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云 杉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业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工业革命及之后时代的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使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对于“现代”概念的理解中,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仍然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性范畴,两者共同成为定义现代性的特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同样也是遵循从启蒙思想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的,将资本和技术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所以,资本和技术是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时至今日,资本与技术仍然作为现代性存在和变化的根本因素,并且随着技术发展呈现一系列的新关联。

一、 资本批判

马克思将资本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正是由于资本概念的引入,马克思才真正将现代性批判置于科学的、现实的土壤之上,而不是置于崇尚抽象理性的古典哲学批判话语之中。马克思将资本作为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揭示了对资本的追求是如何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背离了启蒙精神,从而如何导致自身灭亡的必然性的。

1. 资本是现代性形成的核心因素

马克思将资本作为引起启蒙精神转化为现代性的核心因素。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1],启蒙运动所宣称的民主、平等和自由成为了资本支配下的统治手段。人处在对物的依赖性的有限自由状态,即资本统治下的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体制。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理性批判被资本批判所取代表达了唯心主义被唯物主义批判方法所取代,这正是基于启蒙运动幻想的理想社会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现实历史逻辑。资本在现实历史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取得的统治地位而成为现代历史范畴的核心,从而通过包裹理性的外衣作为启蒙精神的合法性结果而存在。启蒙理性和政治解放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启蒙理性解放的政治后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从而构建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

所以说,资本在历史中的形成与扩张过程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一方面,资本对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促进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并且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构造了现代性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改造了人的本质,将传统的、自然的人通过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和有产者支配无产者的社会关系,以再生产的方式逐渐改造成为依赖于物的异化本质。“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2]137不得不远离了“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2]177的方式,这使得启蒙理性所塑造的关于人的绝对自由的观念破碎了。

2. 资本是物质生产批判的枢纽

马克思将资本作为理性批判走进现实世界现代性批判的枢纽。对于资本概念的分析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走出了启蒙运动的抽象现代性批判模式,真正把握了现代性的内生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考察置于资本主义诞生的现实社会基础之上,从而将资本而非理性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和线索,也促使他们的现代性批判真正转向现实的社会。

(1) 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的运动作为市民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关键,并且通过资本运动的历史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是现代世界的原则,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带来了资本的大量积累,才可能造就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对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占据。

(2) 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作为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线索。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发展的根本力量,其自我逻辑的扩张性必然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和财富总量的增加。资本的扩张过程就是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形成的过程,呈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门类的增多、世界市场的扩张和全球不平等的加深等形式。所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资本的本性推动工业的进步,从而促进生产关系的转变,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3) 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的核心对象。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作为历史的产物加以看待,为资本分析确定了客观的尺度,将资本的二重性清晰地揭示。在生产力方面,资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层面则是内在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带来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的不断再生产,并且成为“一切存在物的内在依据和尺度”的“世俗的上帝”[4],进而导致商品拜物教和人的异化的形成。所以,资本积累循环的后果就是加剧社会基本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

3. 资本是现代性自我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自我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对立成为资本运动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所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的基础上,是资本逻辑社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社会化表现。正如恩格斯评价的那样,恩格斯“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5]。资本通过无止境的扩张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矛盾:即现代启蒙原则与资本社会化带来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

(1) 资本带来了竞争的残酷化和无序化,是对启蒙理性精神的背离。资本的趋利性和扩张性是不可停歇的。在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中,“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6]72,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土地、劳动力、市场及稀缺资源展开了残酷的竞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乃至世界大战。时至今日,虽然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仍处在分离状态,但资本对资源的占有已经不再直接,而是通过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及扶植政权建立等间接形式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展开掠夺。以理性为核心的那种公平竞争、加强合作、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相互敌视、吞噬,被“尔虞我诈的敌对状态”[4]168的无序状态所代替。

(2) 资本带来了人的物化和社会关系的对象化,是对启蒙自由精神的背离。资本是异化劳动的起源,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分离。劳动对象从属于资本,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不从属于劳动者自身。人的劳动固定在其劳动对象之中,从而带来的对象化使得人的本质的空虚被对物质或金钱的获取所填充,人与人、资产者与无产者、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自然关系被以金钱为代表的对象化关系取代,使作为劳动者的人彻底的物化,沦为可测量、交易的工具。这就背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中对于人的本质力量自由发挥的追求。

4. 对资本范畴的把握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新形式的正确途径

尽管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后期至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内部组织逐渐合理化、利益分配的复杂化、价值剥削逐渐隐蔽化等特征。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并没有变化,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以资本为核心进行运动的,所以将资本作为现代性核心范畴仍然不可动摇。事实上,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等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内部仍然处于动荡和深刻的矛盾之中,并呈现一系列新表现、新形式。

(1) 资本扩张已经逐渐延伸到大众文化等领域。技术的发展和扩大消费群体的需要使得文化消费、虚拟消费等新兴市场崛起,“意味着人们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7]。多元文化与消费主义转移了社会生活的生产重心,消费浪潮、亚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新的社会事实调整了大众的意识形态,并且带来了“建立在虚假需要基础上的消费”[8]72的消费异化,但其本质仍然是资本在文化形式循环更新的掩盖下不断制造利润的手段。

(2) 资本增殖的实现形式越来越复杂。福利国家、股份普遍化等措施看似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和无产者阶级对立的界限,并且创造了大量的中间阶层,构成“第三条道路”的实践,但这本质上仍是资本通过向世界市场转移低端产业以使得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向国际化扩张。中间阶层脱离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无阶级化,而是资产阶级在扩大自身的共谋阶层。实际上是借助科技、管理和垄断等条件,资产者从劳动者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更加庞大。另外,通过对金融资本的操控使得中间阶层大量地持有资本泡沫,资本家“以发放个人信贷给劳动人民套上债务锁链”[9],将其伪装为“有产者”。

(3) 符号化成为新的对象化形式,并且延伸到社会领域。资本的力量通过资本主义大众文化重构了人们的需求形式和交往形式。资本渗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并且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过剩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10],“这些配置使得表达的物质符号化,并同时使内容的物质物理化”[11]。进而,劳动和其劳动对象之间日益增加的隔阂被一系列的文化符号代替,人与人的关系也被现代社会体制抽象为符号中介。资本在消费领域生产一个个象征符号,不仅掩盖了消费剥削,同时以固定的意义来形塑人的主体选择。

二、 技术批判

马克思将技术批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带动资本主义在19世纪以来飞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当科学技术被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之后,就成为了一把双刃剑,既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达到相对自由状态的必要条件,也变为了一种产生对人的剥削和异化、进行技术统治和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工具。

1.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

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进步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可能,工业革命更使全球范围内的时空距离大大地缩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全世界都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2]31,而在经受资本主义改造的每一个角落,“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12]31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创造了可能。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推动着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一方面,全世界卷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结束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的自然状态,使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促进了落后国家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另一方面,“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2]32,以及“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32,建立了基于剥削、掠夺和支配关系基础上的世界体系。

2.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并且改造了现代性的结构

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比重。迄今为止的三次技术革命都通过改造人类劳动的方式改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形式,也改造了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重构了人类的实践和行动方式、媒介与内容,使得技术的成果内在地包含在整个社会体系的现代性体系之中。现代性正是通过技术的社会化将日益分裂的社会、政治和生产等维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制度体系。科学技术革命赋予生产力新的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形式同时也会赋予人与其他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形式。所以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是整体性、现代性的,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强化,更使得阶级关系重新调整,将革命性的因素从逐渐柔化的生产关系中驱逐出去。

3. 技术带来了对理性的重新定义

技术对启蒙理性的重新定义是贯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启蒙理性倡导运用作为人自身的理性能力对牢不可破信念的怀疑,启蒙精神内在蕴含着世俗主义、功利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倾向,引导了现代性世俗社会的形成,并且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确立,成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发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密自持的制度系统,这一庞大的系统以资本的效用最大化为终极目的”[13]。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革命通过技术实践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技术具备直接现实性改造社会的实践潜能使得启蒙理性传统被工业化的精确计算、指标体系和严格规范改变,成为剥离了人的情感、思想和创造力的技术理性。理性被异化为精密的数学形式,技术成为生产乃至社会生活的唯一标尺,合理性消除了人性,使得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完全漂浮于技术理性的上空。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技术统治同时也在生产现代社会的知识和科学形式,使人们的认知只是基于技术合理性建构的知识产生的认知。这个历史过程就像福柯所说,“科学史主要置于一个大致是认知----真理要求的轴上”[14],技术知识被作为新的生产方式或意识形态,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启蒙功能。这样,启蒙理性被重新定义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三、 当代资本主义语境下技术对资本作用的阐释

资本与技术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缺乏技术的资本只能重复着简单而效率低下的工场生产形式,缺乏资本的技术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两者相互依赖,统一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之中。资本与技术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实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现代性呈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预见到的新状况。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与资本关联越来越密切,科学与技术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资本与技术的关联也更加复杂、深刻,对其进行阐释就变得十分重要。

1. 技术的应用扩大了资本自身的增殖能力

技术的发展是资本追求更大利润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内在要求。“劳动必然导致人们制造工具、利用自然力量,而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这就造成了使各个社会在结构和活力方面发生质的变化的关节点。劳动的结果能够超出劳动实施者自身再生产之所需,这就为奴隶制创造了客观基础”[15],技术正是在资本增殖的冲动下得到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多”[6]67。

知识技术产权在当今社会作为生产要素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甚至决定了资本竞争的成败,但这根本上仍然是由资本决定的。技术研发所需要的高昂成本只有资产阶级才具有能力支付,资本充当增殖的基础,而科学技术则是充当增殖的手段。资本家借助对技术的垄断达到利润的最大化。技术的专利制度更是加剧了技术垄断,深化了剥削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资本与技术共同构成剥削的深化,并且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对市场垄断及资本主义统治有危险的技术进入,从而为技术打上了资本的烙印。

2. 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分解了人类的劳动结构,带来了资本生产的隐蔽性

一方面,通过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程序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大量代理人、经理人、中间机构等职业,将劳动生产及其相关的过程分解到了不同行业之中,形成相互依赖的结构,分解了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新的技术为这些劳动环节的统一剥削提供了可能,技术的发展为劳动环节的分解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在同一生产部门之中的劳动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的个体劳动被高效率组织形式的机器流水线划分成为若干个层次,导致劳动过程的片段化和个体在劳动中对自身本质的获取的片段化。社会化大分工的具体状况依赖于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运用,往往技术越先进,个体劳动就越微不足道,对个体劳动的需要也就越来越少,个体在劳动中对劳动过程的实现也就越来越少。

3. 技术为资本提供了加强社会监控的能力

正如恩格斯说到的:“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6],从积极意义上阐述了社会对技术的要求。然而,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同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对技术不断提出要求。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卫星、大型技术机构、互联网等技术设施的大范围应用,也促进了资产阶级强化社会监控以更好地加强阶级统治的实践。这种社会监控的形式并不是暴力、强制或者压迫性的,而是无声的、贯穿在个体的生活世界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互联网监控人们的搜索和应用的实践;同时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价值观教育在大众意识中生成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并通过法律、社会规范加以引导;在资本主义通过消费社会的创建和现代传媒技术诱导人们的审美倾向、价值消费和行为习惯等现象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投入如此巨大、全面的监控体系不仅需要发达且隐蔽的技术网络,更需要资本的大量投入,这不仅仅是社会生产需求的一部分,也是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持续扩张在上层建筑的必要投入;另一方面,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监控范围之内,这有利于资本家保持社会稳定、获取社会需求以便于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和利润最大化。技术手段成为一种隐性的社会权力,“以一种越来越精微的方式繁衍、改造、吞并、创造和穿透躯体,并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控制大众”[17]。

4. 技术深化人们的异化,增强了资本的统治地位

技术异化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异化的重要形式。现代性世界中人们对于技术的依赖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科学技术逐渐从延伸人的劳动能力、扩大人对世界认识能力的功能转向到了外化于人并且成为人类行动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工具性意识形态,使全社会“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消去”[8]175。

(1) 技术成为了异化的中介形式。在当代技术异化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都被加以技术中介,改造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实践形式,使得赤裸裸的资本剥削关系被技术手段掩盖。

(2) 技术重构了人们的情感、道德和价值倾向。技术生产手段的进步为无产者创造了相对增加的工资和闲暇时间,并且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大众文化、流行和虚拟的时空形式,并且包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实质无非是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 进而倡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18]的思潮。人们的意识形态得到“统一”,价值、情感得到了虚假的满足。这本质上是将非理性的、冲动性的诉求通过理性的、技术的形式形成虚假的表达,构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中的隐形的安全阀机制。

正如技术可以作为资产阶级统治人、压迫人的工具,也可以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一样,资本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运动同样会最终带来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联合和反抗。科学技术与资本的关系需要对现有的生产方式及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变革,才能够彻底得到改变,而使得技术解放出来,为无产阶级所利用,成为推动人类全面发展的解放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