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细进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君子”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学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君子”一词频繁地出现。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在《孟子》一书中，“君子”出现了82次，而在其篇幅短得多的《论语》一书中，“君子”一词出现了107次。由此可见“君子”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性。虽然先秦儒家们频繁地使用了“君子”一词，但就其意涵总结而言又不出“德”与“位”这两类。在特定的语句中，“君子”一词的涵义通常要结合上下文才能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种。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去追问，“君子”一词的两种意涵在造字造词之初就已经如此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会从一种意涵转变成另一种意涵呢？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其内在的转变逻辑何在？如要回答这些问题，对“君子”意涵的嬗变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一、“君子”原始涵义

在可稽查的先秦典籍中，“君子”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据笔者统计，共有8处。如下：

1.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尚书·大禹谟》）

2.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尚书·泰誓下》）

3.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尚书·旅獒》）

4.“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尚书·酒诰》）

5.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尚书·召诰》）

6.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尚书·无逸》）

7.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尚书·周官》）

8.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尚书·秦誓》）

以上八处分属于不同的篇目，其中除了第一处的“君子”指的是有德的贤能之士外，其他七处的涵义虽有细微区别，但都指的是王臣官员或在位士人，即“职位君子”。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大禹谟》《泰誓》《旅獒》《周官》非《尚书》原本，乃梅赜伪窜；而《酒诰》《召诰》《无逸》和《秦誓》属《今文尚书》，可信度较大。当然其中某些篇目的真伪情况还处在相互争论之中，如《泰誓》的真伪还未成定论；但是《大禹谟》一篇属于后世伪作的论断并无太大疑问。所以，《大禹谟》中的有德君子概念是后来的观念，在最初的《尚书》一书中，“君子”一词的涵义还没有道德性的内涵，它的涵义还主要继承着“君”字的造字古义，代表着手握权力、可以发号施令的统治者，除了国君之外，连公、卿、大夫等王公大臣都包括在内。总之，“君子”一词的最初意涵是指纯粹的“职位君子”，即贵族统治阶层。

《酒诰》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谕，《召诰》是史官记录西周建国之初营建洛邑的情形与召公的诰词，《无逸》是周公对成王的告诫，《秦誓》则是秦穆公在全军将士前的发言，一说作于公元前624年，一说作于公元前627年。从这四篇的创作年代来看，它从西周初跨越到了春秋时期，所以我们至少就可以说，在西周时期，“君子”一词的原初涵义仍在广泛使用。

二、“职位君子”向“德位君子”的过渡

随着时间的推移，“君子”一词的意涵开始逐渐由纯粹的“职位”向“德位”的转化。这一点在《诗经》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许倬云先生曾指出，在《诗经》一书中，“君子含义的轻微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封君，君主；2.公子，王子，绅士，贵族，或官员；3.主人，丈夫。前两类是社会地位，第三类是社会关系；没有哪一个含有道德水准的意味。”[1]190将主人与丈夫划分成一类虽也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主人完全可以纳入到前两类之中，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作为其他人的主人的，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必然属于贵族阶层的一员。所以，如果总结许先生的划分，《诗经》中的“君子”概念，要么指的是君子、官员、绅士等贵族阶层，要么指的是丈夫，且不管是哪一类，“君子”概念都不含有道德意味。

但据高恒天教授考证，“《诗经》中共在62首诗中出现‘君子’183次”，且“‘君子’意涵大体可分为三类：贵族统治者、有德行的贵族统治者、有德行的人。”[2]6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很具代表性，双方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许先生按照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划分的三类，无疑是十分精准的，但是其所失就在于他忽略了在《诗经》一书中，“君子”概念已经开始由“职位”向“德位”的过渡，很多诗句中的“君子”明显是有道德意味的。高恒天教授则敏锐地看到了“君子”概念由“职位”向“德位”的转变，但他的第二个义项和第三个义项之间有细微的重叠部分。仅从“有德行的人”这一提法上看，它既包括了“不在位之有德者”，也包含了“在位之有德者”，显然“在位之有德者”也即高教授的第二个义项“有德行的贵族统治者”。这样一来，第二个义项和第三个义项的界限就容易混淆。并且，就算“有德行之人”指的是“不在位之德者”，也即野之贤者，这个义项在《诗经》中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虽然在《诗经》中很多“君子”概念的确有道德意味，但这些“君子”并不纯粹地表明这是一个有内在德行的人，而是首先侧重他的身份，他们的德行是从属于他的身份之下的。这些君子要么是有德行的贵族，要么是有德行的丈夫。另外，在《诗经》中，用“君子”来指称“丈夫”或“情郎”的案例也不少，所以在总结《诗经》中“君子”一词的意涵时，不应当完全忽视“丈夫”这层涵义。

鉴于此，笔者认为，《诗经》中的“君子”可按照许倬云先生提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划分为两个大类，贵族统治者和丈夫（包括意中人、情人之类）。而贵族统治者又可按照德行分为两类：包含有德行意味的统治者和不包含有德行意味的统治者。值得注意的是，“丈夫”这个义项似乎跟德行和贵族都没有必然关系，其实不然。在《诗经》那个年代，女子把自己的丈夫当成主人、上级是显而易见的。从社会地位上来讲，女子依附于自己的丈夫跟臣子依附于君主并无二致。并且，所有的女子肯定都希望自己的丈夫都能够有德有识，从一而终。所以，“君子”的“丈夫”这个义项其实就是女子眼中的“德”与“位”的结合。在老百姓的眼中，他们自然希望他们的主人是有德行的；而在女子的眼中，她们也自然希望他们的丈夫是有德行的。所以，在那个年代，“丈夫”就是女性世界中的“有德行的统治者”。由于分属不同的领域，所以有必要把“丈夫”这一义项单独列出。

总的来说，《诗经》中的“君子”意涵可大体分为三类：1.不包含有德行意味的贵族统治阶层；2.包含有德行意味的贵族统治阶层；3.丈夫。

显然，第一类是“君子”的原义，“君子”的这种意涵在先秦时期一直都存在。而“有德行的贵族统治者”与“丈夫”这两种意涵是新起的，它体现了“君子”概念已经开始从纯粹的“职位”向“德位”的过渡。

首先，“君子”仍旧被用来指称贵族统治者，不论这一贵族统治者是否有德。如《大雅·既醉》：“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君子万年，介尔昭明”，“君子有孝子”，“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君子万年，景命有仆”。这首诗是周王祭祀时，祝官对周王的恭祝之词，所以这里的五个“君子”指的就是周王，代表统治者，但是周王是否有德就不得而知了。还有《大雅·抑》中的“视尔友君子”，《邶风·雄雉》中的“百尔君子，不知德行”，《鄘风·载驰》中的“大夫君子，无我有尤”，这里的“君子”指的都是位列朝廷的君臣，同样也是代表着贵族统治阶层。还有《小雅·采菽》中的“君子来朝”与“乐只君子”，《小雅·巧言》中的“君子信馋”“君子如怒”“君子如祉”“君子屡盟”“君子信盗”等等，其“君子”的意涵要么是指的诸侯王，要么是指的周天子，所以总的来说，《诗经》中仍然频繁地使用“君子”一词来指称贵族统治阶层，并且在这层涵义上，不论他们是否有德都被称为“君子”。

其次，《诗经》中开始出现了有德行的统治“君子”。如《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据说这首诗是赞美卫武公的，称赞卫武公的品德和学问像象牙和美玉一般，经过了切磋琢磨，文采风流，庄严威武，光明磊落。所以这里的“君子”指的就是有德行的统治者。“君子”的这一义项在《诗经》的其他地方也经常出现，如《曹风·鸤鸠》：“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诗人在这里描绘了一种理想的“淑人君子”，他言行一致，贤明高尚，气宇不凡，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是全国百姓的好长官。还有《小雅·南山有台》中的10句“乐只君子”，《小雅·湛露》中的“显允君子”“岂弟君子”等等，都指的是有德行的贵族统治阶层。虽然这一义项的“君子”仍然代表着贵族统治者，但是已经开始强调统治“君子”的内在德行了。这一义项的“君子”在《国风》和《小雅》中出现次数较多，而《国风》的大部分产生于春秋时期，《小雅》的大部分则产生于周朝东迁前后，所以有德行的统治者“君子”应当是在西周中晚期时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同时，这也说明此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对上层统治者的内在德行明确地提出要求了。

最后，《诗经》中很多地方都用“君子”表示丈夫、意中人或情郎。如《周南·樛木》：“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未见君子，忧心惙惙”“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召南·殷其靁》：“振振君子，归哉归哉”；《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小雅·隰桑》：“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既见君子，德音孔胶”等等，这些诗句中的“君子”均指丈夫、意中人或情郎。“君子”的这一义项也只出现于《小雅》和《国风》中，从“君子”意涵的内在逻辑上推算，“君子”的“丈夫”涵义应当比第二个义项出现得更晚。

综上，相较《尚书》中“君子”概念的原义，《诗经》中的“君子”概念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变。在原版《尚书》中，“君子”一词只是用来指称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内在德行没有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诗经》年代，“君子”已经发展出了新的义项，即有道德意味的统治者。这是第一次转变，更准确地说，“君子”一词从最开始纯粹的“职位”意涵发展出了“德位”意涵，所谓君子的“德位”意涵指的是“君子”乃“德”与“位”的结合。所以“君子”一词也就开始有了道德意味。这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讲的，如果从夫妻关系这层社会关系上来说，上述“德位”君子也即是女性的丈夫，所以从“有德行的统治者”发展出“丈夫”这层涵义则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君子”意涵的第二次转变。但是，以上两种转变并不是说“君子”一词就是以新的义项取代了旧的义项，而是新旧各种义项同时并存。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君子”意涵的这两次转变有其十分重大的意义：在第一次转变中，“君子”就开始与德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二次转变中，也即“君子”从“有德行的统治阶层”发展出“丈夫”这个义项时，虽然也还包含着丈夫统治妻子的意味，但是相比前两种义项，“丈夫”这一义项的“统治”意味已经明显减少，“君子”一词也有了从“统治阶层”解放出来的趋势和萌芽，这就为后来孔子更加侧重于以“君子”来指称有道德的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在《诗经》一书中体现出“君子”概念有过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在“君子”概念上加入了道德意涵，第二次是在“君子”概念上削弱了“统治”意味。而在后来的发展中，道德意涵不断加强，“统治”意味不断削弱，所以就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

三、“德行”君子的确立

上文已经论述了先秦时期“君子”概念从纯粹的“职位”君子到“德位”君子的过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君子”概念中“位”的意味逐渐消解，而“德”的意味不断增强。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君子”概念的必然结果当然就是发展出纯粹的“德行”君子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君子”一词在孔子那里就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所谓“德行”君子即有德之人，在孔子那里，不论其地位如何，只要他德行优良，都可以称之为“君子”。

在《论语》一书中，“君子”一词共出现107次，其意涵大体可分为两类，除了少数几个是在原始意义上使用“君子”一词之外，其中绝大部分偏向于指称有德行之人。

一方面，虽然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词就已经发展出了道德意涵，但是“君子”一词的原初意涵即纯粹的“职位”君子毕竟没有被“德位”君子取代，更没有被“德行”君子取代，所以孔子及其弟子在谈话中需要表述“在位的统治阶层”这个群体时仍会用到“君子”一词。据笔者统计，《论语》中的“职位”君子共有9处：

1.“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为省篇幅，以下《论语》引文仅注明篇章名称。）

2.“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3.“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

4.“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5.“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6.“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

7.“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8.“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

9.“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微子》）

引文中第1句是说，在上位的管理阶层若是能够宽厚其亲属、不抛弃其故旧，民众便自然不会薄情寡义反而会兴起于仁了；第2句是说在位者要着重注意自己三方面的德行：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说话文雅；第3句表达了孔子“对于当时的卿大夫子弟，承袭父兄的庇荫，在做官中去学习的情况可能不满意”[3]108，强调礼乐知识对官员的重要性；第4句是强调各级统治者要各司其职、安分守己，不要越位；第5句是强调在位者要修养自己的内在德性；第6句是告诫在位者需要正确处理好用人与听言的关系；第7句是在强调，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应该学习仁道；第8句是强调为官者要好好地修养自己的内在德行和外在行为，以取得老百姓和上级的信任；第9句是孔子后学记载的周公对伯禽说的话，意谓作为一名君主不要怠慢亲族，不要求全责备，而要善于用人。

由此可见，这几句中的“君子”一词，仍是传统的用法，或指的君主，或指的普通为官者，要之都是贵族统治阶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揣摩这几句话的深层涵义，不难发现，这9句话无一不是对统治阶层的德行和能力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虽然“君子”的“统治”层面的意味仍在，但道德意味明显是更加浓厚了。

另一方面，在孔子这里，“君子”一词已经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意涵。在孔子及其弟子的很多对话中，都是把“君子”一词看成是“纯粹的有德之人”。据笔者统计，“君子”的新涵义“德行”君子在《论语》一书中共有98处①虽然在《论语》中有少数几处“君子”的用法不明，到底是以“德”言还是以“位”言存在争议，但是我们将这少数几处以“德行”君子来理解也完全可通，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中的“君子”，所以笔者将这少数几处有争议的“君子”全部纳入“德行”君子这一类。，由此可见孔子对“德行”君子的重视程度。

如《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为政》：“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无所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这里的“君子”都是指的有德之人，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德行修养，而跟他的外在社会地位没有必然关系。由于这类例子太多，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说，孔子从文与质、仁与礼等不同的角度对“君子”一词进行了全新的定义，正式确立“德行”君子这一新的义项，并且在“君子”一词的使用上，孔子明显是更加侧重于它的道德涵义，即使是在“贵族统治阶层”这个涵义上使用“君子”一词，也仍然是在强调国家的管理者应该具有良好的内在德行和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由于孔子在传统儒学中的创始者地位，所以孔子的这样一种侧重就一直流传了下来甚至愈演愈甚，以至于在现在提起“君子”一词，很少有人能够从统治阶层这层涵义上来考量。

四、“君子”意涵由“位”向“德”转进的重要意义

以上，我们考察了“君子”一词在造字之初的原始意涵，并立足于三部很具代表性的典籍《尚书》《诗经》和《论语》，梳理了这三本书中的“君子”概念，发现在先秦时期“君子”一词的意涵至少发生了三次大的转进。“君子”最开始只是代表纯粹的“职位”君子，上至君主诸侯，下至公卿大夫，只要是贵族统治阶层，都可以用“君子”来表述。到了《诗经》的创作年代，“君子”一词已经加进了道德的意涵，从最开始的“职位”君子分化出了“德位”君子，并且在女性的世界里更进一步发展出了君子的“丈夫”义项，这体现了下层被统治者和在男权社会里被男性统治着的女性对他们的统治者提出了道德性的要求。在这两次转进中，“君子”一词的统治意味不断削弱，而道德意味不断增强，终于在孔子那里发生了“君子”一词的第三次转变，也即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只要一个人有道德有修养，不论他是王公贵族还是穷苦百姓，都可以称得上一名真正的“君子”。在“德行”君子刚开始兴起的时期，“职位”君子、“德位”君子、丈夫、“德行”君子这些义项都是同时并存着的，但是随着孔子对“德行”君子这一义项的大量使用和对“德行”君子人格的大力提倡，这就导致在后世的语境中，“君子”一词的意涵就越来越往“德行”这方面靠拢。

纵观从西周至今约三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君子意涵由“位”向“德”的转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这一方向的转进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道德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而当时人们对道德的高度重视又进一步刺激了孔子“为己之学”的提出。所谓“为己之学”指的是，我们学习的最核心目的就是要去成为一个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人，也即是努力成为一个“德行”君子，所以“为己之学”又可以称之为“君子之学”。由于孔子所提出的“君子之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甚至在整个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就明确表示“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4]137，而儒学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又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此这一重视道德修养的“德行”君子概念和“君子之学”就逐渐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根深蒂固，并且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浸润了以士农工商为代表的各个社会阶层，从而也渗透到诸如制度、器物、风俗、民族性格等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上，使得它们不只是以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的形式存在，更是以一种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对中国的国民性格和文化基因都起到了一定的奠基和塑造作用。

第二，“德行”君子意涵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甚至还体现了某种意义的平等。因为在“君子”一词的内涵还没有从“位”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身处于最高统治者之下的所有人都被束缚在权力体系当中，并且随着权力等级的不断下降，人们的被束缚程度也就逐渐增加。因此，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其他的所有人都只是匍匐在权力面前的听令者，谈不上有什么人的尊严和主体性，更谈不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德行”君子概念的确立，就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成为一名君子。之前，只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可以被称为君子，底层的老百姓只能是庶民。而现在，君子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在道德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哪怕是一个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只要他的道德修养足够高，他就比统治者更有资格被称为君子。另外，由于“德行”君子的精神特质须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当中表现出来，因此人们也就可以通过这种道德的实践而获得精神世界的充实、慰藉和幸福，从而感受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由于这一概念对道德的重视，鼓励着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所以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实在在地“鼓舞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使得他们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坚守自己的人生道路，努力去做一名君子，使得他们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能获得一种心灵的安顿。”[5]这种鼓舞作用至今仍没有停止，在当今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我们仍能看到“德行”君子思想对人们的心理、性格以及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层面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第三，从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态势来看，“德行”君子思想在未来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会更大。当今社会，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的快速进步，今天的物质条件可以说是空前的丰富，但是人们的精神修养却呈现出萎靡之态。人生观的扭曲、价值观的混乱、人生意义的缺失、幸福指数的下降和心灵世界的空虚等等，这些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也逐渐浮出水面，它们可以说是片面追求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性不好，现代性所提倡的理性、自由等这些非常有价值的理念给整个世界带来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现代性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当理性裹挟着经济效能、实际利益等标准从道德规范和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时，道德本身的合法性也只能依靠‘社会整合’等契约义务性质的参考系作为评价标准，个体所本具的道德能力则被剥离并丧失”[6]，也就是说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个体本具的道德能力被剥离甚至有可能丧失殆尽，由此就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在此情况下来重新审视传统的“德行”君子思想，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君子思想仍然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不仅是我们挺立道德主体的必由之径，还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心灵归宿，更是解决以上诸种问题的一剂良方，所以现在有必要把这一宝贵的资源拿来重新利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两千多年前的思想一字不动地照搬应用。现在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跟先秦时期已经相去甚远，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思想进行合理的现代性转化，既要将君子思想的精华部分保留下来，又要使之能够适应当今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