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丽

(合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0 引 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涌入和儒家文化的没落，一些学者致力于儒家文化价值的发挥，“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家文化为己任”，并且“以儒家学说吸纳、融合、会通西学”[1]18-19，他们后来被学界称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没有盲目推崇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基于理性对其社会价值和功用进行评价和思考，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试图将科学融入本体论的研究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唯识论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科学观内容，凝结着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儒家文人对当时优势文化的深入思考。时至今日，这些思考和观点对当前以人文精神指导科学技术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科学与哲学之分：学问分二途

熊十力比较了西方科学与中国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学问应分为科学和哲学两类，正所谓“学问当分二途：曰科学，曰哲学。”[2]2它们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不同。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现象界，即“宇宙之表象”，是一切事物互相关系之间的法则。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本体界，即“宇宙之实象”[3]128，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二是宇宙观不同。西方科学的宇宙观看人生时，“宇宙为客观独在”[3]128，人在哲学的宇宙观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渺如沧海一粟”[3]128。中国哲学的宇宙观看人生时，人在宇宙之中，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三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方式不同。西方科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体认。

熊十力将科学与哲学放在真理论的范畴进一步讨论，以科学真理与玄学(即哲学)真理内涵阐明其区别。他称，玄学真理绝不表现为知识的形态，也不是凭借理智的方式直接达到，而是一种经过“理智的走到超理智的境地”[4]139，即“一种超越的本体追求精神”[5]。这对于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和对科学的正确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突出了玄学真理的内涵，一是“万物实体”，指宇宙本体；二是“不由想立，不依诠显”，如老子所言之道，不是言语所表达出来的，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三是“唯证相应”，“证”即是参悟、体悟。也就是对于宇宙本体，要“靠直觉、顿悟”思维方式加以把握。[6]341

熊十力概括了科学真理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纯客观性：科学真理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即“日常实际生活的宇宙”[4]141；二是可证实性：科学真理的发现必须依据感官经验并且要在经验界有证据证实；三是普遍公认性：科学真理必定由人们都认同的客观方法获得；四是条件性：科学真理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存在的条件不曾变革或消失，一定有“不变性”，“条件因种变故”就会“变革或者消失”[4]140；五是相互关联性：科学真理是存在于具体经验世界中各种相互关联的事情中的法则或规律。事情不像“独之一支柱”，它是无边无量各种相互关联的东西；六是避免主观性：科学虽然是客观的，但是它的认识与发现也离不开主观的色彩，科学是力求避免、纠正人的主观偏见和妄想的过程。以此为基，他认为：玄学真理指的是实体，而科学真理则是指事物之间的法则。玄学真理“为绝对的真实”，科学真理只存在于“经验界”。[4]140

总体而言,熊十力围绕“客观性、对象性、经验性、相对性、认知性以及规律性”[5]从中国哲学的视角给科学真理下了定义，并且总结了科学真理的普遍特征，区分了科学与玄学的本质。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2 科学与哲学之合：新唯识论

熊十力的科学观厘清了科学与玄学之别，但并未将两者截然分开。科玄之合的相关论述显见于“新唯识论”之中。“新唯识论”以“体用不二”为哲学纲领，以“体”“用”关系分析性智与量智，架起哲学与科学沟通的桥梁，促成两者从分离走向融合。

2.1 体用不二

科学与玄学的关系在“新唯识论”中也即“体用”关系。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两者是贯通如一的，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体。“言体”“便摄用”，“无用”“体不成”，“言用”“便摄体”，“无体”“用不成”。[4]140科学真理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即经验界，玄学是指本体，以“穷究实体为其本务”，而科学真理依托玄学才有“安足处所”，稳固基础。若无玄学真理，科学真理将无所依附。“新唯识论”还提出以体用不二为宗，这一思想的核心仍是体用圆融一体。他常用大海水和众沤比作本体和功用关系，“离开功用而别求实体”如“离开众沤别求大海水”[7]7，从而说明科学不可以游离于科学之外，玄学可以融摄科学。

科学与玄学都具有真理性，不能“同为真理”，但却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一是科学真理和玄学真理属于精神世界的不同层面，科学真理以玄学真理为本归，最终都由“分殊”走向“理一”；二是玄学真理应落到人间，落到经验世界和具体的事物之中，成为事物之间的法则与规律，进入了科学真理的范畴，是从“理一”走向“分殊”。

2.2 性智和量智

性智和量智分别指实证和理智。性智，是人对“真的自己的觉悟”[2]5，真的自己就是本体，就是对本体的觉悟，也叫实证。量智即理智，是“思量和推度”,是明辨事物的方法逻辑,以及“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2]5熊十力认为，科学从实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出发，所凭借的工具是理智，而哲学所追求的本体，它不是“理智所行的境界”[2]5，不能通过理智向外追求而获得，而是通过实证来求得。实证方法可从儒家、老庄和印度佛家借鉴。换句话说，“量智的效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作用于物质宇宙和现象世界，不能“实证本体”。本体要本人“反求自得”，本人“内部生活净化和发展”，性智才能“显发”[2]10，也就是说，超越理性思维、语言和逻辑，达到了自然内外浑然一体的境界。正如他1932年《新唯识论》文言本的《明宗》章中对智、慧的说明，“智义云者，自性觉故，本无倚故。慧义云者，分别事物故，经验起故。”[8]10-12这也是对智、慧理解的进一步升华。

性智和量智的融合在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中一览了然。按其本意，“新唯识论”包含境论、量论两部分，这类似于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境论是关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体系，其逻辑起点是性智的发现。量论部分虽然没有形成著作，但是其见解体现了明体达用、即用见体的体用合一思想，即用性智来统摄量智，以涵养工夫直至本心。熊十力所生活的时代科学主义盛行，发展科学是当时民族复兴的突破口，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科学应该在本国的哲学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他借用性智和量智佛学用语，从性智为代表的本体认识论融摄以量智为代表的现象认识论，也就是从本体与现象之别走向两者融通的转化，最终达到“以性智见大本”，“量智成其妙用”[9]7中西会通的目标。

2.3 以《易》为根源

熊十力致力于用中国哲学思想为西方科学思想培植根荄。他称，科学思想源自哲学。西方科学在今天的发展，是由于古希腊时代哲学家的探索，发现了“宇宙之伟大与自然律之微妙”[3]124。中国的科学思想原本并非落后于西方，然而从秦朝开始迄今为止的两千年，中国的科学不再发达，这样的状况与秦朝以后儒学的丢失密切相关。今天引进西方科学，一定要从中国本土哲学寻根求源，这就是儒家思想可以与其他思想兼容并蓄，即儒家思想有“吸纳众流与温故知新盛美”，可以“为中国科学思想植其根荄”[3]125。

以《易》道思想为中国科学提供源泉。一是《大易》与老庄佛学相比具有盛德。《大易》中包含“刚健、创进、日新的宇宙观、人生观”[3]124，与老庄佛学追求虚空寂静的目标相比，具有“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德。二是《大易》为中国哲学之宗，其体用不二思想弥补了科学主客二分研究方法的局限。《大易》全书纲领在于阐释不易和变易的含义，“不易而变易是即体成用”，“于变易而不易是即用识体”。[3]128科学是从变易方面关注外在世界，没有涉及到不易实体。换句话说，科学通过思辨的方式研究客观存在的事物，强调主客二分；哲学通过体认(证会)的方式研究宇宙本体和人的生命，强调天人合一。三是仁是不易的核心思想，仁道可以补救科学带来的弊端。他认为，仁学源于《大易》，而科学发达之后，福祸相随，这些是科学自身无法解决的，只能从儒家《大易》仁道中寻求解决之道。

3 创造境域的开启与交融

从熊十力科学观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三点：第一，熊十力将《大易》思想的作为科学之源，但《大易》思想核心仍然是仁学。他称，本体也叫宇宙之心，就是众人与万物都具备的心，此心含有万理，存在于人伦日用之中，人类一切道德行为都“发自吾人内在固有之真源”[3]131。这样的真源即是本体本心。出于对孔子的敬意和仁学情结，他称本体本心在《易》的乾卦里称为仁，孟子、阳明那里为良知，宋儒那里为天理，《新论》里为性智。由此看出，熊十力认为，本体即本心，也即《大易》的仁、良知、天理、性智，他们都是出自《大易》的仁学思想。第二，熊十力写“新唯识论”一书旨在科学之外建立一套本体论的哲学，从而在思想上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新论》中所谈的本体，是“于空寂而识生化之神，于虚静而见刚健之德”，将释家的空寂，道家的虚无融入《大易》之中“达到扶造化之藏、立斯人之极”的目的。[10]6第三，从科学与哲学的分别肯定，到两者的融合汇通。从认识对象的方式来看，科学强调思辨，哲学强调证会。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玄学，始于理智思辨，终于超理智思辨而归乎返己内证；及乎证矣，仍不废思辨。”[10]9他不仅讨论了科学与玄学的关系,更探讨了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

熊十力的科学观着重探讨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定位问题，这对当前处理好科学与文化关系问题，理解以人文精神引导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因为儒学是中国哲学的瑰宝，隶属于哲学范畴；第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因为儒学隶属于中华民族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第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因为儒学代表的仁爱为核心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同属于人类文化系统。

《易传》是生生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熊十力说的《易》主要是《易传》部分。《易传》生生观念的核心思想可以凝练为四句话：阴阳为道，生生为易，日新盛德，富有大业。《易传》的作者曾称“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也就是说阴阳的对立统一与互相转化是道，是宇宙的最高法则。生生是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继承这个道是“善”，即“日新之谓盛德”，将这个道付诸实践就是“性”，即“富有之谓大业”。接着，《易传》中提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者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爱的人见到道称之仁，有智慧的人见到道称之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道，却毫不知晓，这说明君子心中的道了解的人甚少。这也说明道的玄妙所在，仅仅通过仁义之学，或者知识之学是不能达到的。阴阳之道造就了天地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日新又新，这就是最大的德性。按照以上的核心思想提取出关键词：阴阳、生生、日新、富有，对应的分别是道、易、德、业。这个体系中，“阴阳”为源，“生生”是核，“日新”为精神，“富有”是物质。[11]110

熊十力眼中的《易传》生生哲学虽然没有脱离仁学的框架，却在创造的视域下为科学与哲学汇通开辟了一条新路。他称，仁就是本体，并且批判佛道在“虚寂显体”，《新唯识论》是“虚寂而有生生不息之健处认识体”。“生生，仁也。”[12]473所以说仁即生，生也即本体，他称是“儒家一脉相承。”[12]473说到本心时，他甚至批评宋明儒学“认为只把后天地染污减尽，天性自然显现。这天性不是由让人创出来的”。他称“成能”就是“成性”，“成的意义就是创”[13]342。所以他说人是有天性的，本心明智都是由人创造的。他的为学是“主创而已”[13]343，这样的体验是从孔孟遗训之处得来的。熊十力的科学观从中国哲学《易传》中寻求根源，建立本体论的哲学体系，在仁学之中，融入了生生日新的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易传》生生哲学为源，以创造观为核心，这样的做法为哲学和科学的汇通提供了全新的尝试。

创造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以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为例。“仁”在《论语》中的出现频率甚高。“创”字在《论语》与《孟子》出现频率各一次，《老子》和《易传》中竟然没有出现。直到五四之后，创造一词在诸多文章中开始出现，被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所重视，代表人物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思想家梁启超，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综合创新派张岱年，教育家陶行知等。其中，熊十力和张岱年都认为天地具有生生不已的创造能力，《易传》中的“生”即创造，分别建立了“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和“天人五论”的新哲学体系。

何为创造？中外学者对创造都有不同的定义。梁漱溟说，创造是内里的创造和外在的创造的结合体。他将创造分为“成己”和“成物”两类。“成己”是从个人的层面向内看，代表“个体生命上的成就”，比方才艺德行属于此类；“成物”是从社会的层面向外看，代表对“社会或文化上的贡献”，比方新发明、功成名就属于此类。他尤其突出了“成己”这个方面，在“成己”中，虽然外人没有觉察，但是个体生命每天体验到新的进步变化——“开大通达，刚劲稳实，深细敏话”，人类文化的向前发展进步虽然离不开“成物”，然而“成物”的根本在于“成己”。[14]79-80

对应梁漱溟对创造“成物”与“成己”的解读，同时结合中外学者的理解，创造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从创造成果看，创造是赋予新而和的存在；其二，从创造过程看，创造是对已知要素进行组合和选择的过程；其三，从创造境界看，创造是人在立新中达到的“知行合一”境界；其四，从创造本性看，创造是人在立新中“天人合一”本性的呈现。前两个侧重于“成物”，后两个侧重于“成己”。[15]74创造这个四位一体的定义可谓囊括中西，独具一格。

从价值哲学来看，创造本身将“真”“善”“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在价值哲学上表现为“善”与“真”的关系。儒学是通过“仁”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学问。[16]141科学是“求真”为目的，同时也产生“利”的附属品的学问。但是儒学也不只是求善，也有真和美的成分，科学也不只是求真，也应该包含善和美的因素。也就是说，儒学与科学实际上都包含了“真”“善”“美”三方面的因素，但是儒学以求“善”为核心，科学以求“真”为核心。而创造从成物来看，创造成果与创造过程侧重于科学的求真；从成己来看，创造境界和创造本性侧重于哲学的善与美。

创造为科学与哲学的平衡、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汇通打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结合创造的定义，四个层次是由外向内层层递进的；创造成果侧重外在的成物，创造过程侧重内外结合的成思；创造境界与创造本性分别侧重内在的整体和本质。创造成果和创造过程更多聚焦的是成物之学(外学)，创造境界和创造本性更多聚焦的是成己之学(内学)，创造正是科学与哲学、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会通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