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西中部的柳江流域，地处壮、侗、苗、瑶民族聚居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柳江流域境内先后出现的柳江人、白莲洞、甘前岩、思多岩、大龙潭鲤鱼嘴、柳江台地等史前文化，它们历经了漫长的年代，把这一地区的部落文明推向高峰。柳江流域石器时代遗址与“百越部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壮、侗、苗、瑶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居住在柳江流域从柳江人开始的人类远祖有诸多渊源，柳江流域生活的壮、侗、苗、瑶民族应是这里的土著居民。

【关键词】柳江流域;石器时代遗址;柳江人;起源;百越文化;越人;氏族;部族;民族

柳江流域地处广西中部，为壮、侗、苗、瑶民族聚居区中部和南部，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据文字记载，位于柳江流域中部的柳州历史，大约开始于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古代岭南百越民族的西瓯、骆越等支系就居住在这一地区①，壮、侗、苗、瑶民族起源于古越人，或发源于其中的西瓯人。多年来，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探索，在柳江流域找到了丰富的资料，柳城巨猿洞、柳江人、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柳江台地等20多处文化遗址③，以及这些遗址所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南方民族历史，华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关系，研究我国各族人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并且，就这些石器时代遗址与史前文物的研究，可以看出一条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轨迹和壮、侗、苗、瑶民族渊源的脉络。

一、柳江流域的石器时代遗址

1、人类起源曙光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起源曙光的出现在距今100—150万年，属于这一时代遗址有柳州柳城巨猿洞。

就地质地理之研究，在人类发生和发展的过去的100——150万年里，桂中地区始终是气候温和，雨量充足，自然界中有丰富的食物资源，适宜于原始人类和与人类接近的猿类生息繁衍。1965年，在柳城县社冲公社店村附近山洞中发现了“巨猿”化石，主要是1000多枚单个的牙齿和70多个下颚骨，众多化石的發现，使柳州被证实为巨猿的故乡。巨猿生活于更新世初期，它是猿类一支中最近于人的一种，是人科系统上早期分出来的一个旁支，在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系统上有重大价值。巨猿虽不是人，但它在柳州区域的出现昭示着人类及民族起源的曙光。

柳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18000年前，这一时代的代表性遗址有：柳江人、甘前岩、都乐岩、周洞以及白莲洞下层、鲤鱼嘴下层遗址。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当首推“柳江人”文化遗址⑤。它是中国以至整个东南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也是这一地区最早的现代人遗址。“柳江人”遗址及同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现代人种的起源和氏族、部落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与新时期时代晚期生活在柳江流域稳定的氏族组织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与“柳江人”同时期的文化有白莲洞I期、甘前岩等文化，这一时期文化层中特色器物的出现顺序是：典型旧石器→粗犷砾石器、原始穿孔石器→细小燧石石器。白莲洞I期文化中伴有智人臼齿化石，石器组合中包含具有旧石器时代风格的打制石器，砾石工具所占比例较大，只有砍砸器，无敲砸器，石片工具中有大型砾石石片和燧石片所制成的小器物。“柳江人”和白莲洞遗址，两地点相距二千五百米，柳江人出自通天岩一侧的洞穴中，距离柳州市中心12公里。柳江人骨化石出土处既非居住地也不是墓地，含人骨化石的土状堆积中没有任何遗迹和文化遗物，所发现柳江人遗骸和同时埋藏的大熊猫骨架并不是由现在作为进口的洞口进来的，而是由上洞口的当时夹有角砾和泥沙的洪流带进洞内。就时代和地点而言，柳江人应是白莲洞I期文化的创造者，白莲洞人意外死亡或死后被送到通天洞口安葬，尸骸被暴雨的流沙带到了现在埋藏的洞内，而成为著名的柳江人。柳江人缔造了白莲洞系列文化。

上述遗址中的人类化石及文化层，其早期测年数据为1.8—3.5万年;本世纪初采用新生碳酸岩铀系测年结果表明，出土人类化石的文化层距今不会晚于大约70KaB·P（七万年）这个数据大大早于以前的研究结论⑥，并使柳江人成为迄今已知东亚南部最早的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化石智人，属于世界上迄今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之一。

2、中石器时代，距今1.8—1万年左右。属于这一时代的遗址有：都乐岩遗址、陈家岩遗址、白莲洞第二、三文化层、鲤鱼嘴第二文化层上部。中石器时代始于地质上的全新世，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时期时代过渡阶段。原始的采集和狩猎很发达，工具以打制为主，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小石器尤为盛行，仅个别磨光石器，陶器尚未产生，有弓箭出现和饲养家狗。

在我国南方是否有中石器时代遗址存在曾是个问号，白莲洞遗址和大龙潭鲤鱼嘴遗址的发现，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主要证据，在白莲洞三期文化类型中，第二期文化有明显的中石器时代特征，粗犷的砾石工具是处于这一过渡期白莲洞以及其他洞穴遗址的共同特点。伴随众多的螺蛳壳，出现敲砸器，表明捕捞活动的加强。燧石质细小石器很发达，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而来的，以后燧石小石器大量出现，其中包括箭镞，这是狩猎活动发达的标志。同时出土的还有穿孔砾石，用作重石，它们与原始农耕活动的萌芽有密切联系。可以推测，在发达的狩猎、捕捞和采集的原始氏族经济背景上产生了原始农业。

3、新石器时代，时间距今1——0.3万年左右。代表性遗址有白莲洞上文化层、鲤鱼嘴上文化层、响水遗址、兰家村遗址、鹿谷岭遗址、公店村遗址以及柳江青铜器、石器出土点。它们是柳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而且数量有所增加，磨制技术比较进步，陶器除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粗陶外，已有较高火候的泥质陶，饰有少量划纹、弦纹、原始的几何印纹，使用了蚌质工具。白莲洞第三期文化和大龙潭鲤鱼嘴早期文化，可以跟鲤鱼嘴晚期文化衔接。这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在白莲洞三期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打制砾石工具、穿孔砾石、燧石质细小石器等充分反映出来。

从对柳江台地十七处遗址试掘所获得的资料看出，在中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第四冰纪结束时，随着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发达的原始采集性经济被生产性经济所代替，出现了农耕为主的部族复合型经济，进入史前文明的“野蛮时期”。部族中开始饲养动物，有了定居生活。这一切对人类的发展起了革命化的影响，并引起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使原来部族集团发生分化，并越来越多地开拓人烟稀少尚未耕作的地区，主要是肥沃的沿河台地和冲击谷地。

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换和生产力的发展，距今一万年前后，柳州区域出现了众多的氏族和部落（或称原始民族），这些原始民族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外部迁移、扩张。

纵观柳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对它们的研究探索表明，晚期智人（柳江人）在我国南方出现的时代，很可能比原认为的要早，更主要的特点在于它拥有连续的文化层，出自诸文化层中的文化遗物构成了由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连续序列⑧。这些史前文化孕育了西瓯、骆越民族支系——壮、侗、苗、瑶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二、柳州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先骆越文化特征及壮、侗、苗、瑶民族文化渊源

1、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先骆越文化特征。

越族是我国南方一个古老的族群，因其支系众多，活动范围广，故称“百越”。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研究，柳州区域系列石器时代文化中有明显的“先骆越文化”特征。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骆越文化的基础特征已经显露。在上述的石器遗址中先后发现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陶器中的几何形印纹陶器，学术界认为这些都是代表越文化的典型器物。生活于石器时代遗址的原始部落，其居住点多在沿河谷地和冲积谷地，这是骆越民族居住环境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分布在平原低地和靠近江河湖海地区，在遥远的古老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居住在这样地理生态环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种生态环境和人们活动的交互作用，表现为骆越、西瓯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和水有着密切的特殊关系。

在柳江台地十七处遗址，经过许多的考古发掘，采集到陶片一千多件，全是夹沙粗陶，外部饰粗绳纹、拍印的原始几何纹，多为不规则的几何图案，这种“前几何印纹陶文化”在柳州石器时代遗址中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成为骆越民族的“几何印纹陶文化”。

寻找原始部落的渊源，离不开原始巫术和传说。在原始壮侗民族地区有种迷信传说，认为人生病是因为一种“飞来的鬼”钻进脑壳作怪，需请巫师作法，小局部敲开脑壳放鬼。1979年在柳州发现的大龙潭人，其2号头骨后脑右耳根处有一处有一直径为2毫米的小孔，经专家鉴定，是被利物凿穿后愈合而留下的，愈合程度较好，愈合期为十至二十年。这说明大龙潭人曾被凿穿后脑，尔后还生活了十至二十年。从头骨上小孔位置和周围骨裂的情况分析，无法解释为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只能借鉴民族学记录的原始医术材料印证。这一事实从另侧面印证骆越地区古代部族的原始医术有其遥远渊源。

1979年和2008在柳江流域文化遗址出土的有肩石斧、大石铲和有段石锛，从表饰观察，为几何纹样，其形式有几何印纹陶及原始瓷器的纹饰风格，属于骆越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的形制表明，它们同几何印纹陶及原始瓷器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其重要特点之一。几何纹样的大量使用是壮、侗、苗、瑶民族的共同特点。而今在壮、侗、苗、瑶民族的刺绣、染织工艺，服饰等基础性图案，多采用几何文形纹样，壮、侗、苗、瑶民族一直沿袭着由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古老传统和记忆，将它们演绎得更加丰富多彩。

大龙潭和白莲洞的先民是围着火塘而居住的，两处地点均发现灰坑，大量螺壳和兽骨，火塘是他们驱逐野兽，蒸煮食物，安身立命的重要场所。这一习俗我们还能在壮、侗、苗、瑶民族的庆典和葬礼中找到它的踪迹。当部族长者辞世后，要把遗体从卧室移到火塘边，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记录同样让我们印证上述石器时代遗址所包含的种种与壮、侗、苗、瑶民族相关联的信息和特征。

从以上的特征信息和地缘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先骆越文化源于这些石器时代遗址，并随着石器时代遗址的延续而发展。壮、侗、苗、瑶民族的先民骆越、西瓯传承了这些文化信息，成为百越民族主要支系。

2、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壮、侗、苗、瑶民族文化渊源

柳江流域古人类文化遺址与壮、侗、苗、瑶民族先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应该起源于柳江流域，属于岭南的土著民族。

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中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关键时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完成了三大人种的发生和形成过程。而中石器时代是原始氏族经济发展和走向繁荣的重要过程。在这一时期居住在柳江流域的独立部落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物质文化。

柳江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她是迄今所发现的柳州诸石器时代遗址的最早人类，从体质人类学上看，柳江人、白莲洞人、大龙潭人在体质上所表现的形态特征相当接近⑨，被认为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面部短而宽，眼眶也相应矮而宽;头骨前卤点的位置较现代人靠后，具有一定原始性，“是至今在中国以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的新人化石”。目前的一些测年数据表明“柳江人化石的年代不会晚于大约70kaB.P”，“因此认为柳江人是世界上迄今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之一。包括年代学在内的对我国南方晚更新世人类遗址进一步的系统综合研究，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揭示现代人类在东亚出现确切的年代和演化模式”。

柳江人所表现的体质特征与现代华南各民族，包括壮、侗、苗、瑶民族在内的人种类型有一致性，说明柳江人和壮、侗、苗、瑶民族先民有较为直接的联系;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排除柳江人和华南及东南亚其他民族的先民关系，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只有人种或种族的区分，而并未形成民族的区别。

在新石器时代，柳州的大龙潭人、白莲洞人在体质上与柳江人最为接近（见表1）。可以说，大龙潭人是从柳江人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人类代表。

图表1、2资料来源：周国兴、张振标《大龙潭人骨的研究——兼谈港川人与华南地区更新世晚期——全新世界早期古人类关系》

青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在以柳州史前遗址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已往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古代族系或称古代部族，史称“越人”或“百越”。据文献、民族学资料记录和考古资料证实，“越人”部族有共同文化特征，其许多文化特征，至今仍大量保存在侗民族中。侗民族发源于古越人的理由是充分的，确切地说，它发源于其中的一部分。

关于柳江流域境内壮、侗、苗、瑶民族的居住历史，有着土著的证据。壮、侗、苗、瑶民族分布区域，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的巫黔中郡和百越地，秦时分别属黔中郡和桂林郡，汉时分别属武陵郡和郁林郡。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在侗族地区设置的州郡较多，因其境内有五条溪流（雄溪、栖溪、酉溪、氵无溪、辰溪），又被称为五溪之地。唐宋时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又称之为“溪洞”。这个地方历代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从历代的文献看，春秋到秦汉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有“黔中蛮”、“武陵蛮”、“百越”;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这里的少数民族被称为“五溪蛮”，开始出现“僚”的记载。

在距今1000年前，分布于华南及西南地区的僚人有鸠僚、鸟浒僚、南平僚、俚僚、蛮僚、峒僚、土僚之称的部族，为古越人后裔⑿;他们的语言、族名、地理分布及文化特征，也证明它和壮、侗、苗、瑶民族先民有关。

唐宋时期僚人已开始分化，壮、侗、苗、瑶民族从僚人中分离出来，大概在公元10世纪的宋代。南宋时官居五溪之地的朱辅所著的《溪蛮丛笑》一书记述了五溪一带的民族风土人情，书称：五溪一带的少数民族大多是盘瓠的后代，但他们的居住村落又各有区别，生活习俗也不一样。沅州一带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而居的有五个民族，分别称为苗族、瑶族、僚族、仡伶族、仡佬族。同时代的类似记载，还有朱熹《记“三苗”》中也记载：“顷在湖南时，见说溪洞蛮徭略有四种：曰僚、曰仡、曰伶，而其最捷者曰苗。”这些著作中出现的“仡伶”、“仡亻览”、“伶”是当时侗族的自称[kam]或[klam]的记音。这些族名又都与“僚”并排对举，至迟在南宋时壮、侗、苗、瑶民族已经作为单一民族从僚人中分离出来了。但直到明末清初，还有人把壮、侗、苗、瑶民族称之为“僚”。如明末邝露的《赤雅》说：“侗亦僚类”。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峒僚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在明清两代文献中，多称侗族为“洞僚”、“洞人”、“峒人”、“洞蛮”、“侗苗”，或泛称为“苗”或“夷”（13）。

壮、侗、苗、瑶民族是从古代百越民族的一支发展而来的，史学家们已经作了论证。从地域上看，壮、侗、苗、瑶民族现在的聚居区，秦时属黔中地，唐东时称溪侗，“黔”和“峒峒”都是历史上用来记述南方部族居住的自然环境。侗族地名的命名习惯很有特点，就其词意来说，一律采用倒装构词法，这是壮、侗、苗、瑶民族地名的共同特点;这样命名方式出现的地名，在广西有1200多处。柳江流域中部的柳州，汉以前的潭中县地名的出现，与壮、侗、苗、瑶民族取名习俗一致，“潭中县”意为自称为“中”或“壮”部族的水塘（13）。这种古代地域名称在现今的壮、侗、苗、瑶民族聚居区被沿袭了下来。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佐征了壮、侗、苗、瑶民族与柳州以及现今居住区、同样有着重要的联系。

从上述情况分析，壮、侗、苗、瑶民族的先民——越人（西越或称西瓯）在“秦瓯之战”的104年期间有大规模迁徙的可能，到了汉代已大体形成今日的分布状况，我们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汉代以后大规模的、整个民族长途迁徙的任何记录;而且从这些民族的近代现代史实中也找不到任何例证。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对当地民族采取“赶走”或“迁徙”的政策，而是采取“剿撫兼施”，“擒其酋而安其民”的措施，以利于稳定边疆和巩固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也说明壮、侗、苗、瑶民族一直生活在故土。

上述资料表明，壮、侗、苗、瑶民族起源于从柳江流域境内的柳江人开始的古越人，并不否认民族的形成和来源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也不排除各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当地许多民族的成分，因为新石器时代柳州古人类就已大规模迁徙，开拓更广袤的疆土，并形成相对独立的部族文化。同样道理，越人及僚人的文化主要继承者有壮、侗、苗、瑶民族，也不排徐越人、僚人的部分文化，也为其他民族所继承。

三、结语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看到，柳江流域石器时代遗址的主要特点在于用它用连续的文化层，出自诸文化层中的上述文化遗物构成了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过度的连续序列。柳江流域以柳州地区为中心的时器时代遗址与“百越部族”有着密切的渊源，百越部族及其文化起源居住在这一地区从柳江人开始的人类远祖。西瓯以及演化形成的僚部族属于古代越人的主要支系，它们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而成为壮、侗、苗、瑶民族。资料表面明，壮、侗、苗、瑶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居住在柳江流域境内从柳江人开始的人类远祖，同时，我们也认为，从柳江人开始的人类远祖所创造的百越文化，也为其他民族所继承。我们不需从传播、迁徙等其它方面去寻找古代壮、侗、苗、瑶民族文化来源，因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百越文化，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过来的，居住于柳江流域境内的壮、侗、苗、瑶民族应是这里的土著居民。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卷7。

[2]《史记·淮南衡山列传》3076页;《后汉书》卷120，《西南夷列传》。

[3]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3年第七期。

[4]裴文中 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5]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一卷3期 1959年9月。

[6]王危页、沈冠军等：《柳江现代智人化石地点的地层及年代》，刊于2004年5月的《第四纪研究》第三期。

[7]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一期。

[8]周国兴：《再论白莲洞文化》载《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9]周国兴、张振标：《大龙潭人骨的研究——兼谈港川人与华南地区更新世晚期——全新世界早期古人类关系》，载《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沈冠军、王家齐、徐必学、匡云、赵建新：《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的铀系年龄》，载《地层学杂志》2001年4月。

作者简介：

朱旭普，出生于1973年，汉族，湖南南县，大学，研究方向：史前文化，博物馆藏品研究，文化创意产品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