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子学的思想系统始于周濂溪“太极图说”，而后通过张载、二程的学说进行发扬，最后到朱熹而集大成，形成了新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代表，朱子学影响中国思想界长达700年之久。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日韩得以很早的将朱子学传入国内，通过继承与发扬，与本国的思想相互转化融合，但因两国的统治阶级、传播过程等因素的影响，朱子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朱子学说。虽同源、但不同形，日韩朱子学在各自的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异同值得探讨。

关键词：朱子学;日韩;异同;儒学

作者简介：张念嘉，女，汉族，吉林省延吉市，硕士在读，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省延吉市，133000，外国哲学

在进入近代以前，韩国、日本都是中国文化的接受者，而作为接受者，它们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表现出了很多的相同点，但作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在接收外来文化时，同样也表现出了很多差异。

一、日韩朱子学的相同

哲学理论基础相一致。朱子学的思想系统始于周濂溪“太极图说”的阴阳乃万物之本体的学说，主张“理气二元论”，日、韩的朱子学者们也都继承了这一理论基础。韩国朱子学的代表人物退溪、栗谷二人，不仅继承了朱熹的理气论，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创新，退溪主张理气互发论，栗谷主张气发理乘，理气妙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诠释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日本朱子学的独立与发展离不开其代表人物藤原惺窝与林罗山，此二人同样继承了朱熹的理气论思想，主张理气合一，心统性情论，并在朱子学的基础上，调和神儒，尤其林罗山继承其师藤原惺窝的思想，不断发挥朱熹的理气论，更是将理气论与神道相融合，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重视儒学教育，坚持实理精神。朱子生前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本人热衷于教育事业，并长期从事讲学等教育活动。日韩的朱子学者们，也同样继承了朱子的教育思想。在韩国，退溪任地方官吏期间，曾向朝廷提倡捐书、办学以振韩国的儒学教育，并撰写多部书籍传播儒学。栗谷不仅将自己的教育经验编纂成书册，还强调无论“士族”还是“庶类”，都可通过教育成为“圣贤”。朱子学在韩国流传伊始便贯彻了其“实理”精神，运用朱子学的“实理”进行革命，并指导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变革，例如退溪与栗谷，主张通过实践经验而获取到真知，而后更是演绎成实学这一思想，认为实学才是得以实现人生的学问，为近代开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同样，日本民族也非常重视儒学教育，由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的努力与传播，江户时代朱子学渐渐登上思想意识领域的高位，上至天皇下至各藩无不崇信朱子学，此时的儒学教育也得到了空前普及和发展，因为朱子学的地位日益提升，各藩也纷纷振兴朱子学，设立官方的儒学教育机构以供藩邦子弟学习，同时各地还有供平民子弟学习儒学的“私塾”，为朱子学在日本各阶层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的朱子学同样也继承了朱熹的“实理”，在朱子学的传播后期，形成了诸多的学派，其中水户学派对于“实理”精神给予高度认同，水户学者朱舜水提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认为“问道求学”皆重在实践，后期水户学者会泽正志斋更是将“实理”运用到拯救国家危难，其《新论》一书中更是贯彻了求实思想，提倡学习经世致用的实学。

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日韩与中国一衣带水、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近代以前，日韩两国均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的吸收接纳中国的先进文化。在韩国，儒学一直占据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主导地位，朱子学的传入，更是为韩国推翻佛教的思想控制，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李氏王朝带来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在韩国长达约五百年的朱子学历史中，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抑或是社会的各方面领域，都为国家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影响，融入进了本国的文化思想中。日本因与韩国的国情不同体制差异，虽没能让朱子学在传入之初便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但其与本国固有的神道相结合，成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朱子學，与神道分工合作，在社会的政治思想上、伦理道德上起着主要作用。直至江户时期，朱子学急速发展，对日本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形成、社会秩序规范的制定等提供了理论，使之成为官学，在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

二、日韩朱子学的不同

传播、发展过程不同。朱子学最初发轫于中国宋朝南部地区，由于当时国内南北思想传播颇受阻碍，所以北方地区对于朱子学的思想并不了解，因此与中国南方海上来往频繁的日本，便于12世纪末将朱子学传入国内。反之，虽同为东亚文化圈范围内，与中国东北部接壤的韩国，朱子学的传入却比日本晚了将近一百年。

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前后有四百年的历史，起初是由来中留学的僧侣们带回日本，传播至国内，并且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作为解读儒学经典而存在的，一直同佛教相互依存，作为一种学问在日本民间进行流传，直到14世纪才逐渐步入统治阶级并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13世纪的韩国在与元战败后，一直处于附属国的国家形态，此时的朝鲜统治阶级内部已经十分复杂，国内各股势力纷繁发展，而佛教作为国教已无法统治国内新兴士大夫们的先进思想，丧失民心，也就是这批进步知识分子抱着挽救国家危亡、维系人心的目的开始从元朝引进朱子学，试图以此取代佛学进行改革，旨在拯救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混乱现状[1]，因而朱子学作为破旧立新的政治理念，依靠着新兴势力的政治力量很快在国内便成为了统治思想。

学派形成不同。在朱子学的传播时期，韩国的朱子学者只根据保守与改革加以区分，但没有形成固定学派。到了李朝中后期才形成退溪、栗谷分主理气的两派，并开始围绕四端七情等问题展开论辩。而日本朱子学在传播的后期就逐渐形成了博士公卿、海南等诸多学派，而后更是有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推动朱子学在日本走向独立全盛的时代。

对民族思想及其他思想的态度不同。韩日两国都有自己民族的固有思想，如韩国的檀君神话、花郎道、东学思想等，日本有神国神话、神道、武士道等。韩国的朱子学者们将本国的固有思想看作是一种自我文化并加以客观的评价。而日本的朱子学者，无论派别，对本国的固有思想予以神圣的光环和高度，如日本的创世神话，不仅无限崇拜更是运用朱子学赋予其理论基础，最终更是演变成为神道学说。

面对其他学派，朱子学自始至终都有排他思想，但是在韩国日本的传播途径中，却展现出不同的态度。以佛教为例，韩国朱子学从传播初期开始，与佛教的关系便是剑拔弩张，对其持彻底排斥乃至否定的态度，这一点直接继承了朱子的思想，14世纪时朱、佛之争愈加激烈，最终朱取佛而代之。反观日本，朱子学在日本发展的四百年间，因其传播与佛教始终无法完全分割，朱子学者们将二者一直相互调和，直至江户时期藤原惺窝脱禅入儒，才开创了日本朱子学，并获得独立而走向官学[2]。之后虽然日本朱子学也对佛教持以批判的态度，但并没有打击镇压，。

4、社会作用不同

韩国朱子学的传播本就是破旧立新的武器，代表着新兴的改革创新理念，在和守旧派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逐渐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成功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令人惋惜的是，到李朝后半期新兴势力变成了保守派，努力压制当时的先进思想，阻碍了国内思想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但因其关注人的心性发展、重视学问研究等传统一直绵绵延续下来，并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的发展[3]。而日本将朱子学改造为自己所用，日本朱子学在江户以前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起了积极地作用，但守旧不发展。进入江户时期后，由于禁錮褪去，成为了思想主流，为当时幕藩的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的朱子学虽然成为了官学，但由于日本体制原因，并没能像朱子学在韩国的发展一样成为统治者的唯一思想，但它不断适应时代，改变自己的思想内涵，为19世纪的日本实现“天皇亲政”，明治维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同为东亚儒学文化圈的韩国与日本，其主流思想都是依托儒学所建立的，因其思想上“同源”，故而朱子学在日韩的各国的发展继承了朱熹的基本哲学理论，同时也继承了其重教育、重实践的思想，最终都成为了本国长时间内的主流思想。但二者又因为各自国内情况的不同，对于朱子学的传播、发展过程，学派形成、对本国和其他思想的态度还有对于社会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也正因如此，才发展成了各自具有代表性和特点的朱子学说。无论是从朱子学的传入、发展，到之后与本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性理学、实学，日本的水户学等朱子学派，都为日后各国的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和永恒动力。

参考文献

[1] （韩）尹丝淳著;邢丽菊，唐艳译.韩国儒学史 韩国儒学的特殊性》[M].人民出版社：北京，2017

[2]程利田.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J].海峡教育研究，2019（01）：26-30.

[3]邢丽菊，郑杰.朱子学的传人及其对韩国儒学的影响[J].韩国研究论丛，2014（02）：179-193.

[4]潘畅和.中韩日儒学比较论[M].延边大学出版社：延吉，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