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

什么叫公共品，如何认识公共品？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公共品是与竞争性产品不同的，为社会大众所共同分享使用的公有产品。其实，这是一个不甚精准的理解，用理论逻辑打开公共品序列一看，人们会发现理论空间中有多组公品，还有更多组共品，而且后者数量要大得多。公品和共品都没有竞争性、不可交易，但公品和共品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品性差异。公品是全社会民众共同分享使用的，比如税收、国防、教育，共品是一组人分享使用的，比如电商平台、体育俱乐部、协会、微信群。公品具有强制性，而共品是自愿的。中国和西方都经历了封建社会，但历史上积淀下来，西方的共品成分多，中国的公品成分多。

完成上述理论认知进步是过去30年间的事情。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广受关注的中国两个互联网聚类，“黑蝙蝠”（BAT，百度、阿里、腾讯首字母缩写）和“头米滴”（TMD，头条、小米、滴滴缩写）业态模式，迫使经济学家把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串起来思考。这时人们才发现，“哦，原来他们讨论的是与市场制度产品完全不同的共品制度！”1986年的诺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发现“俱乐部品”；2009年诺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讨论共地产品；2010年诺奖获得者戴尔蒙德讨论就业市场，2020年诺奖获得者米欧格拉姆讨论拍卖市场，全都是共品。更令经济学家惊异的是，想来想去，中国的共品比西方多得多，众多共品聚类支持下的基础公共品的工作效率比西方要强得多。

举一个例子，在防控疫情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健康码，起初只是阿里平台的一个副产品。但对比一下，人们就会明白中美在对待健康码系统时的不同及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学后果。今年3-5月，阿里把长达20年涉及上千亿研究积累的一个重要成果——健康码体系无偿馈赠给了中国250多个地方政府。当各省市运用同一个基础平台开发各自系统的时候，追踪10亿人以上的巨量工程在数字捕获、传输和认证意义上变得唾手可得。设想一下，如果“健康宝”这10亿个账户到美国上市，要被评估为多少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体系怎么能一下在短时间内就创造如此规模的上市企业？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美国人做不到呢？想想看，美国哪个企业，在过去数百年的行商历史中，把自己发明的专利以体系性馈赠的方式送给过美国政府？再设想，即使美国企业送给政府一个健康码体系，许多美国的老百姓也未必愿意配合政府追踪自己两个星期的行踪。

在中国，疫情期间老百姓从一地到另一地要扫健康码。不同地方把自己基于健康码基础层的应用数据连起来，瞬间就能实现追踪。中国人对把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发明放到社会当中去不会吝啬，社会管理部门在行使公共管理时，民众也愿意配合。一句话，中国生成共品然后与公平结合的交易成本比西方低多了。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六代数字企业独特迭进的历史逻辑超过西方的势头。

中国人在生产平台型共品方面与西方相比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中国在消费BtoC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消费平台）高于美方两倍的经济成分就是这一秘密所在。为什么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伤害相对更小？原因是中国社会中正向公共品组合更多，更有能力对付这种负加外部性冲击。最近，华为开始组建自己的开元源代码平台，有近

30万工程师参与，远远超过谷歌20年形成的开源系统人数。美国人吃惊之余，不明白这不单是因为中国人多，更是中国公共品的建构历史有3000年的历史积淀。

但是，公共品强并不是仅仅有正加外部性一面，也会有负加外部性的一面。用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公共品多，所以我们毁掉一部分公共品的成本就不怎么高，不怎么在乎。但是，保护中国社会独有的公共品组合资源、优化公共品的最佳比例，是我们理论界今天需要特别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成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借助科斯理论前提，拼命想把所有公共品从经济学大厦中赶出去，最后连凯恩斯主义也容忍不了。后果是，美国在疫情泛滥期间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好期待发明疫苗这种竞争性产品来挽救疫情。其实，疫情是个外部性冲击，打开外部性建设公共品的时候，如果现政府坚决不支持，其他人再着急也没有用。正反两面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公共品这种东西用得更活、更好。中国在公共品方面资源多，生产效率高，请珍惜这种公共品资源的高效率组合。▲

（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