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芳艳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0世纪80年代，迟子建初登文坛，便因《北极村童话》的发表而名声大噪。此后，迟子建相继创作了《北国一片苍茫》《原始风景》及《白雪的墓园》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1991年《树下》的发表，标志着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迈开的第一步。然而《树下》的叙事结构问题，却一直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直到1994年《晨钟响彻黄昏》的出现，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叙事结构才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厉力注意到迟子建小说的叙事结构问题，他认为《晨钟响彻黄昏》“体现作家自主的艺术追求和创新意识的，还在于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精心创意，分别以宋加文的内心独白、刘天园的日记、宋飞扬与本本的遭遇、作家的叙述等这些不同的视角出发”［1］。但是，厉力只是提及迟子建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尚未对小说的具体结构模式进行论述。

此后，迟子建相继创作了《热鸟》《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越过云层的晴朗》《白雪乌鸦》以及《群山之巅》等长篇小说，学界也开始关注迟子建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段守信注意到《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狗不仅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也拥有了聚焦和叙述的特权。”［2］然而，评论家关注的仍然是迟子建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群山之巅》等作品的出现，评论家们才开始广泛关注迟子建小说的叙事结构问题。欧阳澜和汪树东认为“《群山之巅》开启的屏风式结构、块茎式人物群像以及强化的意象叙事等，显示了迟子建长篇小说的艺术新质。”［3］然而，针对迟子建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问题，学界大多是对其单部小说进行论述，未能从整体上观照其叙事结构的价值与限度。由此，忽略了迟子建长篇小说叙事结构之间的勾连关系，而未能对迟子建小说的深层结构进行考察。

那么，迟子建长篇小说叙事模式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勾连关系？我们该如何观照其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整体形态，从而发现文本的深层结构意蕴？迟子建缘何执著运用这些叙事结构模式，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价值意义？这种执著书写的背后，又是否存在单调、雷同的叙事缺陷呢？以上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些问题。细读迟子建长篇小说叙事结构进行整体观照，进一步发掘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价值意义。

一、多线并置式结构

迟子建长篇小说采用的叙事结构，从表层来看是多线并置式结构，即文本多用双线同构或三线并置共同完成长篇小说的建构。正如罗兰·巴特所言“叙事作品的结构同赋格曲一样，正因为这样，叙事作品既‘连下去’又‘吸进来’。”［4］因此，迟子建小说中各条线索看似平行发展，实则相互串联，彼此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共同服务于小说的架构。

迟子建早期小说《树下》采用的便是双线结构。具体来说，小说围绕七斗的成长而采用双线并置式结构，一条以小说主人公七斗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代表女性的成长历程；一条则以对女性身体的书写为暗线，表明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迟子建小说创作的影响。两条线索既各自向前延伸，又相互交叉关联，从而使小说情节与人物命运同构合流。由此，七斗的成长经历自然成为女性身体书写的背景。同样对女性身体的书写，也使得七斗的成长经历充填着复杂性。然而正如迟子建自己所言，长篇处女作《树下》“在《花城》1991年第6期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5］。因此，《树下》的叙事结构问题，在当时并未受到关注。但是迟子建在创作中努力丰富小说的叙事结构，此后的长篇小说大都是在两条主线的基础上，增添多条次要线索，从而在纷繁驳杂中将故事说开去。

《热鸟》是以少年赵雷的离家出走为线索，讲述少年成长期的遭遇与苦恼。14岁的赵雷在梦见大鸟之后毅然离家出走，他遇见直爽快乐的乡下人，体验到复杂的葬礼仪式以及独特的钻棺习俗，乡下的一切似乎暂时让他忘却了现实世界的樊篱。而这些情节的镶嵌，使得赵雷出走的经历变得更为复杂。赵雷出走作为小说叙事主线的同时，又增加了若干条线索制造冲突，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旅伴王进财的出现，以及他给外甥狗蛋配血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成为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因，插入至赵雷出走这一主要情节内容中。赵雷离家出走背后，所呈现的是青少年成长问题。这一问题也就成为隐藏的叙事线索，等待着读者细细体味。尤其是《热鸟》中“梦”的反复出现，更是滤除虚伪的成人世界，温暖了少年的心。这种多线并置式结构，在迟子建长篇小说叙事结构中并不少见。小说通过不同的叙事脉络，使得故事场景得以自由转换，人物也能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穿梭，由此使故事内容得以顺利展开。

《晨钟响彻黄昏》的出现，表明迟子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更为紧密。从故事情节来看，迟子建在关注青少年成长的同时，开始将观察的视角偏移至成年人的世界。《晨钟响彻黄昏》共有五章，每章各讲述一个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与精神活动。结构看似松散、独立，实则还是以线性结构的方式建构小说。小说以宋加文为核心展开叙述，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其实都与宋加文有着某种关联。在这五章中，宋加文这一人物形象所占篇幅并不一致，但无论是详写还是略写，他在每章中都占有一定分量。因此，看似多线并置向前的复杂结构，其实是双线并置。一条是明线，以宋加文为主要人物展开故事，所有人物活动都在这一叙述线索上展演；另一条是暗线，以钟声与花瓣为意象展开，小说中若隐若现却始终存在的意象，是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们从小说开始时便浮现，在小说结尾处又显露，意象的反复出现以一种暗示性的超自然力量，植根于人物的精神世界，使小说人物获得极大的心理认同，从而启发菠萝并促使她离家出走，去找寻精神的救赎。钟声、花瓣所构建的梦幻世界与暴力阴暗的现实世界，在交织的双线结构中完美弥合。

《伪满洲国》中多重政权在同一时空中交叠，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这里齐聚，充分展露了伪满洲国时期的历史复杂性。在这复杂的时代语境中，迟子建展开了她的小说世界。那么，迟子建是如何将这复杂的历史再现呢？她又是如何有条不紊地展开叙述呢？在一次访谈中，迟子建说到她构架《伪满洲国》的方式，即“用年谱的方式写”［6］这14年的大小事件。由此，我们看到每一章开篇处表述时间的不同方式。以年谱的方式，或者说是用时间线索串联起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既使庞大的人物关系网条分缕析，又将人物放置在特殊时期的时空中雕琢。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是站在民间立场书写动乱时期人们的挣扎与坚韧。这既使叙事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让我们沉湎于历史的沉重感。而年谱方式的呈现则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展演岁月的更迭、时空的转换以及人物命运的缠绕纠葛。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时间线索更为突出。小说以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讲述鄂温克民族一个部落的兴衰。鄂温克部落近百年的起伏，被一位“老女人”浓缩在一天的时间里，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这一天的时间变化恰好是部落由盛至衰过程的体现。《清晨》一章以“我”的口吻，讲述父辈的故事，部落的繁衍生息在清晨的时间，如太阳初升浮出历史地表；《正午》讲述“我”这一辈人的繁衍以及部落的兴盛之景，展演了雄放不羁的东北山林文化；《黄昏》带着挽歌的情愫，讲述老一辈的去世以及瓦罗加的死亡，隐寓部落的由盛至衰；最后《半个月亮》讲述我们部落集体迁移山下，而我与安草儿则坚守着这最后的原始部落，由此使文章弥漫悲凉沉郁的格调。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叙事者讲述了近百年的故事，“显然故事内容的时间长度远远大于文本的时间长度”［7］，这样独特的叙事方式，使得有限的文本呈现出无限的内蕴。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小说既采用了倒叙的方式，使部落过去的故事在酋长女人的回忆中得到展开，又以顺叙的方式，使故事在现实中得以演进。因此，多种叙事方式的运用交错结构全文，使得故事时间在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使小说内容更加严密。

无独有偶，《越过云层的晴朗》的叙事结构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以一条狗作为叙事者，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以“狗眼”来看这“黑白”的世界。以倒叙的手法来讲述黄狗与6位主人的故事，每个故事看似独立，实则以大黄狗之眼串联而形成脐带关系。那纷纭斑驳的花花世界，在狗的眼中只是黑白色。而黑白两色的色调，恰恰表明善与恶这一朴素的道德观念。因此，小说中不断有新线索加入的同时，其实是有明暗两条主线贯穿始终。其中明线是以黄狗一生的经历展开，暗线则是透过狗眼来看人间世界。两条主要线索自然糅合在一起，同时每条故事线又连接着主线，从而无形中编织起复杂的结构网。《群山之巅》表面上看是多线并置式结构，讲述了安家、唐家和辛家三个家族的故事。实际上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即辛欣来和安雪儿的故事，始终是连接故事的纽带。辛新来和安雪儿的故事作为小说的主情节线，完美演绎了迷狂的人性与神性。在神性与人性、梦境与现实交织融汇的世界里，主要线索与次要线索自然交叉，使得情节与情节之间形成环环相扣的结构模式。

总之，独特的叙事者、多种叙事方式的混合以及多维时空的交错进行，它们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迟子建长篇小说的叙事特点。多线并置式的结构方式，既使故事有条不紊的展开，又使所有人物自然出场。而始终贯穿全文的线索结构，则使故事首尾相连，使小说人物始终没有脱离历史语境。那么，迟子建长篇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又有着怎样的深意呢？

二、U型结构模式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几乎都采用U型结构叙事模式。所谓U型结构即是“一系列的误解与不幸使剧情跌到令人惊吓的最低点，然后来了个幸运的转折，把全剧的结尾推向快乐的结局。”［8］在迟子建众多小说中，人物总是被置于苦难的情境，人生命运如正弦波线般起起伏伏。然而小说的故事结尾大都是较为圆满的结局，从而使读者体会到两种状态相互角力后的柳暗花明。又或者说负载苦难的人物形象，几乎成为迟子建小说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动力。具体而言，“小说在设置“老女人”形象时，基本上都将其置身于苦难的生活经历，或与苦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使之成为苦难历史的见证者或亲历者、承担者。”［9］因此，在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中，这种U型结构就更为突出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迟子建缘何执著运用这种叙事结构模式？

《树下》中对七斗人生经历的书写，从表层来看是线性结构模式。然而细究其人生轨迹，可以发现《树下》的深层叙事结构模式是典型的U型结构。“结构是功能的基础，而功能又使结构从一般存在变为具体的存在。”［10］U型结构的应用，使人物命运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出起伏。而人物命运轨迹的变化，又使小说叙事模式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七斗的长大，故事一直在进行，期间虽然掺杂小镇其他人的故事，但是始终是以七斗的眼光在看。我们从七斗的经历分析，发现她的人生一直是在经受各种苦难。母亲去世、父亲离家，被贪心的姨妈收养，生活一直不如意。七斗好不容易长大，却被姨夫欺凌，人生跌落到低谷。而父亲的死讯、姨妈一家人被杀害，亲人的纷纷离去使她的人生命运跌至最低谷。直至后来七斗的生活才开始重新回到正轨，慢慢呈现上升趋势。在山区教孩子、在海上当海员这些时光可以说是七斗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但是，后来七斗却被迫离开船，结婚生子后，孩子却生病死了。她的命运好似又回归年少时的模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行者。因此，小说人物的命运首尾近乎一致，在中间跌落至底端，所以人物命运前进轨迹更似U型结构的叙事模式。

《晨钟响彻黄昏》亦是如此。小说以宋加文和菠萝的故事开始，而以菠萝的离开，宋加文想念菠萝结尾。宋加文与菠萝二人在小说两端都出现，表明开头与结尾几乎处于平衡的地位，这近似于U型结构的两端。而第三章精神病院的最后岁月和第四章本本和小主人的遭遇，可以看作是U型的底端部分，是整部小说的低潮时期。第五章寒流入境可看作是经历低谷期后，渐渐往上走的趋势。因此，这一章的人物命运基本呈现尘埃落定之势，每个人都有着他们各自的结局。结尾处宋加文动情地想念菠萝，与开头宋加文赶走菠萝二者形成呼应，冥冥之中却萦绕着宿命论的气息。

《白雪乌鸦》中以王春申的故事开始，而以王春申驾着马车怀念谢尼科娃为尾。而继宝和金兰的相继死亡，使得王春申的命运跌至底端。这种首尾有所呼应、中间低谷的方式，让我们难以忽略小说中U型叙事结构模式的存在。同时，小说章节的具体安排也体现出这种U型结构模式。出青与回春作为小说章节的始末，无论是从位置的设计，还是标题的命名来看，它们本身就构成一种呼应。王春申本人也成为《白雪乌鸦》中的灵魂人物，他与妻妾之间紧张矛盾的关系以及亲人在灾难中的相继离去，并没有影响他的善良。并且他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性之善，在鼠疫这场苦难的衬托下显得愈发崇高，从而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振。《群山之巅》以辛欣来强奸安雪儿展开故事，又以辛欣来的死亡，安雪儿被单夏强迫为尾。整个故事以线性的模式向前展开，同时以U型结构模式呈现人物的命运。安雪儿由神性之巅堕入滚滚红尘，又恰好在第七章“生长的声音”开始呈现出上升趋势，即她知道自己做了母亲后，所表现出的母性之光。结尾辛七杂与金素袖结婚并知道母亲的消息，可看作是相对完满的结局。但是结尾处安雪儿的悲怆呼唤，则使故事唱响一曲凄婉的悲歌，因此只能以U型结构而非圆形结构结束全文。

综上所述，迟子建小说中所呈现的U型结构模式，在起承转合的情节铺陈上，与弗莱发掘的U型叙事结构模式有所相似。但是，具体至小说中的人物命运轨迹时，我们发现迟子建小说的结尾并不都是令人快乐的结局。迟子建小说的叙事结构有着自己独特的叙事特点，即大都以某一人物人生遭遇始，也以同一人物故事终，它更接近圆形结构模式，却并不都是大团圆的结局，从而使小说内部形成张力剧场。那么，迟子建为何不采用圆形结构模式，而采用U型结构的叙事模式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内涵意义？

三、民间叙事的现代承继

多线并置式结构是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的表层结构，呈现的是小说的主要脉络，U型结构则作为小说的深层结构呈现出人物命运轨迹的变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迟子建小说中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并不完全分离，它们总是相互缠绕，共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当然，显在的多线并置式结构与隐藏的U型结构，它们各司其职有着自己的使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迟子建为何这样架构她的长篇小说？这些叙事结构蕴藏着怎样的深意，它们的运用有着怎样的价值意义？这两种叙事结构模式的反复使用又有着怎样的限度呢？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结构中的“大团圆”模式，对迟子建小说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所谓团圆模式，可以解释为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经过悲欢离合后，故事的结局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11］一如《伪满洲国》中结尾处的“破镜重圆”情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麋鹿伴随月光奔跑而来的场景，《越过云层的晴朗》中大黄狗的涅槃等等。作家在多部小说的结尾都设置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这种戏剧性情节的大量存在，表明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未必没有受到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甚至《伪满洲国》的写作，被学者认为是“合理地运用中国古典世情小说叙事资源和西方现代小说叙事资源来重新激活或重构了中国古老的长篇历史小说叙事传统。”［12］在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中“大团圆”模式并不少见，并且逐渐熔铸成一种集体共识，成为人们表达欲望、寄托美好愿望的主要方式。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也提到，中国的“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的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结局。”［13］迟子建也曾在多处提及，自己喜爱《聊斋志异》《牡丹亭》等中国传统小说。那么，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结构模式，尤其是大团圆结局的普遍存在及超自然力量的渗入等等，也就无形中化约为她精神资源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也非常喜欢中国民间的神话传说，可以说童年时老人们口中的神话传说伴随着她的成长。迟子建在谈及神话对她创作的影响时，曾反复提及神话故事中那些充满善意与神性的自然万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小说中的温情叙事书写。“善恶有报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宗教伦理观念，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有序性的心理期待。”［14］这种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不仅存在于宗教伦理观念中，而且普遍存在于中国传统民间叙事文学。因此，迟子建说到即使是那些恐怖的神话故事，也总是有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尽管讲述神话的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神话结构的存在，但是它依然悄悄地在神话的背后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活动。”［15］同样，对于那些听神话故事的人来说，神话结构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迟子建就曾直言那些令人感到恐怖的神话故事，“比如借尸还魂、狐仙害人一类的，但结局总会蹦出一个孙悟空似的人物，能够清除妖孽，惩恶扬善。”［16］这些神话传说的叙事结构，自然成为迟子建记忆中的重要部分。因此，神话传说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对迟子建小说创作起着启蒙作用。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越过云层的晴朗》等小说中，就萦绕了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些赋予了大自然美景灵气与神性。而神话传说经过千百年的积淀逐渐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它们所传达的伦理道德观念、真善美观念等内容，也无形中影响着迟子建的世界观。当然，除了受中国传统小说“大团圆”模式的影响，迟子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尤其是她的生死观，这些因素也影响着迟子建小说叙事结构的运用。

宗教信仰影响下的宿命论观念，也影响了迟子建小说叙事结构模式的建构。宿命论观念被整合至小说内容中，不仅使故事呈现出魔幻、神秘的气氛，而且使小说的深层结构得到更自然的生长。迟子建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齐鲁文化（来自民间的部分）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微妙融合，至今影响着我的世界观。”［17］东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流传较广的便是萨满教。萨满教信奉“万物有灵”“灵幻不灭”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谈中多有提及。迟子建认为“人在临死前灵魂的周游在民间被称为‘出窍’，他在那里只留下一具躯壳，一口气在等待着他的亲人，而他的真魂已经去另一个世界了。”［18］这种“灵魂不灭”观念以及三界观念的存在，营构了神秘的氛围。同时，这些宗教信仰也使小说人物身上缠绕着“宿命”意识。

而U型结构的底端，恰似迟子建所述的“宿命”。在一次创作谈中，迟子建这样说到：“生活中往往有意外事情的发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打扰’了正常生活的事情也许是‘宿命’的。人是坚强的，可是在遭遇‘打扰’时却又是脆弱的。我的小说有时会表现这种‘脆弱’。”［19］这种宿命论，使得小说的情节变得跌宕起伏。《树下》中七斗的人生命运，便带有这种宿命论的意识。尤其是《群山之巅》中安雪儿的人生命运，小说开头与结尾如此相似的命运轨迹，让我们难以忽略迟子建小说中的宿命论观点。结尾处“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20］，更是突出了这种人生命运的悲剧性。谈及《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迟子建认为这是一种宿命的回归。“我小说中的人物跟着我由山峦又回到了海洋，这好像是一种宿命的回归。”［21］可见，宿命意识始终影响着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那么，这种反复影响小说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宿命论，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呢？通过对迟子建小说的整体观照，我们发现宿命论一般通过梦境或者意象来表现。这种具象的表现方式，更为深刻地昭显了小说中超自然力量的影响。“每个关系中的元素，不管是神话中的一个事件、一个举动或者自然现象的命名和分类，都可以根据自己对立关系中的位置以及和解与解体模式中的相对位置。”［10］因此，《树下》中的美人骨雕、菠萝梦中的钟声和花瓣以及赵雷梦中出现的大鸟等等，这些独特的意象被融入某种超自然力量，为故事发展增添了神秘气息、制造了悬念。美人骨雕背后的故事隐喻着七斗的命运，钟声和花瓣是菠萝出走的启发物，梦中的大鸟是促使赵雷出走的重要动力，它们这种对应或者象征关系，传递了某种宗教信仰和宿命观念。这种对应或象征关系的反复出现，使这种宿命论的观念始终萦绕在小说人物身上。

再之，迟子建对苦难的执著书写以及温情的叙事风格，是迟子建小说选择多线并置式和U型叙事结构架构小说的重要缘由。在迟子建的世界观中，她认为苦难是人生常有的，苦难的存在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人世间的温情。因此，苦难成为其小说反复书写的内容。在散文《会唱歌的火炉》中，迟子建这样说到：“它的歌声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与朴素，懂得劳动的快乐，懂得温暖的获得是有代价的。”［22］迟子建在童年时期便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与温暖的可贵，这一世界观也深刻影响至她的小说创作。“完整的童年并不仅仅是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它还包含了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一种心理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23］成年人对童年时期苦难的感受，因为加入了成年人的感性体悟，使得这种深切感受自然融入其小说。这种对苦难的深切感受，又因拥有民间的温情，成为人们生活的支撑力量。“我的家庭，祖辈父辈，虽然清贫，但充满温馨，这也影响了我早期的文学观。”［17］“我的亲人，也许是由于身处民风淳朴的边塞的缘故，他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的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24］因此，书写民间的温情也就成为迟子建小说经久不衰的主题内容。苦难与温情的同构，恰好构成独特的U型叙事结构。加上多条线索有条不紊的进行，使得小说叙事内容呈现出丰富性与复杂性。然而苦难与温情的双重建构，以及同一叙事模式的反复运用，势必会使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创作模式存在某种相似性。

通过对迟子建小说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坚持两种叙事结构的内在缘由。同时，通过对其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整体观照，我们可以发现迟子建创作的艺术追求。迟子建始终站在民间立场，执著于对民间世界的建构。当然，她也切入城市底层，真实书写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在神性世界与现实人生之间的自由穿梭，令读者看到人间百态。然而，迟子建执著书写温暖的民间与批判“现代性”的态度，也致使其小说叙事结构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因此，人们对迟子建小说内容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其小说叙事结构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