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蕊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几十年的成长道路虽充满曲折，却也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力量，呈现出斑斓的学术景观，收获了一批批专业研究人才。如今，这门年轻的学科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在学科自我意识、史料建设、研究方法、研究视域、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如若暂时跳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圈，抛开局内人的身份，在学科研究外围以局外人的身份反观学科现状，笔者时不时会感到一种困惑：从理论上来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关注的是离我们最近、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已将时间线延伸至21 世纪，形成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学科发展态势，然而我们的相关研究却对当下音乐生活，甚至是社会现实影响甚微。“中国音乐学尚不能针对当前高度复杂的音乐现实和高速发展的文化生活提出具有深度的理论阐释，并在总体上缺乏应有的当下意识与当代立场。”①整体来看，目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也存在这种比较尴尬的状况。

追溯历史固然重要，但直面当下也应得到重视。当下离我们如此之近，各种资料与信息量规模庞大，大量鲜活的人与事值得关注，许多记忆仍依稀可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当下视为一种能切实感触到的“流动的”“活着的”历史。但直面当下也存在诸多困难与争论。从学术角度来看，在当下音乐生活与社会现实中，很多被关注的对象仍处于变化发展的时段，诸多事件与史实缺乏历史沉淀与时间距离，很多不确定的、变化的、复杂的因素交织，导致研究者难以做出论断。再加上研究者学术视野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使相关研究在史学层面缺乏客观观察与深入剖析，很难达到学术研究中的独立、自由与超然。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学者更要怀着触碰当下、理解现实的关怀与勇气，把目光逐步从“遥远”拉到“近前”②，加强与当下对话。那么该如何面向当下？笔者将从史料呈现、研究视域、研究方法这三方面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作品复排：乐谱史料呈现的新思路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所言。”③当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史料建设依然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新史料的寻求与挖掘这一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用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言来形容如今学界新史料的挖掘工作，显得尤为贴切。在搜寻、挖掘各类史料的同时，如何合理有效地研究、呈现，使其在当下发挥应有的学术价值，是值得思索的。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百余年间大量存在的乐谱史料，除了进行整理研究、实物保存、印制出版、电子化转换等“无声”的呈现方式以外，是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这些乐谱加以“有声”再现？毕竟音乐是一门特殊的艺术，比起静止于纸面上的音符，实际的音像更能为研究者带来最直观的切入点。

近年来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很多历史作品被重新搬上舞台，尤其是一些大型歌剧作品的重新复排。例如2012 年中央音乐学院复排历史歌剧《荆轲》（王泊生编剧，陈田鹤作曲）；2014 年南京艺术学院复排歌剧《秋子》（陈定编剧，李嘉、臧云远作词，黄源洛作曲）；2015 年沈阳音乐学院对大型经典歌剧《星星之火》（侣朋等编剧，李劫夫作曲）进行改编创新；2015 年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复排《流亡曲》（刘雪庵、叶琼编剧，江凌作词，刘雪庵作曲）。这些被复排的历史作品，重新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不再仅仅作为一纸文本无声沉寂于历史的“抽屉”中。笔者认为，将复排作为近现代乐谱史料呈现的一种新思路，也未尝不可。但这种处理方式存在很多问题与争议，如何在尊重历史、尊重原作的基础上，适当地与当下的时代审美、时代特征相融合，对历史作品重新演绎、解读，是必须要深入思考的。

对于复排，笔者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些看法。我曾参与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对历史歌剧《荆轲》的复排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荆轲》现在只残存部分声乐旋律手稿，且当年演出的具体情形也未能寻获，因而将这一珍贵的历史作品重新搬上舞台绝非易事。复排组将此次复排定位于学术演出，在六个月的复排过程中，对歌剧乐谱文本及其相关史料严谨、深入地研究、考证、剖析，并结合对陈田鹤大女儿陈晖的采访，对该剧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之后，在尊重原作与我国歌剧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融合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审美，对该剧剧本与音乐加以编配。并在一次次探讨与排演中磨合改进，以求对作品进行更好的呈现。

笔者通过此次全程参与充分认识到，对于历史作品的复排，前期必须要做好扎实的史料工作，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整理，须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对音乐文本作深入分析。排演中要反复斟酌与推敲，实践与文本相互关照。一定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在当下语境中切实把握好再创作与编排的尺度。即使最终复排完成后，对存留的一些问题，仍应保持求实、反思的态度。唯有这般，复排才具有其历史意义。

可以说，复排中的每一个过程，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当下的我们怀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怀与历史进行的对话，是我们试图触碰历史，重新体验历史，探究其面貌，寻找其真相时产生的磨合与碰撞。而相对于单纯地解析书面文本或欣赏音乐作品，复排实践中的磨合与碰撞所带给我们对历史的感悟，要更为深刻与真实。因此，复排作为当下中国近现代乐谱史料呈现的一种思路，在重新挖掘、演绎历史作品的同时，为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使得音乐史研究更为鲜活。

二、音乐现实：研究视域的深入拓展

除了“动手动脚”找史料，在研究中探寻历史以外，持续深入地关注当下音乐现实，产生具有深度的论断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的。

第一个方面，是将研究视域扩展到大众音乐领域。我们的研究既需要面对“阳春白雪”，也需要面对“下里巴人”。以往，我们习惯于将“高精尖”的专业音乐创作作为主线贯穿于历史研究中，对于诸如流行音乐、影视音乐、广场音乐等大众音乐不够重视，并抱有一丝默然与偏见，认为它们过于通俗、粗浅，既无复杂的音乐技术，又无深层次的审美内涵，也无过高的社会价值。其实，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无论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盛行的“时代曲”、抗日战争时期迅猛发展的抗战歌曲，还是1949 年之后异常繁荣的群众歌曲，亦或是20 世纪80 年代逐步兴起的流行歌曲大潮，这些和大众密切相关的音乐形式一直存在于历史中，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直至今日，在多元开放的音乐文化发展与复杂的社会变迁中，在现代传媒发展和商业消费的推波助澜下，各种形式的大众音乐层出不穷，呈现出一幅丰富、鲜活，甚至令人迷乱、困惑的景象，也给当下音乐创作、实践参与、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造成巨大的影响。以流行音乐为例，当代社会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些现象：网络“神曲”掀起的一股股跟风热潮；自媒体平台带动下，青年群体所追捧的“热门”音乐层出不穷；电视上各大综艺晚会、流行歌曲音乐竞技节目掀起的追捧狂潮；甚至在相当一部分从事专业音乐活动的群体中，也并不排斥流行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还有一些“高雅音乐”接受了大众音乐的实践机制，成为一种复合音乐形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等等。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代表着精英文化的专业音乐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拥有着规模不小的、特定的受众群体，但大众音乐已悄然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当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与音乐文化发展的有机构成，对其他音乐文化产生的影响更不可小觑。

因此，在当下学科研究中，调整已有研究思路与知识结构，将大众音乐放置于整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借助国内外研究成果，以专业的、多维的、交叉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是值得重视的。不可否认的是，大众音乐虽最能承载公众的心声和所需，但也确实存在良莠不济、泥沙俱下的现象。过于商业消费和娱乐化的发展，使其缺乏社会责任感，一些粗制、低俗的内容也引发社会忧虑和批判。所以研究者更需具备责任心来面对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正如于润洋先生当年对流行音乐论断一般：“对它(流行音乐)应该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与其批评它、判决它，不如认识它、阐释它。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也许会对它在我国音乐生活中的健康发展、创作和欣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某些引导作用。”④这一论断对当下研究中如何对待大众音乐同样适用。

第二个方面，是将研究视域扩展到对外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时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内政外交与文化政策，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对外音乐文化交流深受国家政策影响曲折发展，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功能性与目的性，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整体来看，从国家成立至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对外音乐文化交流均以国家的名义展开，从制定行程、组织演出团体，到选派参演人员、指定参演节目等环节，所涉及的一切行为都具有强烈的国家性质与意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外音乐文化交流向更广、更深、更全面的态势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格局面貌。如今，我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关系中空前增加的国家因素深刻影响到对外音乐文化交流。在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加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外音乐文化交流成为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极为独特灵活、行而有效的方式大步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树立国家形象，构建文化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音乐史价值。

因此当下学科建设中，除了关注国内的创作演绎、音乐教育、音乐思潮、音乐现象等方面之外，以一种国际视野与大格局观念，将国家文化战略影响下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增强相关研究，对于推进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实际上来看，也为当下如何传播我国优秀音乐文化，从音乐维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在国际社会塑造文明的东方大国形象，增进国家间友谊与文化尊重，如何在音乐创演中坚定文化自信、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思考。

三、学科互鉴：研究方法的多元应用

由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史学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交叉、互鉴的研究方式一直为学者所提倡。当下学科发展中，随着研究话语的打开，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拓展，学科间的交融、对话，知识间的跨越、整合被进一步强调。学术视野的开拓，学术观念的更新，知识架构的拓展，研究方法的互鉴，扩大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范畴，促进研究成果的新突破。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学科发展的一种重要导向。

“我们不应满足于仅仅巨细不遗地罗列众多的音乐现象，然后加上限于从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若干议论，而应当揭示那些隐藏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之中的深层音乐文化心理及其发展规律。历史科学的新发展已经要求我们超越那些长期形成的径渭分明的学科界限，而新的史学成果，也往往产生在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⑤可以看到，在音乐学内部各学科越来越细化、深化的同时，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与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等音乐学内部各学科的交融、互鉴已经十分常见。如今，很多学者更提倡在大的背景、大的历史中衍伸、拓展，强调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文化层面的研究。借鉴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等相关研究，丰富与人文学科的思想碰撞。在立足音乐本身的基础上，以互文的角度，关注其历时与共时层面，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人文价值、历史意义，以此来尽可能地呈现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面貌。此外，由于学科自主意识的增强，学者们除了在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以外，更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和大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研究主动对话，并对这些大的学科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以交叉、互鉴的研究方法关注多元的研究对象，是需要在当下学科发展中继续推进的。但这种推进又谈何容易，更需要学者们，特别是我们年轻一辈在当今学科建设中好好把握机遇，不断增强自身学习，在继承传统、夯实基础的前提下，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向前走，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取得更多收获。

结 语

任何一门史学研究都是严谨、专业，甚至艰涩的。但笔者仍希望当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不要太过于习惯高深，不要钻入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不要让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阁”。应该让我们多具备一些当下关怀、入世精神与参与意识，使学科研究在当下社会现实中具有更多的责任感、时代感和鲜活性，使研究成果更大程度地作用于今人，尽可能地在受众群体中产生更广泛的效应。让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能“为经世之用”，“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⑥，而不要让其成为一门远离当下现实的学科。

虽然面向当下的音乐研究存在种种难题与挑战，但只要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足够的史料，有条件采访一位音乐家，追寻一段鲜活的记忆，记录下某一个史实，努力去揭露其中缘由（哪怕只是一部分），总结其历史经验与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大胆研究、尝试。唯有如此，我们的研究才能一步步从小到大、由点及面、由浅至深、由简到繁，在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下音乐发展中发挥学科“近距离观察历史”⑦的特长，在争鸣、求索、实践的曲折道路上丰富学科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研究者必须要不断加深自己的文化修养，对曾经的历史有着深刻透彻的理解。否则，面向当下的研究，就很容易偏离研究的“本心”，成为缺乏深度、没有依据、浅尝辄止的一纸空话。

①杨燕迪《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愿望》，《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 年第1 期，第9 页。

②⑦蒲方《回顾学会30 年思考学科危机——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为参照》，《人民音乐》2017 年第5 期，第65 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版，第39 页。

④于润洋《对流行音乐应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 年第3 期，第3—4 页。

⑤修海林《对音乐史学发展的探讨》，《音乐研究》1986 年第3 期，第7页。

⑥同③，第14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