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在清代诗学思潮中的沉浮

2020-12-08杨一恒

青年文学家 2020年32期

关键词：岑参

摘要：中国古代对于岑参诗歌风格的评鉴经历了从“语奇体峻”、“孤秀幽逸”到“慷慨壮阔”、“奇俊雄伟”的变化，其诗人身份也由唐人眼中的“山水述怀诗人”逐渐转变为今人耳熟能详的“边塞诗人”。在这一过程中，明清两代诗学对岑参的接受与评赏尤为关键。本文以《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为例，通过一个小侧面反映岑参其人其诗在清代的接受以及在清代诗学思潮中的沉浮。

关键词：岑参;《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

作者简介：杨一恒（1997-），男，汉族，甘肃兰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2-0-03

明代诗学，尤其是明代前后七子对盛唐诗的鼓吹，使岑参一跃成为许多人眼中仅次李杜的大诗人，对其诗歌的研究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诗歌风格的诸多方面，特别是边塞诸诗，得到了超越前代的重视。然而，这种重视似乎并没有延续到清代。明代诗学成就斐然，却也对后世贻害深重。清初诗坛在继承明代诗学精华的同时，主要的任务还是针对其弊，寻找疗救诗坛旧习气的良药，树立起新的诗学风尚。时至清代，选本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完善已经迈向了集大成的阶段。清代继承了明代诗学家以诗歌选本，尤其是以唐诗选本来鼓吹自己诗学思想的方式，直接以精心选编的唐诗选本标榜自己的诗学观念。唐诗选编、注评以一种独特的诗学批评形式反映了清人对唐诗的接受与阐释。下文将以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为例，以唐诗选本的视角窥视岑参在清代前中期诗学思潮中的沉浮，大致了解岑参在清代诗名的显晦及诗人身份的定位。

一、清代岑参研究的困局与新角度

清代御定《全唐诗》不可能不收录岑参诗，但是煌煌一部《四库全书》竟然找不到一本《岑嘉州诗》，倒是阮元在其《四庫未收书提要》中收录了《岑嘉州集》八卷，这一现象不得不让人诧异。清代注书、刻书之风极为盛行，然被明人极力称赞的岑诗，于清代却无一人作注。同时，相较于明代大量整理刊刻岑参诗集的盛况，清代对岑集的刊刻整理可谓少得可怜。据管仁杰先生考证，清代可见的《岑嘉州集》仅五种，一种七卷本清初抄本，四种八卷本刻本。其中阮元编《宛委别藏》本《岑嘉州诗》八卷，书中有少量空白阙页以及文字空缺，空缺处皆为“胡”“虏”等字，如《灭胡曲》《胡歌》等诗甚至直接被删。[1]廖立先生也在其《岑参评传》中提到，“清嘉靖年间宫廷内有一种岑集抄本，对诗中的‘胡、‘虏、‘戎等字都空缺，连送颜真卿赴河陇的《胡笳歌》三个字都空缺，《走马川行》中的‘匈奴、《轮台歌》中的‘单于也都空缺。”[2]由此可以推断，清代是因为少数民族执政而有意避讳岑诗，康熙帝亲自选编的《御选唐诗》中无一首岑参边塞名作入选即可作为又一例证。清代诗话中时常提到岑参，但每每言及，多从诗艺、体调处着眼，边塞诸诗或只字不论，或一带而过，自有不可明言的苦衷。然而选编唐诗却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点，以一种较为隐晦的方式表达对岑参的关注。换言之，通过清代岑集刊刻数量、注本种类等角度，难以客观地分析岑参在清代的接受情况;清代唐诗选本，尤其是文人选本，更能反映岑参在清代诗学中的面貌。

二、《唐贤三昧集》对岑诗的遴选

王士祯是继钱谦益之后诗坛的一代盟主，其神韵说影响清初康熙诗坛长达百年之久。王士祯的神韵说，没有通过系统的理论进行阐发，而是通过选本这一形式来体现的，其晚年所选编的《唐贤三昧集》其中反映了神韵说的理论核心。要了解岑参在清初康熙年间的接受情况，自然绕不开《唐贤三昧集》。

王士祯的“神韵说”是在清初反思明代诗学弊病与过失的大氛围下产生和成熟的。明代以前、后七子为首的复古格调派，给整个明代中后期诗坛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也产生了字拟句模、拘守格套、粗豪嚣肆等诸多弊病。明代万历年间，为矫正格调派之弊病出现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三袁”和“幽峭孤僻”的竟陵派。同时，“主张消泯唐宋界限而兼学唐宋的论调也逐渐增多，至明末清初，钱谦益、黄宗羲等都主张学习宋诗，当然与‘宗唐者之‘废宋不同，他们学宋而不废唐。”[3]清初诗坛呈现出众调杂陈，难以调和的局面。宗唐者后劲依然，“公安”“竟陵”尚有余波，学宋者逐渐崛起。身处其中的王士祯，不可能不受当时风尚的左右。据王士祯自己总结，他的诗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大阶段：少时宗三唐，中岁事两宋，晚年得唐贤三昧。[4]可以说，王士祯个人诗学思想的变化和整个清初诗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与联系，“神韵说”也是在清初诸多诗学流派此消彼长中逐渐蔓延、发展和成熟。《唐贤三昧集》的编纂意味着王士祯诗学思想的成熟和定性，他和清初诗坛一起摸索反思，终于在经历矛盾和尝试后，将“神韵说”完善发展为一套比较完整的诗学体系。“神韵说”也成了一味良药，医治了清初诗坛的混乱无序。《唐贤三昧集》意在纠正明代学唐者一味尊崇李杜的风气，故而李杜之诗一概不选，惟重视盛唐王孟、高岑四家。《唐贤三昧集》选岑参诗凡37首，其中《汉上题韦氏庄》为误收，实际上为36首，数量仅次于王维的111首和孟浩然的48首。论诗以清远蕴藉为宗的王士祯，偏好王孟自不必说，那他为何如此重视岑参呢？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

第一，清切孤秀、幽逸迥拔是岑参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岑参诗歌尚巧主景，情深境雅的美学意蕴极易走向神韵的诗境范畴。这类诗歌往往是山水述怀、行役送别之作，大多创作于岑参早年隐居嵩阳、出任虢州长史、嘉州刺史等时期，凡21首，占所选的58.3%。清远幽致的韵味在这些作品中展现无遗，比如“满院池月静，卷帘溪雨凉。轩窗竹翠湿，案牍荷花香。”（《初至西虢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宫诸故人》）句句显清幽雅逸之状;“夜来闻清磬，月出苍山空。空山满清光，水树相玲珑。回廊映密竹，秋殿隐深松。灯影落前谿，夜宿水声中。”（《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读之便觉湍声月色幻出于纸上，尽得神韵之妙;“崖口上新月，石门破苍霭。色向群木深，光摇一潭碎。”（《终南山双峰草堂作》）秀朗有景，天趣超然;“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舟中饶孤兴，湖上多新诗。”（《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语浅情深，跳脱生新。

第二，明末清初，民族矛盾极其突出，清初诗歌大多反映出家国之忧、生民之叹，格调亦多慷慨壮阔。然而，随着南方反清复明的浪潮渐渐褪去，清代自“南施北宋”起，广大士人心中激化的民族矛盾所造成的愤慨、沉重的创作心态开始逐渐淡化，较为狭隘的民族意识亦趋于包容和统一。国家虽为异族统治，但是太平盛世已露出徵象，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寻找新的风格、创造新的面貌来同当前满清政权取得和平、友好的和谐局面。王士禛“神韵说”的提出与完善，恰好代表了这一转变的最终完成。雅正温婉的“神韵说”正是一种与那个时代相一致、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所谓“神韵说”，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尽力排除民族、政治等外部社会因素对诗歌本身审美活动、创作活动方面的干扰，注重诗歌内在清远冲淡的意蕴和回味无穷、内敛含蓄的语言，《唐贤三昧集》重视王孟、兼选高岑也正是处于此目的。

第三，兼收岑參边塞诸作，意味着王士祯强调“神韵”内涵的多样性，也体现了其兼收并蓄的诗学理念。《唐贤三昧集》凡选岑参边塞诗13首，占比36.1%，体裁涵盖七古、五古、五律、五绝和七绝。如此全面地收录岑参边塞诗，可见王士祯不仅以清远古淡之作为具神韵，雄奇壮阔的边塞诗同样也富有神韵。虽然王士祯为了反对七子推崇李杜、喜风雄力大之作而重视王孟、趋向悠远含蓄之境，但王渔洋却并不排斥沉着痛快、雄奇旷远的诗风，他不但看到了一味喜尚雄大的弊病，还意识到了独尊神韵的不足，“他以为‘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相讥斥，最没有道理。”[5]在明代，文学史极度倾斜于李杜，诗歌的领土被空洞的雄浑占据，王士祯试图通过兼取王孟高岑加以平衡调和，同时又怀着兼收并蓄、两擅其美的理念赋予“神韵”以两方面的含义，而岑参诗以其幽远之山水和雄奇之边塞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岑诗的态度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又一位诗坛领袖。沈德潜论诗以儒家诗教为宗旨，吸收了明代复古派和王士祯神韵说等诗学理论，以格调说影响诗坛。和王士祯一样，沈德潜十分重视选本的批评意义和社会影响力。沈德潜通过古、唐、明、清四部断代诗选，完成了对古代诗歌发展历史的梳理，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唐诗别裁集》。集中凡选岑参诗56首，数量上虽远不及杜、李、韩、王四位，但也是卓然大家。可以说，沈德潜对岑参不是极力推崇，但也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的。

首先，岑参诗歌是唐诗承正而启变的代表之一。沈德潜继承了叶燮的诗学理念，从源流正变的角度诠释唐诗，再次肯定了唐诗的地位。他认为唐诗承正而启变，既包含汉魏风雅之正，又体现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岑参的边塞诗远承汉魏乐府，近学鲍照、王昌龄，是初唐及前代边塞诗的集大成者;岑参的山水诗与王孟同属一家，皆是陶、谢之苗裔。同时，岑参诗歌中明显的尚奇倾向更是中唐雄奇诡谲之渊薮。岑诗的这几种特质足以代表盛唐诗崇正而容变的特征。

其次，沈德潜力主“鲸鱼碧海”、“巨刃摩天”的雄浑壮阔之境是盛唐精神和唐诗审美特征的代表。岑参边塞诗歌的气格伟丽、雄奇刚健的特色，完全符合沈德潜对唐诗主要风格特征的把握。同时，其边塞诗中体现出的积极昂扬的盛唐气象，也符合沈德潜以情动人、积极健康的诗学价值观。《唐诗别裁集》凡选岑参边塞诗22首，占比39.3%，是入选数量最多的题材。纵观所有入选集中的边塞诗，岑参边塞诗的数量也是占据头把交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评鉴岑参五言古诗时说：“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6]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说：“参尝从常清屯兵轮台，故多边塞之作。”[7]还说《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硬转突接，不须蛛丝马迹，古诗中另是一格。”[8]评岑参七言绝句时又说：“嘉州边塞诗尤为独步。”[9]沈德潜之语，以“奇”明确了岑诗之特色，以“别”“另”明确了其诗体之独秀创新，以“边塞独步”明确了岑参之地位。岑参的七古和五律是沈德潜最为重视的体裁。岑参七言古诗凡选13首，其中边塞题材占9首，数量上仅次于杜甫、李白和韩愈;五律凡选17首，其中山水送别题材占13首，数量上也仅位列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刘长卿之后。可以说，边塞七古和山水送别五律已经成为了岑参的诗人符号。

再次，沈德潜说《唐诗别裁集》是“新城所取，亦兼及焉”，说明他也在极力融合雄阔和清远两中诗风，以避免走明代前后七子的老路。纵观《唐贤三昧集》和《唐诗别裁集》可以发现，两集所选岑参诗歌存在着不少的重合：

据表格，两集所选岑诗共有18首重合，其中有10首都是边塞诗。可见不论是崇尚“神韵”的王士祯，还是强调“格调”的沈德潜，在岑参边塞诗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定位上看法是相似的。同时，两者也都对岑参的山水、送别等题材的作品报以不少的关注。在王、沈二人眼中，兼擅边塞与山水两种题材，尤其边塞诗著称，已是岑参作为诗人的标签。

四、小结

岑参诗歌的两种风格、两大题材在“神韵”和“格调”两种诗学理念下都能被接受和承认，笔者认为原因在于王士祯和沈德潜虽然对唐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有不同认识，但他们都秉持着兼收并蓄的诗学态度，对不同风格的诗歌作品都予以包容。渔洋以岑参边塞诗平衡“清远”与“雄奇”，归愚以岑参山水送别诗平衡“壮阔”和“蕴蓄”。可以说，在清代诗学思潮演变的两个大关键时期，岑参以其边塞、山水送别两方面的诗歌成就，立于潮头而不倒。清人也在选编各类唐诗选本中完成了对岑参诗人身份的确立和经典作品的遴选。

注释：

[1]管仁杰《再论<岑嘉州诗>版本问题》，《文津学志》，2014年，第0期，第36页。

[2]廖立《岑参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3]周兴陆《唐贤三昧集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2页。

[4]语出自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转引自[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9页。

[6][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6页。

[7][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

[8][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9页。

[9][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42页。

参考文献：

[1]刘开扬笺注.岑参诗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