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莉娜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复杂性和双重性的社会。是社会优势和社会病态共生，社会发展和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失衡和社会协调相伴，希望和困难并行的这样一个时代。这给我们国家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和挑战。十九届四中会中，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又在基层，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一直面临着复杂、丰富的现实挑战。基层治理和国家层面社会治理中间的张力。如何从政策做到实践导向。一直是学界诸多学者研究探讨的重心。

一、中国基层治理现实境遇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的过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快速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时期。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领域的诸多奇迹。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频发，为政府与国家治理带来了各种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开始更关注民生、关注公平正义、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中央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作为一项宏观政策议程提出，从此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迈入了新篇章。新的政策导向意味着国家有了自上而下推进社会治理的目标，社会治理逐渐成为新的政治话语。同时随着地方政府逐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形成了累积效应，中国社会治理逐步走向现代化。而如今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深刻的表明了国家已经正式从国家治理高度开始审视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转变。通过梳理今年国家社会治理的相关政策及地方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模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我们知道，国家政权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纵向的多层级政府结构，和横向的不同职能部门构成的组织架构。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对于社会治理政策不同的执行效能，将直接导致不同的治理绩效。因此，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是社会治理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如何将碎片化的社会治理模式重新整合，如何将国家的自主性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如何将持续变化的社会结构下发展起来的社会自主性更好的规范、引导、培育，既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又能为社会群众提供相应的利益保障及促进公共利益的生长，是学界一直以来都关注的问题。而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出口。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新时代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子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向下延伸的枢纽。它承接着国家顶层设计的落地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市域拥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行政权限、立法能力，对于城乡基层社区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市域社会治理向上承接国家、党中央部署重要任务，向下对接城乡基层实践工作，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都具有十分特殊的位置。

2020年更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不同的市级地区都拥有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治理基础，不仅对迫切棘手的重大问题都有回旋余地，更是防范重大疫情、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层级。因此，当前市域治理的共同的建设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是我们将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亟需解决的课题。因此在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市域治理既具有国家规定行为模式的普适性，又有市一级层面自选实操路径的特殊性，是国家在市级层面的空间表达，因此，市域层面在如何落实治理主体责任，调度资源，凝聚共识、激发内生动力、充分释放潜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域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形成地域制度安排的比较优势，精准发力，有的放矢，真正发挥好承上启下的功能。那么如何根据中央政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如何通过战略布局将国家治理了与市域治理进行有效链接，促进国家治理政策的落地，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高效互动？就是建立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

马克思曾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它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由一个个单个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又是一个总体意义上的“人”。社会和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在相同的历史阶段、社会环境的维度下成长为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的。因此，人具有二维性。即有实现个体生命价值意蕴的个体性，又有参与社会生活、体现社会价值的社会性。因此个体在其生存环境面临重大灾难时，会先考虑个体性，即个体利益最大化。；其次才是社会性，即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明晰自己的角色定位。比如普通民众听从党和政府的部署，做好防护措施。医生义无反顾的逆行，社区工作者在一线的夜以继日的坚守。这都充分证明了在未来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及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升道路上，面对紧急突发状况下，国家机器能够持续运转，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要基于理性化的个体意识及社会整体作为一个共同体价值理念。那么什么是共同体？

三、“共同体”概念的前世今生

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人类社会学，1887年德国社会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著作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滕尼斯认为，在共同体中，人们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信仰、风俗习惯及信任而产生了一种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的人际关系。（1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65页）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共同体的成员维系着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他们相互信任、彼此依存，相互帮助助。国外众多学者都对共同体概念进行了研究，其中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城市共同体”概念，就是以共同体的视域下对城市整体的运作模式进行思考，他提出通过城市内部的高效循环能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共同体，而这将是未来的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理想状态。

而在2019年，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正式将这一最新的理念记载在了最高文件中。这一提法意味着我们将建立一种从个体到社会的新的社会团结机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有了更高层面战略规划，这更是面临日益复杂的社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中国之治实践逻辑的充分体现。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政策的关照，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体现出未来以“实践驱动”为主的中国社会治理逻辑，强调人民性，关注社会成员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那么，市域社会治理何以可能呢？

四、市域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是在特定的（不同市域下）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制度下，党委、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 不同角色主体发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协同并进、形成有序高效且比较稳定的社会互动关系网络。

因此，在共同体语境下，应该依据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服务，社会组织协同参与，公民良性互动的良性互动关系网络。明晰不同主体参与的渠道与维度，设立相关的治理责任机制，同时要强调各个主体间嵌入性治理。那么具体实践路径如下：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治理机制

党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也是顶层设计，角色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因此，如何借助基层党组织及党员渗透到治理网络的方面，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党的大政方针能够得以深入人心，而实现像在这次危机中体现出的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而市域层级政府的定位更加具体，政府是整个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行规则的设计者，发挥正确的政策导向及资源优势，挖掘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持续完善治理共同体的网格构架。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保证精细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而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承载者，它能够扩展行政界限之外的治理空白，同时好的 社会组织能够承接部分政府下放的公共服务职能，满足现有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公民则是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最基本的细胞，公民从公共服务享有者的态度推动社会治理民主化的进程。通过共同体的建设，提高公民主体地位。

（二）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高效运行的长效机制，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经济的发展却没有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反而由于贫富差距加剧了相对剥夺感，由此催生了许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面对此类问题，很多政府仍采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以“维稳”为第一要务，不仅使民众的需求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反而群体性事件也并没真正得到化解。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市域政府信访治理的难度。而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标准，民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最终取向是人民有幸福感、安全感，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红利。而集体利益共享是共同体形成的内生动力。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协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构建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才能全民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制度规范监督社会——市场——政府三者的互动，确保治理权力高效运行，保障社会治理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性。同时，要特别注意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张力，在强化对于社会治理正式制度运行时的自觉性，同时又要提升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力，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长效性、权威性。

（三）网络信息技术是影响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特别是市域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因素。市域治理共同体的实现离不开专业化、精细化的科技支撑。高效化、智能化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技术后盾。通过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能够提高治理效率，优化办事流程。智慧化治理要求更专业更高效的顶层设计，实现多部门的数据共享，避免基层社会治理再次陷入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的泥潭。科技化、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有助于激发百姓利运用信息技术监督政策执行效率、相关主责职能责任落实、甚至整个社会治理共同体运作的效果。通过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快速的连接基层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建立一体化的公共安全防控处置系统，筑牢市域社会治理的共同体的安全基础。同时，通过网络新技术强化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方便社会成员都处于社会治理利益、责任共同体的关系网中，解决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出现的“共识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