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飞

【摘 要】唯物史观在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知性理论的同时，也作为特有的方法论赋予具有规范性特质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存在的合理性。毛泽东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决策和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针线，连上中国的社会实情，串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思想“项链”。本文站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上，探讨了毛泽东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在政治理想的出发点、主体和最终目标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毛泽东;马克思;政治哲学

目前来看，国内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和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内涵丰富，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能发掘出其中深藏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将历史语境和理论思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在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能分开的。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两个维度：其一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二是揭示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殊本质和发展趋势。[1]这两个维度同样适用于理解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广义上看，毛泽东是在认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基础上生发出其政治理想的最终目标。从狭义上看，他在近代中国波诡云谲的社会情况中把握矛盾的存在和变化，由此而诞生的一系列理论思想成为指导后续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同时，他对中国社会中工农阶级力量的分析，尤其是农民阶级，使其准确把握住在中国这样的特定的国家实现政治理想的主体。

一、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出发谋求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

1、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对市民社会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黑格尔的肩膀上的。他批判了黑格尔既想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但又无法真正彻底地将其分离。并且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包含了三个阶段：“‘国家—市民社会二分模式中的市民社会;‘生产力—市民社会—国家模式中，作为‘社会关系的市民社会;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市民社会。”[2]第一阶段实际体现地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因为此时的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是与国家相对立的私人经济领域。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是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在这里，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物质生产相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市民社会与生产力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的状态，把市民社会看做是一种交往形式。第三阶段，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层面深入分析认为市民社会是“享有各种权利的自由的、平等的、利己主义的、占有财产的个人的集合体的社会概念”[3]。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伴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从而认识到深藏市民社会背后的是资本统治。在旧式分工的条件下，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资本家竞相追求的剩余价值，工人在实质上成为资本家可以尽情夺取更多价值的生产工具，从而暴露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马克思在批判市民社会的过程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现只有解决这个矛盾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矛盾的正确分析。

毛泽东矛盾观点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成长于中国实际革命与建设的过程。可以说，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基点，就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诸多矛盾的正确把握。

梳理毛泽东的文稿可以发现，他赞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并且对社会基本矛盾和主次要矛盾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在整个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承认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同时，他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实际矛盾又有诸多思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突出矛盾存在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1840年到1949年之间，毛泽东认为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不同。八国联军侵华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七七事变后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又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1957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和破坏分裂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与敌我矛盾相对的非对抗性矛盾，存在于人民之间。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是重中之重。实践证明毛泽东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是科学的正确的。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依然重视以社会矛盾为问题向导。由此可以得出，在实现政治理想的出发点上，毛泽东同于马克思之处在于都是对现实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的分析。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在揭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阐发出人类解放的观点，主要关注点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泽东在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情况中探索出路，在坚持马克思对矛盾观点的认识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对矛盾的划分做出了独创性的发展。

二、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主體

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批判唯心史观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创造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

1、马克思对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革命性和主体性的肯定。

马克思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对资产阶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弊端和生产社会化趋势以及无产阶级尤其是被剥削压迫的工人意识的觉醒，都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最终结果。而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必然是“人”，这里所理解的“人”并不是指单个的、孤立的个人，而是指在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对社会历史有推动作用的人民群众。从批判鲍威尔的群众观点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活动都是群众实践的产物。因此，可以确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人翁地位。当然，要能够实现政治理想，除了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还需要有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阶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的能够彻底地坚定地与资产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实现人类解放不断奋进。在资本家的剥削和生活压力的逼迫下，水深火热的无产者慢慢联合为无产阶级政党 ，尤其是共产党，他们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413）同时，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他们又都有着其他工人政党比不上的进步性和彻底性。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这里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力量。

2、毛泽东在对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构成问题作出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主要成分判定为工人阶级，认为工人阶级在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身无长物的情况下最具彻底的反抗性，有着坚定的立场。而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4]（411）出于个人利益对于和无产阶级站在同一战线是摇摆不定的。流氓无产阶级更是容易成为反动力量。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毛泽东这里则有所不同。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5]（3）这个问题为出发点，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的阶级作了详细的划分，在分析他们社会处境的基础之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中坚力量;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半无产阶级和包括手工业者及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中可以相伴的朋友;动摇不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成为朋友的可能，也有成为敌人的可能;剩下的勾结西方列强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打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5]（9）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一别之前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不可靠的态度，将农民视为共产党人的朋友，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并将其纳入到群众中来。在后来的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政治路线和方法上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将农民阶级视为依靠力量并不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使其更加坚定的跟随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反抗压迫的主力军，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力军。

毛泽东区别于马克思对农民阶级的认识取决于农民阶级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地位和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客观事实。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一方面，“三座大山”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乱世中生存带来的压力使得农民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参加革命的热情和坚决是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无可比拟的。在经过实地考察农民阶级现状之后，毛泽东提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不可或缺的同盟军。另一方面，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使其创造性的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与苏联革命截然相反的道路并在实践中经受住了检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農民阶级依然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伙伴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力量。而为了实现人类解放，农民阶级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毛泽东不可跳过的事实。引导农民阶级进行农村工业化建设是群众路线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展现。农民阶级在实现人类解放的过程中拥有的力量的客观实在决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在实现政治理想的主体问题上创新发展。

三、从认识解放的过程中确定政治理想的最终目标

步入共产主义，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和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之一，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经历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1、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前提基础，人类解放依赖于政治解放所创造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宗教解放就是将宗教思想和权力从国家政权中分离出去，改变教会权力凌驾于政权之上的局面。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把作为政治主体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但是并不妨碍在市民社会中作为现实的人继续信仰宗教。在这个意义上，人就分成了政治层面的“公人”和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两个方面[6]，而宗教则从国家转移到市民社会中，失去原本对政权和人的思想的控制。同样的，马克思所认为的政治解放，是建立在经过宗教解放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政治活动。只有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在政治上的压迫，才能使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才能使充分提升社会生产力。正如英法等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新的政权，实行新的政治制度、进行工业革命的过程一样，政治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夯实的经济条件。不过，他在认可政治解放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政治解放存在的历史局限性。通过政治解放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存在着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现实社会中的人沦为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奴役和剥削的阶级。因此，政治解放不等同于人类解放，还必须通过政治斗争使人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当人从世界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现实的人和抽象的公民转化为类存在物，并且将自己的“原有力量”化为社会力量而不在作为政治力量分割出去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6]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不再被划分为“公人”和“私人”，国家与市民社会不再对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对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批判之上的，并且认为只有拥有充分发展的经济基础条件下才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走向人类解放。

2、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实现人类解放观点的基础上，对政治解放的领导力量和思想解放重要性有新的认识。

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程，其一发展之处在于进行政治解放的领导力量和斗争对象。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是认为该由资产阶级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毛泽东的政治解放与之不同之处在于革命实践的经验证明了在近代中国由资产阶级作为领导力量进行政治解放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这是在领导阶级上的区别。同样，马克思政治解放的斗争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皇权，而毛泽东的政治解放斗争对象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阶级，还有西方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

其二发展之处在于毛泽东将思想解放融入到政治解放实践和人类解放的实践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的工作重心放在政治解放上，认为要“在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协调统一中，实现人的政治解放。”[7]但需要注意的是，纵观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他本人是十分重视文化发展的。他的思想来源既有中西方优秀文化，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意识到彻底的思想革命才能够为政治革命提供坚实群众基础，指出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展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8]政治解放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强调将思想解放融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并逐步向实现人类解放的最终政治理想迈进。他多次指出要始终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对待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学会批判继承。文化作为精神食粮关乎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发展。对文化进行批判和建设，才能解放思想，才能实现最终的人类解放。

参考文献：

[1]李淑梅.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变革[J].哲学研究，2011（04）：22-28.

[2]田志亮.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当代价值[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

[3]阎月梅.西方学者杰·亨特谈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J].国外理论动态，1996（2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第三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阎孟伟.马克思的解放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兼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J].教学与研究，2006（12）：18-25.

[7]谢霄男，王让新.毛泽东“人的解放”思想的哲学思考[J].实事求是，2015（02）：5-8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