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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研究文献综述

2020-12-07吴磊磊

时代人物 2020年25期
关键词:培训体系职业技能培训

吴磊磊

摘要:职业技能培训是实现职业继续教育和劳动者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更是我国缓解就业压力、解决产业转型升级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紧缺的重要途径。它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体现在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通过对职业技能培训内涵、培训体系以及体系构建等研究,探索高职院校如何提高职业培训能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职业技能;培训;培训体系

基金项目:天津职业大学2018年度校基金项目课题:“依托学校优质专业构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研究”(课题编号:20182111)。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十三五”规划纲要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职业技能培训确定为一项重点任务。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文件为构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基本框架。此外,国外职业培训领域中的二元制技能形成体系实践、终身学习账户与学分银行制度的发展,以及基于质量保证的在线学习与技能实训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为我们研究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职业技能培训概念综述

西方学者的研究中,“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融合的范畴,不同机构举办的、面向不同受教育群体、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或培训(Training)一般统称为“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职业教育”通常被理解为学历性教育,“职业培训”一般指短期技能训练。随着现代教育形式多元化发展,技能培训的教育属性与高职院校办学特点、教育教学规律、人才培养目标等是有机统一体,二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在教育学领域学者们日益接受发达国家概念形式,以“职业技能培训”来涵盖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1]

此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起源于“技能形成体系”。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是指国家协调社会各部门、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达成社会合作、培育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系统性制度安排,体系中包括责任分担的技能投资制度、标准化与可转移的技能供给制度、科学公正的技能评价和资格认证制度、公平可信的技能使用制度及多方参与的社会合作制度等[2]。对于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建構也需要协调学校资源、二级学院、企业、受训者等培训预期,最终形成有制度保障的系统性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二、国外职业培训体系的实践综述

关于国外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体研究,学术界研究的方向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等,研究结果创新不多。笔者从国家维度整理职业培训体系的实践研究,启发颇多。

德国:德国的技能形成体系具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是工业技能资格由国家统一认证,其二是企业培训由工会全程监管。“双元制”学徒制培养模式被当作德国技能供给制度的标志,有以下特点:第一,产教融合、工学一体,企业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体,通过厂办技校、设立学徒工实训车间等培养方式实现技能培养;第二,培养成本由企业和学徒工共同分担,政府通过设立公立技校和促进义务职业教育的方式提供部分补贴,行业协会和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来保障学徒工的收入待遇;第三,多方参与技能考核评价和技能资格认证,由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企业委员会、工会、政府几方联合进行;第四,通过立法保障工会有权对企业为学徒工培训的质量实施监督。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培训管理职能明确,机构设置清晰、体系完善,有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联邦政府设立“职业培训委员会”负责全国职业培训的规划和体系构建。各州政府“职业培训委员”负责统筹规、审批、评估、监督本州的职业培训相关工作。职业培训的实施以联邦政府办的tafe学院为主,成人与社区培训机构、私立培训机构等、产业部门企业集团兴办的职业培训机构等为补充。

英国:英国政府于1995年组建了教育与就业部(简称DFEE)负责英国教育与培训。《1997教育法案》成立的资格与课程署(简称QCA),建立了质量与课程监督体系。QCA委员会由企业代表、教育专家和培训机构代表组成。培训的途径主要有全日制教育、政府支持的培训项目、雇主资助的培训和其他形式培训。职业培训的课程分为高级水平课程和中级水平课程,从课程设置形式上又分为全日制课程、工读交替制课程、部分时间制课程和夜间制课程四类。

欧盟及其他国家:欧盟借鉴澳大利亚和英国经验,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技术培训等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教育资历整合入一个资历体系,为各类学习活动提供相对统一的质量标准和认证机制[3]。韩国在首尔设立面向公民开放的终身教育中心,在省级地区设立终身学习讲堂、终身教育信息中心,在市、道级设立终身教育咨询中心,在乡镇、市郡、区级设立终身学习中心和终身学习馆[4]。日本建立终身教育指导机构和都、道、府、县协调运行的终身教育推进机制。美国和加拿大主要借助市场机制形成学习服务体系,参与其中的有营利性的成人教育机构、社区学院和大学等,社区学院发挥终身教育功能,大学普遍设立开放部招收成人学生,实施灵活的开放入学、工读结合,大学与企业合作设立Co-op培养项目十分普遍,各类学分认证和转换的机制比较完善,可以很方便地支持学制衔接和学习成果积累。

上述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一是国家组建专门机构负责实施职业技能培训、二是职业分工明确、三是以立法来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的开展,如美国的《终身学习法》、日本的《终身学习振兴法》、英国的《学习与技能法》、法国实施《终身教育框架下职业继续教育组织法》《职业继续教育法》,特别是《德国职业教育培训法案》的出台为职业培训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法律基础和强化的国家监管,使技能形成的内容更加标准化,把可迁移技能作为职业培训的主体内容,基本建立了统一的职业资格框架。正如Brown P.认为“技能形成”是一个社会在学习、开发、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劳动者获得的技能不单纯是一种个体意义上的、私有的技术和技巧能力,更是一种国家层面的、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能力,它是指国家各部门以集体的方式培育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能力[5]

我国1996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现在关于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文件逐渐丰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十三五”规划纲要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职业技能培训确定为一项重点任务。

三、国内职业培训体系研究现状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球,部署的新任务。学术界对此研究建树颇丰,总体上侧重于三点:国家职业技能培训(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构架、培训体系的实施路径和职业培训课程。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综述。关于培训体系构架研究综述

姜大源[6]提出以追求学历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与追求资格为主的职业培训这两者之间长期分离,导致本应成为一个整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长期“瘸行”,未能形成合力。他认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必经之路,并建议修订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地位,组建国家职业教育综合职能部门。周锋[7]提出从四个方面构建完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一是探索适应我国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训模式,二是加快建设公共实训基地,三是完善职业教育培训的社会环境,如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师资队伍建设,四是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健全和完善职工教育体系。

四、关于培训体系实施路径研究综述

李桃、赵伟[8]认为“互联网+”是我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构建的必然选择。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为中国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是在劳动力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解决巨大学习需求与培训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矛盾的重要解决方案。《意见》提出推进培训内容和方式创新,鼓励开展新产业、新技術、新业态培训,大力推广“互联网+职业培训”模式,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等信息网络技术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应用,提高培训便利度和可及性。于凡、佘阳梓[9]研究中指出现有职业技能培训主要问题是培训考核方式落后、知识内容更新滞后,而高职院校、行业协会、企业共同建设并应用推广职业技能培训MOOC平台符合当前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由高校方提高搭建MOOC平台的技术手段和团队保障以及相关的理论基础;企业方 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 ,以及实操内容 ,同时参与建立考评制度体系:行业协会沟通好企业和高校的关系,同时负责建立考评制度,主导平台的建立。因此“校行企”三方共建技能培训 的MOOC平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五、关于职业培训课程研究综述

曹育红[10]提出建立能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以及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学习成果的智慧学习环境平台,并建设师徒共同体课程研发模式,进行职业技能传承,提高培训的有效性。杨同华、陈星星、丁菲[11]研究认为将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微课化,可以促进职业技能课程资源整合,提升职业技能培训价值,形成培训教学目标的实用化、模块化和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1]韩娟.中国劳动力培训的模式选择与政策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

[2]李玉珠.德国技能形成体系:演化、利益冲突与制度构成[J].职教论坛,2016(04):80-91.

[3]黄健.国际终身教育发展的七大趋势[J].上海教育科研,2014(04):14-17.

[4]王琴,张竹英“合作伙伴关系”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运用——基于英国、韩国部分城市与广东佛山的比较[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79-85.

[5]Brown,P.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Economy of High Skills [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work,1999,(3):233-251.

[6]姜大源.完善体系的现状、愿景与当务[N].中国教育报,2018-1-2,009.

[7]周锋.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教育与职业,2017,(22):33-34.

[8]李桃,赵伟.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路径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30:49-56.

[9]于凡,佘阳梓.基于MOOC模式的新生代建筑业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7-21:81-85

[10]曹育红.智慧学习环境下师徒共同体职业技能实训课程开发模式研究.职教论坛,2017(15):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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