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城建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一、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先驱当数瑞典人克林伯格（Gote Klingberg），他于1986 年出版著作《译者手中的儿童文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儿童文学翻译过程、问题及对策。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沙维特（Zohar Shavit）同年出版著作《儿童文学诗学》，提出以目的语为中心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研究。1995 年芬兰学者Tiina Puurtinen 的《儿童文学译作中的语言可接受性》一书采用描述性方法对芬兰儿童文学翻译的语言规范进行了考察。2000 年，芬兰另一位学者瑞塔·艾提兰（Ritta Oittinen）出版了专著《为儿童而译》，首次提出为儿童而译的观点，强调了译者和儿童读者的地位。英国著名学者Gillian Lathey 于2006 年、2010 年分别出版专著《儿童文学翻译读本》《儿童文学中的译者角色——看不见的讲故事人》，对过去三十年的儿童文学翻译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描述了英国儿童文学翻译史，提出了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以上主要是学者专家的个人研究，国外大规模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出现在2003 年，加拿大杂志《媒它》（Meta）出版了一期“为儿童而翻译”专号，共有25 篇学术论文。2005 年12 月，英国伦敦召开了一次儿童文学研究的国际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没有儿童是孤岛：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了儿童文学翻译的诸多问题。

国内的儿童文学翻译相对落后。国际舞台上几乎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国内的学术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亟待提高。目前国内的专著仅有三部，1997年李保初的《日出山花红胜火——论叶君健的创作与翻译》；2010 年李丽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2013 年喻海燕的《陈伯吹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究：以改写理论为视角》。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的论文，可以看出近年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总体质量还需提高，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不足十篇。

二、意识形态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关系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总体上处于边缘地位，意识形态概念的引入，可以拓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范围。首先将意识形态纳入翻译研究视野的是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从而使意识形态和翻译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罗特曼（Yury Lotman）是这样描述意识形态的，“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 《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总的来看，意识形态的内涵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意识形态是一种企图，会通过叙事宣传或强加某种社会政治态度给读者，同时也会反映作者有意或无意的观念和信仰。这在儿童文学中尤其明显，因为文本需要影响儿童的生活，并引导儿童的社会化。”（约翰·史蒂芬斯：2010：5）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叙事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在儿童读者面前。换句话说，儿童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或显而易见，或暗含在文本中。普遍认为儿童文学的功能之一是促使儿童的社会化，因此儿童文学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殊文本，能够明显或潜在地影响读者。

三、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

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译本很难通过审查并出版，这就决定了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会考虑能否出版发行的问题。各历史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由于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所走过的是“一条先有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引入，后有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李丽，2010：23），选择翻译什么样的文学文本就显得影响重大。本文拟分四个时段对翻译文本做意识形态方面的描述，分别是清末民初（1898-1919）、民国时期（1911-1949）、新中国前50 年（1949-1999）、21 世纪前20 年（2000-2019）。前两个时段以李丽女士著作《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所提供的翻译编目为基础，后两个时段没有专门的研究，只能从现有的著作中管窥一二。

第一阶段清末民初（1898-1919）的翻译篇目只有131 篇/部，翻译文本主要来自于欧洲（81 篇）、亚洲（20 篇）、美洲（6 篇）、区域不明（24 篇）。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比较零散，大多是从英语和日语转译。翻译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类：法国凡尔纳和日本押川春浪的科幻小说；以及《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等经典著作。清末民初有代表性的译者当属林纾、鲁迅、包天笑、孙毓修。其中林纾译《希腊名士伊索寓言》、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包天笑译《馨儿就学记》（即《爱的教育》）、孙毓修编译《童话》。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以科技翻译为主，儿童文学只是零散出现。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1911-1949），儿童文学翻译篇目有460 篇，比第一阶段有所增加，考虑到时间段跨越39 年，比第一阶段时间多了17年，实际增加书目有限。这一阶段的儿童文学翻译来自于欧洲（342 篇）、亚洲（48 篇）、美洲（69 篇）、非洲（1 篇）。翻译作品以俄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丹麦作品为主。这一阶段中国文学正从封闭式的发展融入世界文学的潮流，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儿童文学译介的第一个高潮期是五四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产生期。30 年代后，中国社会形势急剧变化，左翼文学声势浩大。儿童文学翻译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翻译作品反映了战争需要，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内容主要是战争与儿童的故事和科学文艺，成为30 年代、40 年代儿童文学译介的中心。

第三阶段新中国前5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1950-1977）和改革开放至20 世纪末（1978-1999）。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儿童文学翻译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儿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受到高度重视，翻译文本的选择基本趋向于教育方向，即共产主义教育，翻译服务于教育儿童，并配合各项中心运动，整体上这一时期的翻译文本选择比较单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儿童文学翻译进入了数量井喷时期。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突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走向了多元价值时代。

第四阶段21 世纪前20 年（2000-2019），进入21 世纪，儿童文学翻译有了新的发展。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高，同时呈现出新的翻译热点。图画书的翻译引进成为这一时期的耀眼明星，从翻译到本土创作，图画书又一次见证了儿童文学走过的道路，即先出现翻译，再有创作。人们耳熟能详的翻译作品大多出现在这一时期。如《爱心树》《野兽出没的地方》《逃家小兔》等等。除图画书外，翻译出版了大量儿童文学其他类的作品，如科幻小说、童话、百科、立体书等，风靡全世界的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系列就是21 世纪初翻译出版的。还有无数的儿童经典名著得到了重译，焕发出新的生机。

四、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策略的应用影响

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也影响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是归化还是异化？是增译还是删减？是改写还是对等？好的译本需要对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进行研究。儿童文学是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和译者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需求和特点。儿童读者的语言、接受能力、社会心理和美学判断与成人有很大的不同，译者的工作就是考虑这些不同并找出适当的策略来达到完美翻译。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是肯定的，语体是儿童接受文学作品的决定性因素，儿童文学有自身独特的语体特征。这一语体特征是保证儿童文学可接受性的首要因素。鉴于儿童的接受能力，翻译语言朗朗上口，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则更有吸引力。儿童童趣的创造是儿童文学翻译的本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来表现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可以引起儿童的共鸣。优美的语言和动人的情节能够永远吸引儿童，译者要再现诗化的语言，语言应该简单、形象、优美，同时在目标语中综合运用多种叙述方法。

五、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大量翻译引进了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文本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大来源，如今也继续影响并推进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然而，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盛况并没有迎来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热潮。与实践相比，理论研究规模小、数量少、质量也尚需提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眼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理论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加。意识形态的引进正在影响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同时影响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儿童观的转变及发展。

儿童文学翻译实践方兴未艾，理论研究也应该迎头赶上。新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会更广阔。

六、结语

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影响的方式多种多样，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大到影响文本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小到影响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本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或隐或显，但却无法消除。意识形态的引入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翻译研究从翻译标准的框架里跳出来,转而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从单纯的语言层面上转向研究语言外的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的制约因素。翻译不是一方净土，没有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利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