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彬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100089）

昌都战役是一场“政治军事仗”，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西藏和谈的大门。对于昌都战役，综观目前的历史著述、国务院白皮书、纪念馆展陈内容以及涉藏影视片，对人民解放军进军昌都、解放西藏的内需——即藏族人民群众要求解放的呼声以及藏族同胞对解放西藏的态度等方面的描述主要停留在十世班禅、热振活佛和青海喜绕加措大师三方面的电文和呼吁上。事实上，昌都战役的胜利是藏族各阶层同胞广泛支援和贡献的结果。四川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入藏劝和被害后，中央决定发动昌都战役“以打促和”。昌都战役之前，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即获得了康藏大商人邦达多吉、头人夏克刀登和女土司降央白姆等藏族上层人物的支持和援助。昌都战役进行过程中，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深明大义举行起义，甲本次成听说解放军来了，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来迎接解放军。普通群众曲美巴珍加入支援解放军进军昌都的运输行列。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昌都战役前后都力主同解放军和谈，十一世帕巴拉活佛派人迎接解放军进入昌都等等，这些不同阶层的僧俗藏族同胞呼吁昌都解放，并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对此，刘少奇同志评价指出：昌都战役相当于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高度赞扬了康藏地区藏族人民的支援，认为昌都战役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在昌都解放70 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藏族同胞支援昌都解放的事迹进行总结梳理，以期让更多人了解昌都解放是得到各阶层藏族同胞支援和支持的，是顺应藏族人民民心的，昌都战役的胜利离不开藏族各界同胞的贡献和牺牲。本文从昌都战役前、昌都战役中、昌都战役后三个阶段进行相关论述，以此立体化重现这一事件的历史场景。

一、昌都战役前藏族同胞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支持和贡献

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是中央政府在充分考量国内外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着眼全局，立足长远，因时、因地、因势做出的伟大决策。昌都解放前，早在1950 年2 月，昌都地区宁静宗（即芒康）巨商邦达多吉、德格玉龙头人夏格刀登、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商议派蔡良、汪嘉和伯志到北京，要求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一）格达活佛自请入藏劝和

为实现解放西藏的目标，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自请入藏劝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即开始同中国共产党友好交流，并同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0年3月，十八军到达甘孜后，老红军战士、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桑吉悦西）等人向格达活佛讲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十项政策”，使格达活佛深感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当即表示愿意入藏劝和。格达活佛认为，“西藏地处边疆，首当国防要冲，百年来即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值当中国全部解放，为建设国防，完成统一富强之新中国，则西藏问题之解决，实为当前刻不容缓之急务。窃意西藏解放应以和平为主，为此，我请求前往拉萨。”[1](P106)7 月10 日，格达活佛一行出发，沿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十项政策，以亲身经历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7 月24日，格达活佛拜见昌都总管拉鲁，表达了前往拉萨的愿望，被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软禁于昌都。在昌都期间，格达活佛先后致信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活佛和原噶伦噶雪巴·曲吉尼玛，同时用昌都电台向拉萨发送电报，积极倡导进行和谈，这引起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当局的强烈不满。8月22日，格达活佛在昌都遇害身亡。

格达活佛遇害后，中共中央和西南局为之震惊。期间噶厦还加强了昌都的军事部署，大力进行扩军备战。中央深刻认识到，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自恃昌都天险，同时寄希望于“国际干预”，在没有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很难取得和谈进展。格达活佛遇害后的第三天（1950 年8 月25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毛泽东乐观估计，“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2](P23)。

（二）康区实力派人士与昌都解放事业

对解放昌都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两线进军的战略决策。其中，一路是北路经过夏克刀登所属玉隆地区渡金沙江，一路是南路经过邦达多吉的基地——巴安（巴塘）地区渡金沙江。两位藏族实力派人物分据西康金沙江东岸南北两地要害，掌握着当地的人、枪、牲畜、粮食等各类资源，昌都解放的顺利实现离不开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等康区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与帮助。早在红军长征时，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都曾于藏人博巴政府担任部长，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十八军对以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为代表的康区实力派人物开展了切实有效的统战工作。

1950年7月2日，张国华同志邀请康区藏族上层人士举行座谈会，夏克刀登受邀参加。“他主动表示将忠于共产党，愿意同他从前的主人——女土司降央白姆团结起来，愿意在北路替我们购买粮食支援解放西藏”[3]。夏克刀登的基地在甘孜和金沙江之间的玉隆，对夏克刀登的争取能够有效解除十八军北路进军昌都的后顾之忧。在解放昌都过程中，康北土司降央白姆、头人夏克刀登和石渠的牧民等支援了解放军14400多头牦牛，除5100头牦牛到邓科随部队前行外，9300 头牦牛编成5 支运输大队，从中路经过岗托、江达直奔昌都，保证了先前部队的供应。

1950年6月5日，十八军派藏族人士张西郎吉和汪应龙前往巴安（现称为巴塘）争取康南实力派人士邦达多吉。邦达家族在整个康藏地区享有盛名，与此同时，巴塘是康藏高原唯一一个具有一定革命基础的地区。抗日战争时期，以平措旺阶等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就已在巴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取得了良好影响和效果。解放军进入巴塘后的作为也给邦达多吉留下了良好印象。在此情况下，8月12 日，邦达多吉赴康定就任军管会副主任职务。他认为“过去旧省政府的大门是不能进的，相比之下，共产党说话算数。看得起藏族人。过去还有叫他们是蛮子的，现在提到还非常反感”[3]。邦达多吉还多次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同时，他还表示愿意随军进藏做解放西藏的工作，认为先政治后军事较妥。邦达多吉还积极为解放事业出谋划策，建议对藏族民兵做宣传争取工作，不要与之发生武装冲突，如果民兵被打散，会变成小股打游击，这对解放西藏不利。对此，西南局9 月8 日复电张国华指出：“转来邦达多吉意见阅悉，其中注意民兵的争取工作，尽可能避免对民兵作战，以免打散后难以收拾这一点是很正确的，请加注意。”[3]邦达多吉还委托自己的哥哥邦达饶干于8月下旬到达昌都，将和平谈判十条政策交给昌都总管府。总管府通过昌都的电台将这十大政策报告给拉萨噶厦。

至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夏克刀登、邦达多吉、降央白姆等康区地方主要实力派人物的拥护和支持。

二、昌都战役中藏族同胞对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打响，藏军第九代本宣布起义，解放军所到之处，得到许多藏族同胞的欢迎和支持。

（一）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起义、甲本次成欢迎解放军

在解放昌都过程中，争取昌都地区藏军领导人的支持是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德格·格桑旺堆是藏军第九代本，驻守宁静。1950 年8 月1日，苗丕一、平措旺阶和陈竞波率领的南路工作队进入巴塘，通过来往行人、商贩将《十大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藏文传单带到金沙江西边。平措旺阶曾给藏军九代本写信，宣传党中央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邦达多吉、夏克刀登等人也致信格桑旺堆。在此情况下，格桑旺堆积极派人前往康定、雅安等地了解情况，深刻体会到解放军对藏族人的良好态度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与此同时，格桑旺堆也深切体会到藏军的战斗力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抗衡，认为只有停战议和才是出路。1950 年8 月，昌都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路军队兵至宁静。格桑旺堆召集军政官员紧急开会，认为打不可能取胜，逃也无法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议和，得到了与会官员的一致肯定。格桑旺堆主动派人寻找解放军投诚。8月11日下午，十八军157 团政委冉宪生同格桑旺堆进行了友好交流。格桑旺堆说：“我是藏军第九代本，驻防宁静地区。眼下贵军已渡过金沙江进入这一带，我本人只是奉命驻防，既没有同国家开战的能力，也没有与贵军较量的念头。因此今天特来商议和解。在此之前曾发生过部下向你们开枪抵抗的事件，责任全在我身上。现在我已经下令部队放下武器，打开大门，请贵军进入我部驻地宁静。”[4](P75)冉宪生高度赞扬了格桑旺堆的大义之举，经过商议，十八军对格桑旺堆按起义对待，并动员他派人到贡觉、察雅，号召藏军、民兵、土司、头人学习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合作。格桑旺堆是起义的决策者和领导人，昌都战役后先后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昌都军分区副司令员等军政重要职务。

在此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还获得了地方头人和藏族群众的大力支持。11 月10 日，解放军到达瓦合塘，洛隆宗堪布朗夏土司及群众悄悄派代表欢迎我军。同日，解放军夺取进藏咽喉怒江天险——加玉桥，洛隆宗宗本秘书派代表来欢迎我军。1950年10 月16 日，担负昌都战役左翼集团中路部队前锋的十八军52师155团3营，被扎曲河档在了洞洞竹卡（冬中日哇），获得了5 位藏胞的帮助。其中，为首的是甲本次成（是昌都18 位百户头人（甲本）之一）。次成向解放军控诉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藏军横征暴敛及抢夺奸淫的罪行和昌都电台台长英国人福特对其家人的残害，同时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的欢迎。次成接受了帮助解放军向藏族群众宣传解放政策的任务。10月中旬，解放军进入昌都城区，次成率村民迎接解放军战士，把仅有的元根和糌粑摆在路上。部队进入昌都后，给养未到，次成如及时雨，为入城部队赶来5头牦牛，20只羊。[5](P91)

（二）藏族干部、普通群众对昌都解放的态度和贡献

在昌都战役中，十八军中的藏族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十八军52师155、156团渡过金沙江，做出了从北面进攻昌都的战略部署。在此过程中，藏族干部同汉族干部战友一样爬高山、涉冰河，风餐露宿，不畏艰险。155团小队队长，曾作为巴塘到康定的藏族青年领队者之一的洛桑达娃，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获得团里一致好评。156团藏族干部曾追朗杰，原在巴塘师范学校读书，后于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解放不久参加中央民委的藏民研究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9月分配到156团担任藏文干事，即随部队参加北线行动。10月16日，曾追朗杰和侦查参谋随团骑兵侦察班追击敌军，在小乌拉遭到敌军第三代本伏击。他和全班战士一起奋勇作战，不断用藏语向藏军喊话，宣传解放西藏的方针和解放军的政策，直到最后牺牲，年仅19 岁，成为为解放西藏而献身的第一位藏族干部。[6](P222)在进军南线，157团藏族干部格桑平措主动参加格桑旺堆与冉宪生关于起义谈判的翻译工作，后又担任第九代本思政学习中的翻译工作。

在解放昌都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每个兵站都配有藏族翻译，当地略有文化的藏族青年是藏族翻译的重要来源。藏族干部昂旺平措、土登朗杰、阿旺吉村、洛格扎西等人积极参与各地兵站工作。他们不仅承担了在接待来人、清点物资、发放钱物、解决纠纷过程中的藏汉语翻译任务，同时，还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搬运物资、上下驮子、牦牛运输等工作。昌都战役结束后，部队准备继续向拉萨等地进军，所需的物资数量很大，于是陆续在马尼干戈、金通、昌都、索宗组织了四个办事处，下辖39个兵站，形成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运输线。大批藏族干部为转运粮食等物资进行了大量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

昌都战役期间，藏族普通群众对解放事业的大力支持也尤为突出。解放军经过德格时，德格县龚垭村群众曲美巴珍带着两头牛、一匹马和邻居积极参与昌都解放事业，曲美巴珍认为：“解放军远离家乡和父母，千辛万苦到这里来，是为了我们藏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我们不能叫解放军挨饿。”[7](P134-135)曲美巴珍等支援群众非常重视对物资的保护，每遇雨雪天气，曲美巴珍带头用自己的毡子搭在牛身上，把衣服盖在驮子上，保护运送的物资。从柯鹿洞到光通河60公里的路段崎岖险恶，她们在这条路上来回跋涉，顺利完成了一百多次运输任务，有效支援了解放工作，是著名的“支前模范”。出生在康定的牧民旺堆扎巴，参军前曾以自己家里两匹马参加康定至乾宁的运输，也立了功。一个战士宋茂之，在雅砻江中放木排，不慎把借用排长的卡宾枪掉进了江里。半个月后，藏族同胞葛洛在下游的河滩发现了它，爱不释手。但当他判定这枪是解放军部队掉的，便径直把枪送来指挥部。52 师师长吴忠亲自接待了他。葛洛满怀激情地说：“枪再可爱，也没有解放军可爱。”[6](P58)还有很多藏族同胞捡到空投物资、银圆都立即送还解放军。许许多多感人的事例让解放军知道藏族人民是非常可亲的，他们盼望着解放，从而坚定了为解放康藏人民而奋斗的决心，更加自觉地增进军民团结，积极为藏族群众做好事。

在藏族同胞解放昌都的过程中，丁青39 族积极主动联系解放军，争取自身解放的早日实现。历史上，39 族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8](P21)。辛亥革命后，噶厦在藏北设宗统治39族，加强了对39族的剥削和压迫，39 族时有反抗。1950 年昌都战役进行过程中，39 族地区噶光百户与寺院代理负责人派两位代表赴昌都投诚，邀请人民解放军开往39 族地区，以解放当地人民。39 族比如宗彭盼部落的群众对酋长说：“眼下藏政府的高压政策，不堪重负的乌拉差役，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找汉族去！你是我们的头人，你去找。”[9]在群众的要求下，宗彭盼部落头人亲赴昌都寻找解放军，主动寻求解放途径。波密地区群众也积极主动欢迎解放军进驻。1950年11月19日，52师报告：“据洛隆宗帮我买粮食的藏族群众报告，已在曲宗购粮5 万斤，波密为藏军粮源地，蔬菜亦丰，该地人民拟将藏军赶走，要我派人联络。”[10](P332)11 月24 日，“波密派人到154 团报告，波密有藏方公粮8000克，约20万斤。愿交解放军取用，请求解放军进驻波密。”[10](P336)藏族群众的支持和援助推动了解放军的昌都解放事业。

三、昌都战役后藏族同胞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贡献

昌都战役的胜利有效实现了“以打促和”的目的，藏族群众的翻身解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批在昌都战役发起前以及战役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藏族优秀代表人士为昌都战役后党的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继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阿沛·阿旺晋美与帕巴拉活佛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50 年6 月，人民解放军进抵金沙江东岸，在此情势下，阿沛被西藏噶厦晋升为增额噶伦，并派往昌都接任总管一职。阿沛是西藏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开明人士，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大势有着清晰认识。昌都战役前阿沛就提出不能和解放军打仗：“针能过去的，线也能过去……，至于同共产党打，那简直是自我嘲弄。据说国民党有八百万军队，还有美国的精良武器，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非但没打赢，反而被共产党消灭了。西藏男女老少全上阵也不过一百万，更没有精良武器，怎么打？我看只能和谈，不能打。”[11](P7)噶厦要阿沛率军进攻玉树，阿沛在给噶厦的答复中称：“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有七八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在此情况下，不要说发动进攻，即按目前这样备战下去，就是没有共军进攻，其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年。”因此，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12](P157)。但这一正确建议西藏当局并未采纳。

昌都战役打响后，解放军迅速阻断了昌都官员的西去道路。对此，阿沛认为抵挡已经不可能，后退也没路，不如同解放军和谈，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阿沛一行回到昌都后，王其梅设宴款待阿沛等主要官员，并盛赞阿沛深明大义，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阿沛原本就主张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但这个意见在藏政府内得不到支持，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更加坚信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他表示愿意为此做出最大努力。通过在昌都与王其梅、吴忠的深入交谈后，更加对于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有了深入了解，尤其是在昌都他仍然和之前的总管待遇一样，并且从老朋友的口中了解了解放后的情况，更加认识到共产党和解放军言行一致，为西藏人民着想，表示要为和平解放西藏，促进藏汉民族团结做出努力。

昌都战役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下，阿沛就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和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与昌都的四十余名官员联名给噶厦政府写信，希望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阿沛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动机是基于当时西藏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及他的社会经验做出的正确考量。这在他给拉萨噶厦的信件中体现得非常明确。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亲见亲历，阐述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认为西藏应该迅速派代表进京和谈。并派金中·坚赞平措等人亲自送信，亲口告诉噶厦的官员“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纪严明，不住民房，不要老百姓支差，还为群众做好事，受到群众的赞扬。噶厦官员听后发出一片‘啧啧’之声。”[13](P10-11)后来，阿沛被任命为和谈代表，力促和谈成功，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入藏后，阿沛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的合作战友，有关西藏的具体事务，西藏工委经常向阿沛进行咨询。

昌都解放过程中，昌都第一大活佛——帕巴拉做出了重大贡献。帕巴拉系统是康区历史最早、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系统。第十一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1938 年4 月生于西康理化，3 岁入强巴林寺。昌都战役发生后，年仅12 岁的帕巴拉活佛拒绝了外出暂避的建议，主动派出大管家泽呷、仁青顿珠与解放军接洽，表示拥护昌都解放。10月18日夜，十八军部队抵达强巴林寺，帕巴拉派人向解放军敬献了哈达。19 日，帕巴拉亲率寺庙负责人到扎曲河边欢迎52 师师长吴忠。几天之后，又到云南坝欢迎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帕巴拉还把王其梅请到强巴林寺，在贡堆活佛的院子里，王其梅做了关于民族宗教政策的讲话，并表扬了帕巴拉和强巴林寺全体僧侣在昌都战役中的正确选择。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也告诉帕巴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他没有参加对解放军的抵抗，也没有出走，而无限欣慰，来电嘉奖。

昌都战役结束后，在昌都工委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十一世帕巴拉被推举为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在“昌解”的会议上，帕巴拉提议向毛主席通电，与会人员一致赞成。帕巴拉活佛认为，毛泽东是“汉藏人民的大救星，今天到了昌都，使我们抬起头来了，也团结起来了”[5](P111)。

除藏族上层代表阿沛和帕巴拉之外，昌都战役后，很多藏族同胞对解放军的了解日益加深，对解放军的认同感也大大增强。很多放下武器的藏军跪地叩头流着泪说：“你们是菩萨军，是救命恩人，我们回家后再不替藏政府卖命了！”被释放的俘虏，争要宣传品，好拿回家给亲人看。饱受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压迫的藏族同胞，已经认识到解放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给予解放军热情的支援。“大军所到之处，藏胞倾力相助，群众的支援，大大减少了我们进军中的困难。”[6](P150)先遣部队侦察员杨尊燕外出执行任务迷了路，藏族群众发现了他，用牛奶、酥油茶进行招待，并亲自护送返回部队。52师154团1营3连副指导员金寿泉带着六七个人到恩达西南山区堵截敌人，一对牧民夫妇主动向他们报告敌情，使他们及早准备，一下活捉了215 名逃跑的藏兵。就连拉萨的桑林·次仁央珍回忆说，丈夫从昌都回来后，“给我们讲了许多在昌都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和解放军为藏族百姓做的感人的事，我听了以后，对解放军的所作所为感到稀奇，因此，很想早日见到解放军”[14](P130)。藏族同胞支持昌都解放的事迹不胜枚举，这些鲜活的事例说明昌都战役是符合藏胞的心意的，顺应民心的，是西藏和平解放的内需。

综上可以看出，藏族同胞与昌都解放事业息息相关，藏族各阶层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的，他们也尽自己所能为昌都解放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援和贡献，更让解放军坚定了自己必须为解放藏族人民而奋斗的决心。昌都解放后，阿沛等人争做噶厦工作，最终促成了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团等赴北京进行和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协议签订后，整个50年代，昌都地区成为运输支前的重要后方基地、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根据地，昌都地区的军民在保障粮食、物资、人员的运输上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