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活在元蒙统治下勤政有为的高明在南戏名著《琵琶记》中借助蔡中郎與赵五娘的故事来表达他对世事人生的思考。书生蔡伯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提出了“三辞”——辞试、辞婚、辞官，但均遭拒绝。“三辞”可见士子人生的价值追求，“三不从”则能看出封建势力以及皇权的强大，造就了士子人生的困境，体现了他们在出处之间的纠结，家国之间的不可兼顾以及忠孝之间的难以两全。

关键词：高明;《琵琶记》;出处;家国;忠孝

作者简介：蒋东欣（1996-），女，吉林省舒兰市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18级学科语文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2--02

《琵琶记》之所以能蜚声剧坛，誉为“南戏之祖”，被毛声山称为“第七才子书”，不只因为杰出的语言成就，更重要的是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高明在有限的文本抒写中表达了丰富的内涵，引发读者无限的思考与想象。解读文本后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让观众在戏剧的弦歌声中享受“余音绕梁，不绝如缕”的审美感受。在封建士子蔡伯喈“三辞三不从”的困境中，透露出的是科举阴影下读书人在入仕与归隐、家与国、孝与忠之间的纠结与怅惘。

一、出与处的矛盾

以高明为代表，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均存在着出与处的选择，尤其事关升沉荣辱，这种选择是矛盾且艰难的，有时也是反复的。作为元末士子高明的选择是出而复处，背后的痛苦抉择是很难想象的。出山还是归隐，钟鼎亦或山林，折冲庙堂之上还是闲处江湖之远，这主要取决于士子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当然也受那个时代政治气候的影响。

高明生活在元蒙黑暗统治下，在科举考试时废时兴的时代，他能顺利地中了举，成了进士，然后步入仕途，算是比较幸运的。当时官场黑暗，高明正直的性格难容于污浊的官场，反复思考后，最后决定退出官场。退隐后的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戏剧创作，《琵琶记》则是其戏剧力作。借助蔡二郎赵贞女的故事表达自身对人生世事的思考：关注家庭问题、审视传统伦理、思考士子人生、抒露家国情怀……《琵琶记》中有高明的理想在，但它未必能完全承载高明的价值追求。作家往往会借助其塑造的人物来表达思想，因此，对《琵琶记》中蔡伯喈这个人物进行研究，我们便可寻绎乱世士子高明的生命历程与灵魂旅况。

出处间的犹豫不决，究其本质是士子自身价值取向的问题。“沉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且尽心甘脂，功名富贵，付之天也。”[3]5蔡伯喈面对荣华富贵却能淡然处之。在严父的逼迫下，在邻居张大公的劝说下，蔡伯喈进京赴考，最后得中状元。“科第之设，草泽王之起家，簪祓望之继世。”（《唐摭言》卷九《好及第恶登科》条）[7]64中状元是多么荣光的事，“一士登甲第，九族光彩新。”（《送薛蔓应举》《王建诗集》卷四）剧中的蔡伯喈却不见亢奋。入赘相府，新婚伊始尚有窃喜，但很快便陷入对父母与妻子深深的思念和内疚中。常有即刻归隐的冲动，特别是连年的灾荒让蔡伯喈思念日胜，惶恐不安，如坐针毡。

二、家与国的兼顾

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在女子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年代，父母对儿子投注更多的爱，也抱有更殷切的期待。“凡人养子，最是十月怀耽苦，更三年劳役抱负。休言他受湿推干，万千劳事。真个千般爱惜，千般爱护。儿有些不安，父母忧惶无措。”[3]189“儿行几步，父母欢相顾，渐能言能出路。指望饮食羹汤，自朝及暮。悬悬望他，知他几度？为择良师，又怕孩儿愚鲁。略得他长俊，可便欢忻赏赐。”[3]189“儿在程途，又怕餐风宿露。求神问卜，把归期暗数。”[3]189父母给儿子是满满的爱。

儿子在科场上打拼，那些场屋胜出者离开家庭，走向官场时，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家和国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到底是顾家还是报国。士子的身心在家与国之间纠结怅惘。家的观念是与生俱来的，十年寒窗苦读的圣贤书中满是儒家思想，濡染日久，忠君报国之念也已经深入到士子的精神深处。家国情怀是士子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祈向，由于人生处境、社会地位不同以及价值追求的差异，有的一心顾家，有的专心报国，有的家国兼顾。当然，也有一些人既不能顾家，也不能报国。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元代·无名氏《庞涓夜走马陵道·楔子》）这给读书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7]3这是对科举本质的一种揭示，科举让无数士子上了统治者的战车，从小家走向“大家”。“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10]8这是让热血忠心之士特别有感染力的话语。为了家国大事，许多士子们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他们为时代所记取，为后人所敬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11]250人世匆匆，岁月流年，一心忠君报国的士子们为天下事耗散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

他们无法顾及小家，无从回报家人，难陪椿萱，难报三春晖，此乃人生莫大的憾事！“经世手，济时英，玉堂金马岂难登？要将莱彩欢亲意，且戴儒冠尽子情。”[3]5“还忧，松竹门幽，桑榆暮景，明年知他健否安否？”[3]6蔡伯喈辞试主要是因为对家的不舍——对高堂的牵挂和妻子的眷念。“但愿岁岁年年人长在，父母共夫妻相劝酬。”[3]7亦即“夫妻长厮守，父母愿长久。”[3]7“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亲共白头。”（李商隐《无题》）[12]345亲情是我们每一个血肉之躯难以割舍，相伴终生的情愫，蔡伯喈亦如此。“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3]5，“辞试”不管是暂时的不考试，还是永远与场屋告别，这其中感情注定是很复杂的。岁月催人老，年少须成名！“只恐时光，催人去也难留。惟愿取黄卷青灯，及早换金章紫绶。”[3]6这曾是许多士子真实的心声，想来也曾是蔡伯喈真实的想法吧。然而，其情况特殊——父母年迈，夫妻新婚，且为独生子。因此，他不由得想：“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到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3]5蔡伯喈对求取功名似乎并无太大兴趣，父亲要求道：“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3]6。蔡伯喈却说：“听剖，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3]6-7此外，在蔡伯喈身上还有一种文人普遍具有的特质——追求自适。“山青水绿还依旧，叹人生青春难又，惟有快活是良谋。”[3]7向往山水之乐烟霞之趣是乱世士子心灵世界的折射。

三、孝和忠的两难

出处、家国与忠孝之间是相通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既是出处选择的标准，也是家国情怀的体现，在实践过程中也会遇到忠孝的两难。

蔡伯喈身上的隐士情结，离不开作者生活的时代——极端黑暗的元末社会。那个时代汉族士子看不到人生的希望，高明心理的底色在《琵琶记》中有着很明显的体现。他们的身心在庙堂与高堂之间游弋徘徊。戏剧是时代的秘史，离不开作家的个性特征、生命体悟以及价值追求。高明的《琵琶记》中既有对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也有对父母高堂的眷念之意，在忠孝之间蔡伯喈左右两难。有志之士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在科举之路上一路打拼，“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3]58数载寒窗下的苦读换来的是“一举成名天下知。”[3]59“看吾皇待贤恁隆，也不枉了十年窗下把书来攻。”[3]63“名传金殿换青袍，酒醉琼林志气豪。君看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3]63蔡伯喈场屋顺利，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入赘相府后，也曾有过短暂的喜悦，但很快就被日渐强烈的思乡之情所笼罩。当得知灾荒之年父母双亡，糟糠之妻经遭受受苦难时，蔡伯喈开始反思自身的选择是否明智，后悔当初不该赴试。“只为三不从生出这祸苗。”[3]209“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成空。”[3]210

第三十七出《张大公扫墓遇使》云：“你不须提起蔡伯喈，说他每哏歹！……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不采。”[3]214张大公之言代表社会舆论对蔡伯喈的谴责。“他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三不孝逆天罪大，空打醮枉修斋。”[3]215这是拿传统的孝道来考量蔡伯喈，指责其“三不孝”。“原来他也只是无奈，恁地好似鬼使神差。便是他当原在家辞赴选，他父母也不从他，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恁的呵，三不孝亦非其罪。”[3]215这是对蔡伯喈不孝的开脱，也是源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可怜衰絰拜坟茔，不作锦衣归故里。”[3]224“孩儿相误，为功名相误了父母。都是孩儿不得归乡故，怎便归到黄土？”[3]224这是蔡伯喈的忏悔，也是作家的思考。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士子为了稻粱之谋，实现人生理想，离开故土亲人，服务于朝廷，这样就很难侍奉椿萱，陪伴高堂。有人身在庙堂，心在高堂，或者干脆告别廊庙，退处江湖。当然也有一些士子采取折中的办法，人生的一段时光尽忠，另一段时光行孝，力求在忠孝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结语：

综上所述，在科举时代，很多封建士子如同《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一般，在入世与出尘、顾家与报国、忠君与尽孝之间纠结犹豫。高明在《琵琶记》中深刻形象地写出士子精神世界的惆怅与迷茫，这增加了文本的内涵，引发了更多的人生思考。他们除了出处、家国、忠孝间的矛盾外，还面临着人情与天理，生前事与身后名之间的矛盾以及身心冲突死生悖论。被誉为“第七才子书”的《琵琶记》，它除了杰出的语言成就外，还有发人深思的深广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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