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规 夏庆宇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个基础：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为中共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文化;西方;中国近代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思潮发展动向及其引导机制研究”（20YJC710051）

作者简介：

吕规，江西奉新人，南昌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史。

夏庆宇，辽宁鞍山人，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

通常认为：从1915年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事实上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解读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在近代，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要想让工业进入中国，需要让“科学”这种意识形态进入中国;要想让“科学”进入中国，就必须摧毁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都不主张发展工业。

道家不主张发展工业，《老子》提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见，老子认为：有高科技产品，也不应该用。

儒家也不主张发展工业，一直主张抵制奇技淫巧。孔子提出：“儒有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因此不需要武器设备。《礼记·王制》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

佛教更是不主张发展工业、人工智能了。佛教认为一切都是空，不应该执着。

中国古代也有主张发展科技、机器的派别，只是比较低调而已，这个派别想要依靠机器减少人的劳动。中国古代的这个派别包括墨家，鲁班为首的建筑师道士等。共济会的英文名称（Mason）指“石匠”，也就是建筑师，墨家、鲁班都是这个工种。墨家不是消亡了，而是如同共济会一样隐藏起来了。这个派别在促使天下变化时，就会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一些人，例如秦末的张良，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东汉末年太平道的张角、张宝、张梁，华佗，诸葛亮，元末的刘伯温等。

总之，西方国家出现工业后，也要让工业进入中国，所以必须打击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家、佛教的学说。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科学、民主。科学的用意是为工业在中国的发展铺路，民主的用意是让中国发生革命。

西方国家为了将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都否定，为了使中国人觉得中国的历史一团漆黑，为了使中国人产生文化自卑感甚至民族自卑感，为了使中国人因自卑感而自己否定自己，为了使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彻底隔离，为了使中国人彻底被西方文化洗脑，派出了许多人到中国否定中国文化、宣扬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例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他终生的工作是抨击中国文化、质疑中国文明、宣扬西方理念。胡适的弟子顾颉刚等终生的工作是质疑、否定中国历史。他们堪称中国文化的杀手。胡适亲手“杀死”了中国古文。胡适倡导白话文，当时他为此提出的理由是：中国古文已经不被大众使用，已经死了。此后中国人很少学习古文，因此中国人开始看不懂古文;随着英语学得越来越多，汉语学得越来越少，几百年后中国人可能连中文白话文都看不懂了，届时，中国人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彻底决裂了，中国传统文化就被抛弃了。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坚持学习古文，古文就并没有死，直到民国，还有许多人能用古文写作;当中国人不再学习古文了，那时古文才真地死了。胡适用“古文已死”这种不实的口号，使中国人放弃学习古文，古文才真地死了。

在民国时期，中国是半殖民地，因此学习外语的人很多，这也是西方乐于见到的。民国时的北京大学“积极提倡学习外语，所有课程除国学课外，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又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当时中国人如果英语不好，就没机会读大学，没机会找到好工作——这是培养汉奸、打击坚守中国文化的人（一个中国人越是崇拜西方、鄙夷中国文化，外语才能学得越好）、传播西方文化、让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战略。这标志着在民国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程度加深了。

新文化運动还主张废除汉语，鲁迅就持这种观点。民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相当不自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废除汉语仍是中国官方的目标。

事实上，汉语比西方语言先进，因为：第一，汉语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种长期广泛使用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具有跨越时空表达意思的能力，而表音文字不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即便有新事物出现，汉字通过组合就能表达新事物，不需要造新汉字，例如手机这个新生事物可以用几千年前的汉字表达出来。而西方语言需要对每一个新事物造出一个新词，因此西方的单词数量不断增多。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汉字的表意元素是明确的，西方语言以表音为主，表意元素比较混乱。第三，因为上一条原因，1000个常用汉字能覆盖约92%的常见书面资料，2000个汉字可覆盖98%以上的常见资料。汉字最多也只有几万个，而英语单词量已达到几十万个。第四，汉语言简意赅。表达同样的意思，汉语的篇幅一定短于西方语言的篇幅。第五，在输入电脑时，输入汉语的速度也比输入西方语言的速度更快。

总体来看，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

第一，崇洋媚外。

傅斯年提出：“极端的崇外，未尝不可。”

崇洋媚外表现在对外国人格外尊敬。“1912年1月，京师大学堂停办，决定给外国教员三个月薪水，中国教员一个月薪水。”

“外国教师薪金甚高，往往几个外国教师才指导几个学生，月费多金，所耗甚大。”因此中华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7月提出停办京师大学堂。

第二，对中国文化不自信，贬低中国文化。

陈独秀提出：欧洲文明已明显胜过中国文明，如果不输入欧洲文明，中华民族就要灭亡——“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显然已胜过中国文明，不输入欧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竞存于20世纪吗？”这种认识是非常不正确的。

鲁迅反对发扬国粹，认为：“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第一，主张灭亡中国文化。

钱玄同提出要想中国不灭亡，必须灭掉儒家和道教，要想灭掉儒家和道教，必须废除汉字，让中国人再也不懂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第二，主张全盘西化。

陈独秀主张中国的一切都照抄西洋：“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过于不自信，盲目崇拜西方，因此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和偏执，这些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中国人盲目行动，导致中国人在实际中自己给自己制造灾难。例如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上，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但事实上，中国在传统上认为国家是一个家庭，君主是家长，国民是孩子，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在西方民主制度中，总统不是国民的父母，总统自然不可能真心爱护国民;总统干几年就下台了，这种制度会导致总统在任期内为自己家捞取好处。而在中国的君主制之中，国家将永远是君主家的，因此君主不必忙着为自己家捞钱，因为君主还要把国家好好地交给子孙后代，不会干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事情。改革开放后，人们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农业增产，如果如此，那么君主制就比民主制优越，因此君主制相当于君主家把一个国家承包了，君主会为了这个国家变好更不辞辛劳;西方的民主制是吃大锅饭，因为民主制的国家是大家的，权责不明确。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中国把西方的总统制、内阁制、君主立宪制都实行了，但民国政治一直处于动乱状态，这与民主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实践证明西方制度不适用于中国。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认识到：“民主政治诚为理想之良好政治。自美国或英国输入民主政治于中国，完全不适中国民情，酿成今日之大乱，是则其弊也。”如果不实行民主制，民国也就不会出现府院之争，不会频繁变更领导人。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具体情况是：

美、英、法与日本沆瀣一气，拒绝中国收复山东，使中国的亲西方人士开始觉醒，当时中国的亲西方派因巴黎和会认识到：他们主张学习的西方国家是邪恶的、毫无正义感的;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正义的化身，但西方国家说一套做一套，实际做的与嘴上说的不符，西方国家都是虚伪的。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摆出要给小国主持公道的样子，但巴黎和会达成的凡尔赛条约却与他鼓吹的原则有天壤之别。因此北京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提出一个公式“14=0”，意思是威尔逊说的十四点原则都是谎话，说了等于白说。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的表现，使许多被西方国家的假仁假义的假面所蒙蔽的中国人认清了西方国家的真面目，开始鄙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以陈独秀为例，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极力宣传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希望，但中国在巴黎和会遭遇外交失败之后，陈独秀认清了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和丑陋的一面，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金力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指推崇金钱的力量，金力主义这种翻译方式比“资本主义”恰当得多。

因此，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放弃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崇拜，开始信仰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是一个爱国者，他在人生早年办报，呼吁国人觉醒、警惕外来侵略;然后认为革命能救国，因此在辛亥革命后与革命派合作;此后认为全盘西化能救国，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与胡适的立场相似，胡适的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是陈独秀请在美国的胡适撰写并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不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能救中国，转向马克思主义，但胡适的一生都坚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因此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晚年，陈独秀认清了斯大林从苏联角度考虑问题的本质，开始信奉以“批判斯大林”为主要特点的托洛茨基主义。在陈独秀的一生中不变的是爱国、救国的意识，他为了救国，随着环境的影响而先后选择了多种主义。胡适最爱的是美国，与陈独秀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就连此前崇拜西方的梁启超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1920年，梁启超旅游欧洲回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破产”，中国不应该盲目效仿“病態”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从而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说。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情况下，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流行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是为穷人代言，是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争取生存权;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体现正义感的理论。这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当然，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苏联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党，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