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研究

2020-12-07刘勇

西部学刊 2020年20期

摘要：“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对世界局势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被迫进入到“后苏联时代”。“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以东正教思想为精神底色、以俄罗斯帝国情怀为旗帜、以新闻出版法和市场经济调控机制为生存空间，呈现出“非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宗教化”和“自由化”的发展特征。“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并没有完全滑向混乱无序，而是在法律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滋养下逐步走向稳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大量不同风格的作品，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也走向多元化。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后苏联时代”;文学发展;宗教;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0-0150-03

“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将俄罗斯文学直接割裂为“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这种由重大的政治事件导致文学发展时代变更的情况在历史上并非个例。在“苏联时代”政治以显性方式堂而皇之地介入到文学创作中。苏联解体之后，施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政治管控急剧萎缩，大量文艺工作者被抛离到国家机构之外，被迫以市场化的方式谋求生存和发展。苏联解体初期文艺工作者因为国家动荡和社会秩序全面崩溃的原因，其生存境遇与之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创作能力也受到严重影响。之后随着俄罗斯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宗教文化生活逐步回归正轨，俄罗斯文学才逐步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发展起来并摆脱“苏联时代”烙印。

中国和俄罗斯在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进程中渊源极深，两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一直在相互影响和深度交流。研究“后苏联时代”俄羅斯文化发展框架，吸取其中的良性经验和惨痛教训对于我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真正的底蕴在于文化，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了解“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化，研究“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不失为一条借鉴其文化发展成败得失的有效途径。

一、“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与东正教信仰

（一）东正教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界的“复活”

从历史上来看，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影响要远远早于“十月革命”，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塑造具有“开天辟地”的奠基作用。公元988年基督教自东罗马帝国传入基辅地区，当时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带领俄罗斯人主动接受基督教“洗礼”，史称“罗斯受洗”。东正教在988年之后的一千余年间，一直是俄罗斯人的主流宗教信仰，铸就了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根基。在“苏联时代”东正教受到强力压制，无法深度参与政治生活，但在民间依然广泛流传。

苏联解体之后，作为苏联“合法继承人”的俄罗斯政府相继颁布《俄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俄联邦传统宗教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承认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主体宗教信仰的合法地位。目前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众约占总人口比例的60%，专业神职工作人员不低于50万人。东正教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思想文化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研究“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必然要考虑东正教的影响。“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与东正教有关的文学叙述明显提升。在东正教信仰合法化的制度性保护之下，其核心宗教思想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得到显性表达，甚至在俄罗斯文学界的重量级奖项（如国家奖、普希金奖和俄罗斯布克奖等）的获奖作品中也随处可见东正教的思想印记。“主体宗教教义与文学作品融合”是后苏联文学延续传统俄国文学的重要特征。

（二）东正教“末世论”思想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

“末世论”作为东正教奠基性的教义核心，其主题思想与基督教基本没有区别——强调“最终审判”必然到来，基督必将重临人间建设“正义王国”。随着苏联解体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东正教信徒认为依靠苏联来“拯救世界”的希望已经破灭，“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民“重新拯救世界”的道路会变得更加艰难。一大批俄罗斯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引用东正教“末世论”和“启示录”两大核心思想重新讨论俄国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这种趋势逐步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框架区别于苏联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别楚赫的《国家的孩子》、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洲》、马卡宁的《审判桌》、爱泼斯坦的《未来之后：后现代主义矛盾和当代俄国文化》、苏哈且夫的《在死亡之城里》、列昂诺夫的《金字塔》等一大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评论作品都宣扬东正教“末世论”思想，并试图用这种思想去解构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随着苏联解体在俄罗斯逐步消失，“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的“价值观空缺”被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正教逐步填充。在俄罗斯进入“后苏联时代”的近30年历程中，俄罗斯民众普遍从东正教中寻找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归属感。“后苏联时代”俄国作家并不主张在文学领域全面恢复“苏联文化遗产”，而是选择“绕道而行”去恢复曾经成就“传统俄罗斯帝国”的东正教“弥撒亚意识”。东正教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替代者”，参与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中，成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社会重建的重要思想动力。“后苏联时代”的归国作家、本土作家普遍立足于东正教视野去观察俄罗斯历史与现实，以“恢复俄罗斯帝国荣光”为重要使命，他们把普京上任理解成救世主回归，把第二次车臣战争理解为“圣战”。

二、“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与俄罗斯帝国情怀

“苏联解体”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导致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秩序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倒退几十年，期待中的美好生活并没有来到。与物质生活和政治秩序的动荡不安相比，“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并没有出现全面崩盘，这与不少人的预测相左。实际上“苏联解体”只是意味着政治管控强力介入文学创作这种模式的消失，“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接纳了苏联时代的绝大部分文艺工作者。虽然这些文艺工作者不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摇旗呐喊，但他们在“恢复俄罗斯帝国荣光”这一文化自觉的指引下，主动参与到“后苏联时代”重建俄罗斯帝国的大潮中。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再一次开始全面学习西方，但这次自下而上的学习热情被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所熄灭。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放弃对其合法继承者俄罗斯的全面打压，无论是经济封锁还是“北约东扩”不但没有延缓反而进一步加速，这深深刺激了俄罗斯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并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危机意识。俄罗斯知识精英阶层在抛弃了“苏联意识形态”之后，把斯拉夫民族认同感、斯拉夫民族忠诚观、俄罗斯帝国发迹史、东正教信仰等意识形态组合起来，形成以“俄罗斯帝国情怀”为标签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把民族主义作为解决俄罗斯凝聚力问题的重要依托。在“俄罗斯帝国情怀”这面旗帜的感召下，西尼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沃伊诺维奇、阿克肖诺夫、利蒙诺夫、瓦伊里、根尼斯和布罗茨基等一大批作家主动加入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框架中。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创作活动不再受到政治管控的强力压制，随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消亡和相配套的价值观的瓦解，俄罗斯官方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维护俄罗斯的统一与稳定。普京执政之后，明确提出“恢复俄罗斯帝国”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俄罗斯帝国情怀”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俄罗斯民众也对这一理念给予支持。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家在“后苏联时代”更倾向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去影响俄罗斯文学发展，他们并不热衷于动用政治资本大搞文学作品审查。“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界为了获取官方财政支持和消费者认可，主动创作体现俄罗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作品，宣扬“俄罗斯帝国情怀”以增强俄罗斯国家凝聚力。普京顺势而为提出以国家财政支持为后盾，鼓励俄罗斯文艺工作者创作优秀作品去讲好俄罗斯帝国政治诉求，借助民族主义潮流和“俄罗斯帝国情怀”，把“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纳入到国家规划中并进行隐性控制。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处在自下而上的“俄罗斯帝国情怀”氛围中，文艺工作者需要使自己的作品尽量迎合这种帝国情怀，以获取经济和政治回报。他们在“后苏联时代”有效地释放了被压抑的文化生产力，创作了规模庞大的文学作品并将其融入到俄罗斯帝国重建的历史进程中，这些作品成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的事实标准。在“后苏联时代”能够充分阐述“俄罗斯帝国情怀”与俄罗斯民族认同复杂性的文艺工作者，才能够得到官方、民间和宗教界三方认可。在“后苏联时代”，彼托夫、索尔仁尼琴、马卡宁、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托尔斯泰雅、阿克肖诺夫、彼得鲁舍夫斯卡雅、乌利茨卡雅、别列文、别楚赫、格尔兰诺娃、瓦西连科、玛琳娜·帕列伊等作家成为“俄罗斯帝国情怀”的优秀叙事者。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以“俄罗斯帝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为最大公约数，衍生出民族主义文学（西尼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新女性文学（托尔斯泰雅、科廖达）、后现代主义文学（加尔科夫斯基、马卡宁）、新写实主义文学（玛琳娜·维舍涅夫斯卡雅、阿列克谢·斯拉波夫斯基）等多个分支，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从正面肯定和反面探讨等不同视角去讲述“俄罗斯帝国情怀”。

三、“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与文学作品市场化

在“苏联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政府强力管控，为了争取有限的创作空间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去规避各种可能存在的“雷区”。处于“高压政策”笼罩下的前蘇联作家，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机构。他们为了确保自己在“体制内”的地位和头衔（作协主席团成员、作协会员、作协理事等），将政治敏感性置于作品个性和质量之上，作品质量和思想深度都受到影响。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政府用“新闻出版法+市场调控”的方式替代新闻报刊审查制度，以法律框架和市场框架代替之前的政治管控框架，从国家层面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奠定了基调。“后苏联时代”的各种文学活动不再是“政治需求第一”，文学家按照市场机制自由创作文学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他们无意深度介入到政治领域，个人文学活动也不再受到“作协”的监视。“后苏联时代”的作家主要来源于前苏联作协的“传统作家”和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自由工作者”。相对于“自由工作者”而言，“传统作家”在“后苏联时代”存在地位和精神上的落差，他们需要忘记之前拥有的特权和政治地位并从零开始，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属民族和所在地域不再成为“后苏联时代”近30年来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后苏联时代”作家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地位是由文化市场决定的，他们必须主动满足消费者需求而不是高高在上“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的文学创作行为就是单纯的文化产品生产活动。“新闻出版法+市场调控”使得“后苏联时代”的文学生产力得到深度释放，大量通俗易懂且迎合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走进消费者的“购物车”当中。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政府通过立法形式保证国民可以自由独立地从事文学生产活动，不必过度担忧政治风险，只需要应对好民法诉讼即可。不少“后苏联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一边不断生产优质文化产品，一边有条不紊地应对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法律诉讼，这也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现象。索罗金因为《蔚蓝色奶油》被提起诉讼，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其他作品被改变成电影;杰夏特尼科夫《罗森塔尔的孩子》虽然遭遇民众抵制，依然不影响在各大剧院的商演活动;“后苏联时代”批评苏联的作品层出不穷，怀念苏联的作品也花繁叶茂，但他们都可以进入市场接受消费者选择;利蒙诺夫因政治原因在普京时代被捕入狱，依然拥有撰写文学作品的权利，他在《水之书》中宣扬“俄罗斯帝国情怀”，该书发表后受到民族主义者追捧而成为畅销书籍。

在“后苏联时代”因为新闻出版法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文学作品只要不过度碰触国家立场、历史立场和道德伦理底线，不夹带过多的危害政府的煽动性“政治私货”，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出版并获取合法收入的。文学作品和政治因素深度纠缠已经成为“少数派”——官方无意深究，民间也没有兴趣为此类作品买单。

四、总结与展望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以东正教思想为精神底色、以俄罗斯帝国情怀为旗帜、以新闻出版法和市场经济调控机制为生存空间，呈现出“非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宗教化”和“自由化”的发展特征。“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并没有完全滑向混乱无序，而是在法律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滋养下逐步走向稳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大量不同风格的作品，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也走向多元化。“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实际上也反映了国家制度变迁和民众思想变迁，我国文艺工作者可以把“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框架作为一面“镜子”，密切关注读者需求开展文学作品的生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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