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将首先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概念进行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的概念辨析;其后通过对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民族史三重历史维度的解析来阐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最后，将以此论述为切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前景和方向。

关键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段旭东（1999-）男，汉族，山东青岛人，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在读，研究方向为法律与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20339）。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列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和国家现阶段的行动指南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同时还应认识到，此论述的提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入到了一种新的历史维度，这就需要以超越既定历史阶段的视角来审视其内涵。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辨析

在这一论述中有两个重点概念：“中华民族”与“复兴”。对于“中华民族”，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的56个民族中，并无一民族称为“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是对56个民族的统称，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1];而对于“复兴”，我们需首先探讨其“初兴”在何处，又何以需要“复兴”^[2]。

（一）“中华民族”的概念辨析

“中华”概念起源甚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其最开始用来形容黄河流域的聚居民族。经由时间推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新儒家思想逐渐定型，汉族几乎主導了整个定型过程。汉族以外的民族，虽经常凌驾于汉族政权之上，但由于其文明程度远不及汉族，故无论哪个民族掌握政权，都不得不沿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与治理体制。简而言之，此时的“中华”即为汉族。

然而近代的情形发生了变化，民族问题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议题，在历史转型的跌宕三峡中，孙中山先生一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口号，创造性地提出“五族共和”，为其后“中华”概念的外延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中华”已不再专指汉族。经由时间推移，中国又发生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大中华的民族认同与集体记忆逐步加深。到今天，便以“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的统称，同时还进一步将其深化为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概念，而不仅仅是56个民族的机械结合。

（二）“复兴”的概念辨析

中华文明延续长达五千年，以农业作为社会形态基础，通过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创造了极其绚烂的人类文明，早在西汉时期，便已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域外通商进行贸易往来。可以说，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即“初兴”。

然而到了近代，情形又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仍旧照转，西方却以其哲学形态为基础，创造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一系列政治革命顺利完成了“文明的赶超”。以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束为分界，中西文化冲突于19世纪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一度经历了悲惨的被剥削压迫之历史，国运衰竭至历史低点。此后，中国人民致力于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即为“复兴”之路。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重历史维度

完成对此概念的辨析后，便可开始讨论其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这三重历史维度中的意义。

（一）以中共党史的历史维度（1921-2020）

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置于中共党史的历史维度进行考察，首先可以明确，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念的革命型政党，重阶级斗争而轻民族斗争。因此，部分中共早期领导人坚持以具有高度阶级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来定位中国革命，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早期“本土派”坚持中国革命应结合国情，从工农革命与民族斗争二者切入。经时间推移，中共逐渐在抗日战争时期确定了应坚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中国革命的思路，主张对外的民族斗争优先于对内的阶级斗争。在此阶段，具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融合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开始推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的身份转型，如何处理阶级斗争与国家治理二者的关系成为当时的重要议题^[3]。文革结束之际，中共必须有效回应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二者之间的张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如何在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在此紧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初步创造性地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此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可以说，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国化”比例不断增大的过程——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从“以俄为师”转化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深度阶段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有99年，而中华民族的历史已有5000余年，作为一个初生时以正统的西方哲学政治思想为理念信仰的革命性政党，其担纲起中华民族21世纪伟大复兴的重任的标志，就是将其理念信仰与统领民族发展的任务进行有机结合——既不机械适用西方哲学理念信仰，又避免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陷入传统的历史周期律陷阱。

（二）以共和国史的历史维度（1949-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全国人大、中央人民政府等政权机关为表达形式的政治体。这个政治体是以现代政治文化为蓝本的，区别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同时，其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念信仰的政党，这又区别于近代的中华民国政治体。以上区别是形式的不同，究其实质，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和国坚定地选择担纲起一份超出其既定存在历史阶段的责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现世价值表达的政治体，选择担纲起一份表达出超越价值的民族责任，这种跨越是伟大的，同时也是逐步探索和推进的。因此便有必要探讨在共和国史的发展历程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何时提出的，又是何时正式表达的。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年间，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共和国的价值表达，其反映的是执政党的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的二十年探索历程充满了艰辛与无奈。但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其富有创造的路线设计为共和国的发展奠定了新纪元：自此为分界，共和国的发展不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表达，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实践。直至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正式的官方表述，意味着党和国家勇于担纲民族责任的主体能动性，是共和国由现世价值追求向超越价值追求的伟大跨越。

（三）以中华民族史的历史维度（从百家争鸣到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可考的历史追溯到商周时代，但春秋战国时期才真正代表了中华高度文明程度的历史发源。在此阶段，原先天下共主的局面被打破，大量贵族流落民间收徒讲学，以此形成了中华历史中的第一个璀璨时代：百家争鸣。在此几百年里，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思想流派纷纷创造并记载各自的哲学政治思想，这些思想便构成了中华文明之源端。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之后，新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和政治思想便一直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延續和发展。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初兴”，便是建立在这一套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之上的。到19世纪，这套文化体系显然不能适应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冲突过程，因此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力图救国之道。从洋务运动始的西法模仿时期，到辛亥革命以来所尝试的议会政治，再到蒋介石政府时期的训政民主，无一能使得中华民族初兴的荣光再现，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将中国人民从现实的屈辱中拯救出来。党的革命阶段和执政阶段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政党，社会主义是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主义。这一段时期是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阶段。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新视角

（一）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切入

无论从上述三重历史维度的哪一重来审视这一概念的提出，都能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与中国国情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有机的，而不是各种理念与主义的机械混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始终未曾动摇，民族主义、以德治国、新儒学等一系列思潮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领导的思想基础上生根发芽，同时反过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命力的。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不仅是作为“救火队长”入场，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中华民族高度文明的滋养而生根发芽，最终在现代政治文明中迸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这种成就的取得，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以理念型政党的身份与共和国政治体的架构担纲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也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正式提出与表达。

（二）新思想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不仅在“提出”的层面被表达出来，同时还在“升华”的层次上进一步地进行提炼与部署，而这一系列的“提出-提炼-部署”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纵深推进的过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哲学思辨色彩，虽然能作为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不易在广大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形成理论共鸣，而“中国梦”这一朴素概念却能唤起中华儿女内心的家国情怀，因此，将“实现民族复兴”提炼为“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创新。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纵深推进，对党和国家各项领域的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又会产生新的实践部署，而这一系列实践部署的落实，又会推动经济社会等各项领域的不断发展，从而推动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方向。在这种辩证作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通过不断自我完善以永葆执政先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断实现自身政治体的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将以其辉煌的历史积淀承载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宏伟篇章。

参考文献

[1]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1）：83-94.

[2]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及其衍化[J]天津社会科学，2014（03）：132-139.

[3]王贵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04）：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