊又透亮的抽象回忆的叙述空间。 同时， 知青文学有着对现实中不确定性的描写， 也有着对现实生活中种种矛盾的深深好奇与执着探索。 这其中有野性与规训， 也有爱情与友情， 更有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与无穷无尽的人生反思， 知青文学是关于一代特殊经历人的独特素材， 也是关于社会人生的永恒思考。

知青文学中有一种空间叙事， 它营造出许多整体性的空间， 有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权力空间， 有回首往事的回忆空间， 有对人生思考的存在空间和对话语权力进行反思的权力空间。 在阅读之后， 留在读者心中的一个个印象， 正是作者营造出的一个个叙事空间， 通过对小说人物生活的整个空间进行思考， 从而寻找整体把握文本的可能性， 同时更好地整合和理解文本， 这正是空间叙事学方法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优势。 空间叙事学研究方法不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走向进行线性地思索与分析的方法， 而是一种对小说整体进行综合研究， 从而在阅读中构筑出文本的空间结构的一种研究方法。 本文中叙述的知青文学的各种空间类型就是比较典型的文本建构出的综合性的空间和关于这样空间的思考， 同样每个读者对文本进行综合之后也都会对小说文本产生自己的空间想象， 这样的想象就是对文本进行综合性的空间研究的开始。

知青文学以其独特的跨地域性具有了一种空间叙事性， 同时通过作者的深入思考和反思建立起更为本质的、 隐藏在表面地域跨度之下的主观感觉空间(记忆)、 社会空间和话语空间。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还有更多优秀作品的空间叙事有待研究， 许多作家都有自己营造出的文本空间， 比如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 格非笔下的江南等等， 对这些文本进行空间性的研究和整体性的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还原文本和文本叙述的时空， 并通过对文本空间叙事的研究， 分析复杂文本的思想层次和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