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一生宛如流星耀眼而短暂，她创作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优秀作品，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但在个人生活上却是不幸的，在短暂的一生中，她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穷苦困顿的生活，饥饿、逃亡、流浪、病痛成为生活的常态，而在感情上的一再受伤害也让萧红内心痛苦不堪。萧红的不幸固然有社会的时代的家庭的因素，但其偏执、自我、任性的个人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接受新思想，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但她的心理年龄和社会能力还停留在儿童时期，这就导致她只能依附于男人，把自己的人生交付给男人，而一旦男人不可依靠，她的人生也就变得风雨飘摇。萧红是个天才作家，同时也是童年后花园里那个一直没有长大的孩子，在她成人的身体里一直住着儿童的灵魂，这使得她的性格呈现出矛盾的两重性甚至多重性，也是她悲剧命运的渊源。

关键词：萧红;悲剧;命运;情感;性格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20.11.001

中图分类号：G420.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20）11—0001—08

一百多年前，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的端午节那一天，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距离哈尔滨东北约30里的呼兰县城的一个士绅家庭。虽然到了萧红祖父那一代家境日渐式微，但萧红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家里的宅院占地7000多平方米，房舍30多间，正房后面是一个近2000平方米的后花园，正是在那里，萧红和祖父尽享天伦之乐，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在萧红的回忆和叙述里，她人生的不幸主要源于父亲。在她眼里，父亲是个冷血残酷的人，“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1]“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2]“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2]据资料记载，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从小天资聪慧，成绩优秀，考上了省立优级师范学堂，21岁毕业时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当过农业学堂教员、小学校长、呼兰县教育局局长、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巴彦县教育局督学等，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并不是一个守旧落后的人。但同时也是个旧式知识分子，因此身上有着新旧文化的两重性，一方面维护封建传统礼教，封建家长作风严重，重男轻女，一方面又有民主平等的维新思想。但在萧红的记忆里，她与父亲的关系似乎从来没融洽过，父亲留给她的印象就是冷漠、冷血、冷酷。但在其他家人和熟人眼里萧红的父亲还是有通达事理、开明进步的一面的。也许是祖父对萧红过于溺爱，把萧红娇惯得任性、放肆、淘气、桀骜不驯，让不苟言笑的父亲有点看不惯，因而常常板起面孔吧，这在萧红看来，则是“没有好面孔”的。其实这也不足为怪，祖辈和父辈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通常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祖辈都过分宠惯孩子，尤其是萧红的祖父长期赋闲在家无聊而寂寞，所以萧红的出生无疑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喜，当然倍加宠溺。萧红父亲自然看不惯这种做法，他认为萧红的恣意妄为、目无规矩是少调失教的，因此要常常板起面孔树立威严，相比之下，萧红当然对父亲敬而远之，而更喜欢跟祖父待在一起，可惜祖父性情懒散懦弱，不问家事，在家族中处于边缘地位，因此萧红在祖父骄纵下的桀骜不驯、任性执拗离开了祖父的庇护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其实，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席卷整个中国，也传播到东北边陲之地的呼兰小城。萧红父亲顺应时代的文化潮流，积极推动兴办女学，并支持萧红进入初小读书。四年半之后，萧红考入初高两级小学校——祖师庙小学，第二年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插班上六年级，因为萧红父亲认为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比较高，能让萧红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说，父亲还是很重视萧红读书这件事的。这期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日爱国的热潮，也在呼兰小城掀起波澜。而最先响应的当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萧红自然也随同学们参加了游行、讲演和募捐等社会活动，还第一个剪掉了长辫子，这就违背了父亲对女儿理应端庄稳重三从四德的家训，让父亲心生忧虑和不安。高小毕业，萧红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其实当时的女孩子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结婚，要么继续求学读书，而大部分女孩子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嫁人。萧红显然不甘于此，她向往着去哈尔滨继续读书。当时的哈尔滨受新思潮的影响，比较开放、时髦，很多女学生追求自由恋爱、交男朋友，萧红父亲显然早有耳闻，唯恐萧红去哈尔滨接受新式教育后做出有辱家风、败坏声誉的事情，所以拒绝了萧红去哈尔滨上学的请求。萧红当然抗拒父亲的命令，而且萧红当时15岁，正值青春叛逆期，所以与父亲发生冲突是必然的。此时在家里没有话语权的祖父也束手无策，爱莫能助。最后，萧红与父亲僵持了大半年之后，终于“升学了”，萧红后来说“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3]至于这个“骗术”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有人说可能是萧红以要出家做修女来要挟父亲，有人说是萧红答应了家里为她订的婚约，总而言之，萧红如愿来到哈尔滨，进入“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初中部。第一次的较量，父亲妥协了，尽管是中了萧红的诡计，但毕竟默许了，否则萧红不会在哈尔滨读完初中。

在哈尔滨，萧红开始接触新文学作品，她读了鲁迅的《野草》《伤逝》，读了中外其他作家的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当时反对封建旧文化、反对专制，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等新思想吻合了萧红在祖父溺爱下无拘无束随性自由的成长诉求，在新式教育熏陶下，萧红同其他女生一样萌生了女性意识，她们愿意与有头脑的男生交朋友，有意呈现出男性化倾向，与传统女性的形象和规范大相径庭，有趣的是，萧红私奔到北平之前到照相馆拍照片的形象就是短发、着男式西装，像个男孩子一样。这期间，最疼爱她的祖父去世了，对萧红来说，“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祖父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1]此后，家对于萧红来说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初中毕业，萧红又面临新的选择。她想解除父亲之前为她订的婚约，去北平读书，父亲自然不允，但此时的萧红对没有了祖父的家失去了任何眷恋，她一心想仿效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离家出走，奔向自由广阔的天地。在表哥的帮助下她终于从家里逃到北平，進了北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学习。此时的萧红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自然不会想到她的出走会给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她的出走在当时的呼兰小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一个女孩子随随便便就跟男人离家私奔是一件伤风败俗、令整个家族颜面尽失的事情，张家子弟迫于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家乡，而萧红的父亲也因教子无方，被解除了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由此可以想见萧红父亲的怨怒。而萧红在北平读书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萧红很快就陷入困顿，不得已只好回到呼兰老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忤逆不孝”的萧红回到家之后面临的处境，为了防止萧红再次离家做出更离谱的事情，父亲将她监禁起来。自此，萧红与父亲彻底决裂，并想方设法逃了出来，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再次逃出来的萧红在哈尔滨过上了流浪生活。关于这段经历，萧红在散文《初冬》和《过夜》中都有记述，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当时的饥寒交迫。在寒冷的积雪的冬夜，萧红衣着单薄，无处可去，在空旷的街路徘徊游荡，此时“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挂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萧红甚至“经过那些平日认为可怜的下等妓馆的门前时，我觉得她们也比我幸福”。[4]后来她被一个做皮肉生意的老太婆收留住了一夜，离开的时候套鞋也被偷着卖掉，只好“用夏季里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触着雪地”。[4]此时的萧红甚至羡慕起了马、狗和妓女，只因为他们有可以落脚睡觉的地方。

其实，萧红游荡在哈尔滨大街上时，曾经遇到过在哈尔滨读书的堂弟，堂弟看到她落魄的样子劝她回家，她却回答：“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5]此时的萧红宁愿挨饿受冻流落街头也不肯向父亲低头认错，可见萧红多么决绝多么执拗。

令人不可思议、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之后萧红便跟她之前要与之逃婚退婚的未婚夫同居在一起。其实，萧红的这个行为也不难理解，在居无定所、衣食无着，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而又不愿回家向父亲妥协的情形下，找上门来的前未婚夫便成了萧红的救命稻草，既然不能自救，那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次他救的机会。遗憾的是她所托非人，几个月后未婚夫假借回家取钱还债而一去不返，把萧红一个人丢在旅馆。此时的萧红非但身无分文，还身怀六甲。据说一旦未婚夫回不来，萧红就会被送到妓院卖身还债。很难想象在祖父溺爱下狂放不羁、追求个性解放的萧红此刻的心情，也许萧红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都希望这一切就是一场梦吧，也许她心里充满了悔恨、屈辱和绝望，也许此时她更恨父亲，如果不是父亲百般阻挠她求学，她也不会陷入如此困境吧。其实此时萧红还是可以向家人求助的，毕竟张家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亲戚，她有好几个堂弟堂姐妹都在此读书，但萧红却宁愿向《国际协报》报社写信求救也绝不联系家人，可见萧红的固执和倔强。

萧红曾经那么渴望颠覆传统性别角色，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渴望像男性一样在社会上叱咤风云，独当一面，征服世界，但此时的女性身份把她从云端拉向无底深渊，而且在此后的日子里萧红也一直被困在女性身份里不能解脱。她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6]

作为女性，萧红奇特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戏剧化的情感经历比其作品更令人关注，也给人留下了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而最具传奇色彩的无疑是萧军的“英雄救美”。实际上，萧军初次见到的萧红并不美：“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型，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7]怀着身孕，身材臃肿，面色苍白，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根本谈不上“美丽”，也完全不是所谓的“美人”，萧军显然对眼前这个落难女人没有什么感觉，于是很快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但萧红怯生生的一句“我们谈一谈，……好吗？”的恳求让萧军“迟疑了一下”，“终于又坐了下来”。恰在这时他在桌上看到了几个漂亮的花纹图案和娟秀的字迹以及字迹工整的几节短诗，他的感觉立刻变了：“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萧军“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7]只因多看了一眼桌上的零散纸张，萧军就被萧红的才华所打动和征服，一瞬间爱上了萧红。此时萧军眼里的萧红已经变成了一个熠熠发光的美丽天使，也是从这一刻她的命运紧紧地与萧军缠绕在一起，即便最后两人分了手，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感是最强烈的，其他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所有能量都被用来获取食物。这一点特别能够说明萧红与萧军在一起的初期生活。萧红在不只一篇文章中谈到饥饿，甚至达到想要偷窃的地步：“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饿，为着他‘饿。”“在‘偷这一刻，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假若我有母亲，母亲也是敌人”。“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尽管刚刚20岁出头，但萧红感叹：“只有饥寒，没有青春。”[8]没有钱买面包，于是“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9]“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10]过着“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的日子，萧红想的是：“这不是孩子时候了，是在过日子，开始过日子。”[11]“从冻又想到饿，明天没有米了”。[12]走在街上想买点瓜子，但“這不是给爱人买瓜子的时候，吃饭比瓜子更要紧;饿比爱人更要紧”。[13]去朋友家聚会，女仆拿着钱去买松子，“这钱好像是我的一样，非常觉得可惜，我急得要颤栗了！就像那女仆把钱去丢掉一样。‘多余呀！吃松子做什么！不要吃吧！不要吃那样没用的东西吧！”瓜子“别人是吃着玩，我是吃着充饥”。郎华也说“他像吃饭一样吃松子”。“因为饿，才把两个人的感觉弄得一致的”。[14]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后来在萧军和朋友们的鼓励和指引下，萧红也尝试着开始进行创作。1933年3月，萧红参加中共党员金剑啸发起的救济1932年遭受水灾（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场水灾解救了萧红，使她得以逃脱因还不起欠款而被卖的命运）难民的“维纳斯画展”，展出了两幅作品，一幅是两个萝卜，一幅是萧军的一双鞋和杠子头，这也恰恰是当初落魄的萧红吸引萧军的才华所在。接着萧红以自己旅馆落难得救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弃儿》，之后又发表了小说《王阿嫂的死》，从这篇反映20世纪初农民苦难生活和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的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左翼作家对她的影响，萧红自此成为进步作家的阵地——《夜哨》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而且还与萧军一起出版了二人合集《跋涉》，仅仅一年的时间，萧红便与萧军并驾齐驱，成为一个作家。这对萧红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深远的。因为这意味着萧红已经不再是跟在萧军身后的影子，她有了与萧军同样的独立身份。而一年之后创作完成的中篇小说《麦场》（一年后出版时改名为《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出版，成为萧红的成名之作，轰动文坛，这也标志着萧红独特艺术风格的初步形成，而且以鲁迅这一文坛巨擘的眼光判断“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15]萧红跟随着萧军用了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便超越了萧军，其势头强劲远远超出了萧军及其他人的意料。此时的萧红渐渐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开始追求更高层次和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而萧军“爱就爱，不爱便丢开”的所谓爱情哲学以及大男子主义的自负与萧红追求的情感的归属感发生了冲突，两人之间开始产生矛盾。萧红曾经对好朋友抱怨：“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6]萧军不仅在感情上屡次背叛萧红，而且对萧红的创作也持不屑和鄙夷的态度，因此，在满足了初步的人身安全需要之后，萧红自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对情感和尊重的需要在萧军这里都不能得到，由此可以想见萧红的痛苦和不幸是必然的。

在萧军眼里，萧红始终是他在哈尔滨旅馆里初见的那个披散着头发、脸色苍白、穿着破旧长衫、赤脚穿着变形女鞋、怀着身孕而身材走形的女人，是落入无底深渊等着他去拯救的弱女子，是跟在他身后需要他照顾和庇护的女人，当这个女人忽然有一天不甘于当他的影子，而要与他比肩齐行甚至要快速超过他走在他前面的时候，萧军是不能接受的。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相继出版后，鲁迅说：“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15]“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15]胡风也曾当萧军的面夸赞萧红的写作才能：“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感受和天才在创作……”这样的评价在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听来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在承认萧红才华之后马上把功劳归于自己：“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16]萧军最初被萧红吸引当然是因为她初露端倪的艺术才华，但无论她如何才华横溢，在萧军眼里，她都是他解救出来的那个卑微的、低到尘埃里的女人。因此两人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主从关系。

其实萧红最初是甘于做萧军背后的女人的，事实上她也一直充当着这样的角色，只是萧军的感情词典里没有“忠诚”二字，因此萧红陷入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我是写给我的悲哀的心的。”“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父亲一样了，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近来时时想要哭了，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坐在床上哭，怕他看到，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听到，在街头哭，那些陌生人更会哗笑，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17]萧军不顾及萧红的感受，甚至不避讳萧红而去追求别的女性，还曾对萧红施以家暴，展示他男性的强者地位。

萧军曾说，萧红是个没有“妻性”的人，不是他想要的妻子，而他所谓的“妻性”应该是温婉、柔顺、贤淑甚至逆来顺受吧，显然萧红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萧军曾坦言自己关于两性关系的原则：“如果我还爱着她，而对方不再爱我，或不需要我了，我一定请她爱所要爱的去，需要她所需要的去，绝不加以纠缠或阻拦;如果我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她就可以去爱她所要爱的去。”[18]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一爱情观的表述多么以自我为中心，在两性关系中，“我”始终是中心，一切以“我”为准。按照正常的逻辑表述，“如果我还爱着她，而对方不再爱我，或不需要我了，我一定请她爱所要爱的去，需要她所需要的去，绝不加以纠缠或阻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如果我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萧军的结论还是她“可以去爱她所要爱的去”，这里隐含着一种怪谲的逻辑，就是“我爱她，她不爱我，她可以去找她爱的人”，而当“我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她还是“可以去爱她所要爱的去”，萧军始终在回避他与萧红真实的感情关系：萧红一直爱着他，他却是不忠诚的。萧军的假设表面上看似乎很合乎逻辑，但其实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如果对方爱我”这一事实假设，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遮蔽了事实真相，巧妙地模糊掉了自己感情上的过错。

为了缓和与萧军的紧张关系，为了疏解苦闷情绪，萧红曾孤身一人东渡日本、出走书院、去北平访友，直到认识端木蕻良，直到萧军要留在临汾打游击，两人产生冲突，萧红不再隐忍，终于与萧军决裂分手，选择与端木蕻良生活在一起。其实几乎所有和二萧熟识的朋友都不太赞成萧红的选择，在萧军和端木蕻良之间，朋友们情感的天平更倾向于萧军，因为萧军粗犷豪爽，仗义耿直，狂放不羁，有副热心肠，而与他相比，端木蕻良性格内向，给人一种阴郁、怯懦、缺乏担当的印象。如果说萧军是个男子汉大丈夫，那么端木蕻良则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小男人。事实上，两人后来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萧红不仅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还要帮他誊写书稿、帮他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小麻烦，因此当初朋友们都不看好他们的结合，甚至觉得萧红也可以选择离开萧军，但不一定非要选择跟端木在一起，在他们看来，萧红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不必非要跟一个男人一起生活。朋友曾经对萧红说：“你离开萧军，朋友们都不反对，但是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吗？萧红反应激烈：“为什么我一定要一个人生活？因为我是女人吗？”“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不能为朋友们理想方式去生活……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19]萧红理想的生活就是有个安静的地方进行创作，她离开萧军也就是为此。可惜身处乱世，她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灵与肉、精神与身体、形而上与形而下注定是分裂的。萧红选择跟端木蕻良从西安到重庆再到香港是为了寻求安稳平静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可惜天不遂人愿，萧红的选择再次让自己陷入痛苦和不幸当中。

令萧红颇为尴尬的是，当初与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前未婚夫的孩子，而当她与端木蕻良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她的身体总是不能与她的心意相呼应，或者说，她的身体总是拖累着她，限制着她的自由，妨碍着她的前行。萧红短短的一生就是在这样身心灵肉的冲突中度过。

如果说当初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是别无选择，那么当她决定离开萧军的时候，她其实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因为此时的她已经不同于6年前了，彼时的她身无分文无以为生，而此时的她写出了很多作品，在文坛上已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的写作职业，也有了一定的稿费收入，不用为吃穿发愁，生活上也有改善，如果如她一直期盼的那样要安心创作，也完全可以选择一个自由的生活方式，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那样，女作家要想写出优秀的作品，首先不能因为生计担忧，这就是要有钱，其次需要一个独立自主的空间。独处是考验一个人灵魂成熟度的方式，只有真正静下心来，可能才会有真正的好作品出现。遗憾的是，战争爆发，偌大国土连一张安静的书桌尚且无处安放，更何谈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即便此时的萧红不必为生存发愁，但漂泊不定的生活也使其创作更加艰难，何况此时萧红又怀有身孕，身边没有人照顾确实举步维艰。而事实上，当萧红怀着8个多月的身孕离开混乱的武汉逃往重庆时又是孤身一人，当她在码头上被绳索绊倒时她是绝望的：“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走路。我好像命定了要一个人走路似       的……”萧红一生都在对“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2]可不幸的是她一直没有得到她憧憬和追求的“温暖和爱”。

萧红的不幸当然有时代、社会、家庭、感情的因素，她出生在新旧交替、风云变幻的时代和社会，一方面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和抗日爱国热潮席卷而来，渗透到每个角落，另一方面固有的传统封建思想仍禁锢着很多人的头脑，因此必然有新旧两种文化、两种思想观念的矛盾和冲突，而萧红与父亲的冲突也不可避免。而更加不幸的是，她与父亲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宁可流浪街头、宁可不顾尊严与解除了婚约的未婚夫同居、宁可为了抵债被卖到妓院也不愿回到父亲的家，“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5]当遇到萧军，终于获救，以为从此生活有了依靠，却发现萧军这个“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父亲一样了”。[17]而与端木的结合也同样没有让她得到“温暖和爱”，再加上战争爆发，时局动乱，生活动荡不安，萧红病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一个又一个的重击，年仅31岁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萧红的不幸同样也有其自身性格方面的原因，从萧红有限的文字叙述里我们获取的信息是在她的原生家庭里她的父亲母亲包括祖母对她缺少关爱，“母亲并不十分爱我……”，[20]“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1]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也讲过祖母去世时自己顶着缸帽子被父亲一脚踢翻的事情，来说明父亲的粗暴和无情。萧红三四岁时，常常喜欢伸手把祖母房间的窗纸捅破，于是祖母等萧红伸手去捅窗纸时在窗外用针刺了她，于是萧红不喜欢祖母……除了祖父，这个以父亲为族长的家族似乎对萧红都是冷漠、粗暴和无情的，但如果我们以人之常情来看，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萧红出生的時候，父亲张廷举其实也不过是一个23岁的青年，他是萧红祖父张维帧从堂弟的七个儿子中选中过继来的，继母认为读书费钱无用，让他在家学习经营农商，但他坚决不肯，执意到省城上学，而且由于考试成绩优异，保送上了中级学堂，21岁毕业时被授予了师范科举人，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劝业局劝业员，冲破了家规的约束，走出了先人耕读工商的传统人生道路。从后来萧红执意求学的经历也可以看到父亲的影子。应该说，萧红的父亲是张家顺应时代潮流的维新先锋。他从事的也一直是与教育有关的工作，后来还自愿在家照顾孩子，让萧红不识字的继母到平民学校补习文化，他支持妻子在呼兰县城第一个穿起了高跟鞋，他积极拥护人民政府，支持儿女参军参战，被呼兰县人民政府确认为开明士绅，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封建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家长作风比较严重，在他的传统观念里认为女孩子长大后要嫁人，不需要读太多书，将来找个门当户对的好婆家相夫教子安稳度过一生就好，而且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哈尔滨比较开放，女学生们交男朋友谈恋爱似乎很风行，而且在此期间，萧红参加游行活动，不但自己剪掉了长辫子，还带动街坊邻里的几个女孩子剪了辫子，这种抛头露面的激烈行为显然违反了家训，他担心在祖父宠爱下一贯任性的萧红到了哈尔滨会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来，因此不再同意萧红继续求学，连一向喜欢和支持她的大伯父也反对她去哈尔滨读书，他们说如果萧红愿意上学，可以请个先生到家里来教她。

萧红当然是不愿意的，时髦、浪漫、开放的哈尔滨才是当时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萧红也不例外，她也憧憬、期待着外面新奇的世界，因此当这一诉求遭到反对的时候，正处在叛逆期的她也与当年父亲不肯向祖父祖母妥协一样，坚决地与父亲对峙，于是父女两人的关系激化，达到了不能调和的地步。但最终的结果是，同当年父亲一样，萧红也获得了胜利，得偿所愿。在此期间，萧红参加了反对思想保守的校长孔焕书的斗争，还参加了哈尔滨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修建吉（林）敦（化）铁路的游行示威，并结识了一些男同学，特别是与表哥陆哲舜往来密切（后来萧红逃婚去北平投奔的就是他），这一切都让父亲对萧红产生了不满，因此中学毕业后，萧红提出退婚并希望去北平继续升学深造的要求时，遭到了父亲和继母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眼里，萧红已经给整个家族的声誉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而去北平就意味着更直接失去了对她的控制，也许她会惹出更大更严重的事端来。不肯屈服的萧红决定效仿娜拉出走，她假装同意结婚，骗取了一笔嫁妆钱，逃往北平，与陆哲舜租房住在一起。临行前，萧红剪了短发，穿着西装，还专门到照相馆拍了照，于是我们在存留不多的萧红的照片里看到了一身男性化装束的萧红。这也正是父亲担心和害怕她会成为的样子，同时也恰恰让父亲证实了自己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鲁迅曾经说过，出走后的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要想出走成功，“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21]出走后的萧红在北平住了没多久，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只好返回家乡。萧红是任性而偏激的，她一心只想着去外面的海阔天空闯荡，却没有想到最基本的生计问题，她天真地以为写稿子挣稿费就可以生存，但残酷的现实告诉她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和容易，离开了家庭的支撑是根本无法生活的，她以为自己长大了翅膀硬了，但实际上羽毛未丰根本无法起飞。率性而为的萧红从没有想过她的一意孤行会给父亲给家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她在文章里不只一次怒斥父亲的冷漠和无情，却从未提及父亲因“教子无方”而被解除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从未提及她在呼兰老家的兄弟姐妹因为她而承受着舆论压力甚至不得不纷纷转校离开家乡。

萧红曾经说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1]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回首往事，脑海里最后浮现出来的全部是祖父慈祥善良的面容，而父亲、母亲、祖母留在她记忆里的几乎都是自私、冷漠、粗暴、无情和恶毒。萧红一直诉说着自己受到的伤害，却从未提及自己给家人带来的影响和伤害，从未反思过自己与父亲冷漠关系的背后缘由，临终之际她说：“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19]好像她的一生就是为了“和父亲打斗着生活”，[1]至死也不愿和解。

萧军曾经说萧红“是个没有妻性的人”，[7]其实萧红也放弃了母性，她的两个孩子都生不逢时，她无力承担一个母亲的责任，第一个孩子送人，第二个孩子如果没死，其命运也许依旧如此。萧红深知养育一个孩子有多么艰难，多么不易，因此从孩子刚一出生，她就硬生生放弃了自己的母性，此时不知她是否设身处地地想过自己出生时父母的感受，是否想过父母为养育她付出过什么，承担起过什么，当她举步维艰挣扎在生死线上时是否想过父亲是如何筹谋一家老小的生计，如何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将她转入教学质量较高的初高两级小学校，如何妥协让她去哈尔滨读书的，从萧红的文字里看不到这些，她展现出来的都是父亲的负面信息，包括祖母用针刺她也被很多解读者解读成了恶毒。其实这不过是祖母惩治一个顽童的小法子而已，事实上，萧红确实从此不再去捅祖母房间的窗纸了。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讲述祖母“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还说祖母常常骂祖父懒，骂祖父擦锡器擦得不干净，“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祖母“骂祖父是‘死脑瓜骨，骂我是‘小死脑瓜骨”。其实不难理解，这就是老夫老妻之间的一种笑骂，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颇为亲密的嗔怪，与声色俱厉地责骂是不同的。萧红很小的时候，祖母还常常学她说话：“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由于小时“过于娇惯，把舌头故意缩短一些，叫斗篷作斗风，所以祖母学着我，把风字拖得很长”，这表现出来的明明是祖母对孙女满满的宠爱。当萧红像猴一样蹲在洋车上“想给祖母一个意外的发笑”[22]时，祖母笑着跑出来了，这也明明是祖母对顽皮孙女的溺爱。当祖母跟邻居奶奶谈天时，小萧红也在桌边占了一个位置努力参与进去，呈现出一个其乐融融的场面。小孩子对人的判断标准是不同于成人的，尽管祖母也疼爱孙女，但因为曾经用针刺过她的手指，所以童年的萧红很不喜欢她。母亲和祖母的相继离世使这个家庭缺少了欢乐和温馨，或者说失去了家的氛围。从这个角度来看，萧红的待人处事是有点极端的，偏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同时也是不客观的。也许萧红过于年轻，她有过两次生产的经历，但却一次也未养育过孩子，从生理角度上來说，她做过母亲，但从社会层面、心理层面又没有尽过一个母亲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没有体会过养育孩子的艰辛、痛楚、快乐和满足，因此可能对此也没那么感同身受，否则她不会至死也不能理解父亲、体谅父亲，不能体会身为父母对子女的期许。

如果能换位思考一下，也许她就能理解父亲是支持她读小学的，甚至同意她继续读书，只是要求她在家里读私塾而已。对一个普通女子来说，能识文断字、找个门当户对的丈夫、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也就成全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而且这历来就是女人的命运，只不过出乎父亲意料的是，萧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儿，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让她无法停下脚步，继续像母亲、继母和翠姨那样活着，她要像娜拉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活着。只是萧红还没有做好准备，她太天真，以为自己可以单枪匹马独闯天下，但她忘记了她要去哈尔滨要去北平之所以困难重重，就是因为这一切都需要父亲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从北平的两次铩羽而归以及跟前未婚夫复合，及至后来追随萧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除了父亲，萧红依靠的还是男性。即便后来成为作家，有了经济来源，应该可以自立独立的时候，萧红还是没能摆脱被动地依附男性的命运。

“萧红是现代女性之中，在爱情生活中，较典型地承受厄运摧残的人。她对爱情的态度，充满了理想主义，这使她不轻易地屈服于封建传统的压力。但她的缺少独立生活的脆弱情感，又常常使她在对两性的态度上，呈现出缺乏理性的柔弱的一面。”[23]萧红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渴望自由，希望岁月静好，经济有保障，衣食无忧，有稳定的居所可以安心创作，但另一方面她又过于依赖男性，在生活上、精神上、人格上都不能独立，把自己追求的生活寄托在男人身上，或者说虽然生理上和身体上已成为成年人，但在心理上和生活上却一直停留在孩童时期，需要成年人（男人）的照顾和庇护。事实上，女人不仅要在经济上独立，也要在思想上独立，在人格上独立。萧红自称身上有着“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但又自感无力和无助，“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6]萧红就是在这两难处境中走完自己短暂而不幸的一生。

[参考文献]

[1]萧红.祖父死了的时候[A].商市街[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A].商市街[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3]萧红.镀金的学说[A].萧红全集[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4]萧红.过夜[A].萧红全集[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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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紺弩.在西安[A].晓川，彭放.萧红研究七十年[C].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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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萧红.饿[A].商市街[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9]萧红.提篮者[A].商市街[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10]萧红.黑“列巴”和白盐[A].商市街[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11]萧红.度日[A].商市街[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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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许广平.追忆萧红[A].晓川，彭放.萧红研究七十年[C].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6]丁言昭.萧红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17]萧红.苦杯[A].萧红全集[C].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8]萧军.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A].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19]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0]萧红.感情的碎片[A].商市街[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坟[C].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22]萧红.蹲在洋车上[A].蕭红经典全集[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23]孙郁.文人的左与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黄可心]

The Conflict between Soul and Body：Reflections on Xiao Hongs Tragic Fate

LIU Aihua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Changchun Jilin 130022，China）

Abstract：Xiao Hong is a famous femal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er life is like a meteor dazzling and short. She has created excellent works such as “Life and Death”， “Hulan River Biography” and “March in a Small City”. It should be said that she is a successful writer. But her personal life is unfortunate. In her short life， she has lived a life of upheaval and poverty. Hunger， fleeing， wandering， and sickness have become the norms of life， and repeated emotional injuries have also made Xiao Hong suffer the inner pain. The factors of the society， time and family certainly contributed to Xiao Hongs misfortune， but her paranoid， self-willed and self-willful personal character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As she grew older， she began to accept new ideas， increased her insights， and broadened her horizons， but her mental age and social ability were still in childhood， which led to her being dependent on men and entrusting her life to men， and once men were unreliable， her life would become precarious. Xiao Hong is a talented writer，at the same time， who is also the child who has never grown up in the back yard garden of the childhood. Her adult body has always lived with the soul of a child， which makes her character show a contradictory duality or even multipleness， which is also the source of her tragic fate.

Key words：Xiao Hong;tragedy;fate;emotion;character

收稿日期：2020—07—15

作者简介：刘爱华（1964—），女，黑龙江双城人，吉林省教育学院报刊社，编审，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