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娟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河北秦皇岛 066004）

南希·弗雷泽性别正义观的时代背景以及理论来源

在美国家庭福利制度的转变过程当中，克林顿当局将美国实施三十多年的失依儿童家庭援助项目(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FDC，彻底废除，而改革实施了一项通过增加工作条件、限制受益时效、控制经费增长、实施制裁惩戒的更为严苛的福利政策“贫困家庭临时援助”项目(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简称TANF。希望通过这种转变，促使坐吃山空的人通过工作改变贫困。这样的福利政策的着眼点在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但整个社会的向着公平正义欣欣向荣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妇女和单亲母亲却陷入了艰难境地。正是在对于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女性主义批判中，弗雷泽提出了其性别正义理论体系。因此，毋庸置疑美国福利制度改革举措及其盲点对女性所引发的直接伤害是构成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的重要现实背景之一。

伴随全球化深入而孕育出的理想场景本应是覆盖面更广的公平正义，而实际上，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女性承担的远比男性沉重，可以说性别化特征也体现在全球化影响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一边为女性提供数量种类繁多的就业机会，但与之相伴的另一边受到更为深刻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无法逃脱，由此一种工作上的主奴关系植根于两性之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高需求的需要与消费主义相伴而生，女性愈发严重的依赖男性的经济援助。“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以及否定轻视家庭劳动的价值，愈发形成为全球化的刻板印象，女性政治话语权伴随全球化的深入不断被剥夺。

在多元文化认同下，第三波浪潮中的女性主义学者受到话语背后知识和权力共生的深度关联的影响也即福柯话语权力分析理论，将语言文化方面放在重点领域研究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非正义。在多元文化认同下，少数群体尤特别是女性群体能够发声，由此助力最广泛的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弗雷泽由此在她的性别正义理论建立起文化维度。

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的主要理论来源有三：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女性主义正义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传统。其中，尽管弗雷泽并未完全接受和吸收马克思对于正义的一些观点，同时她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也很大程度上忽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中的不正义，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并非彻底要求废除或转换社会性质，但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深深启发中，弗雷泽的理论观点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她一直着重着眼于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非正义现象，所提及的矫正性别非正义的有力措施要求消灭劳动中性别分工。当代自由主义者观点是作为私人领域，家庭生活处在正义话语范畴之外，相反激进女性主义者观点是实现妇女解放要深入到私人领域方面，不留死角。综合以上两种观点，弗雷泽对待家庭中的正义价值更为审慎，勾画出实现家庭内部性别正义的极具针对性的构想。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代表学者，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处处发扬着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批判传统，例如穿透女性视角，她对美国的福利制度的进行了严厉批判，从而提出其系统的三维性别正义理论。

南希·弗雷泽批判性别非正义

弗雷泽指出性别非正义主要有三方面表现：第一，经济非正义，社会经济的分工标准是性别，家庭内部的事物包括家务劳动被视为零价值，因此这样“无酬劳”的工作分配给女性，女性的劳动被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而部分在家庭内部工作之余有时间的女性，只能选择从事低报酬、工作环境恶劣等服务性性质为主的兼职性工作，导致在经济的分配制度中女性地位低下；第二，文化承认的非正义，在传统道德思想和家庭内部教育的共同促使下，社会主流或非主流思想都竖起大男子主义和厌女主义的旗帜，因而甚至在各类作品、宣传物中女性形象无一不被视为男性的附庸，归属于男性私有物的一层，女性独立的人格被物化，甚至在倡导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启蒙思想中也将女性排除在外；第三，政治代表权的非正义，女性的政治权利一直缺乏正视、遭到挤压：妇女平等参政权的缺席、男性错误地代表女性、政治元话语的空间决断根本上阻断了妇女的普遍正义诉求。

弗雷泽在点明性别非正义过程中认识到性别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它是一个二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阶问题，也即性别本身承担着双重维度——社会经济维度和文化承认维度。她认为导致女性地位不平等的基础原因是经济结构的男性化设计，具体表现在女性被压迫的状况存在于家庭义务和社会要求两方面中。同时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深刻剥削的无偿的家庭内部劳动正存在于“社会再生产”之中，这种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却被视为无偿，女性扮演者无私且无声的角色，这种“无私”加深了经济非正义的程度，这种“无声”延长了性别非正义的时限。弗雷泽认为，性别不正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统治由男性主导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下全球各种社会制度、政府机构、宣传媒介林立，在这种道德捆绑和制度封闭的状况下，女性便日趋成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深深依赖男性的“奴隶”，女性觉醒成为幻影。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批判了这种扭曲的女性形象呈现在西方文化价值观之中，鞭辟入里地驳斥了对大男子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伦理纲常。最后，弗雷泽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公约是一个阻碍女性主义运动的跨国领土协议的公约，因为这个公约强调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界限分明，但是对于弱势者的话语权而言构建一种公共交往平台来实现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协商是必不可少的，女性必须将代表自己声音和权利要求等填充进国际性框架和协议之内，与此同时还须真正直面来自跨国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压迫，寻找跨国性具有普适性的要求与措施，由此才能促成真正掌握并行使政治代表权的要求。

南希·弗雷泽性别正义观的未来构想

弗雷泽指出，既然女性经受着三种在理论上不同的非正义：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及错误代表权。那么她们要求三种不同类型的非正义矫正：再分配、承认及代表权。弗雷泽由此建构了其独创性的三维性别正义理论，并开展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性别非正义的三维批驳。

弗雷泽认为应将“承认”归纳成一个正义问题。承认范式在解决性别非正义的方式上，能够要求重新阐释价值观念以及重新评估身份，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得以改观，对文化产品中贬低的女性群体的行径强烈回击，承认两性文化差异，直面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衡，改进整个表达、理解与交流的社会交往模式。同时弗雷泽认为承认并不仅仅针对女性群体的泛泛的承认，而是对女性群体内部每个独立女性个体的社会地位的研究。因而只有当文化模式在制度化过程中男女社会地位平权，将每个女性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与旁人无异，这才能称之为对性别正义的承认。在解决性别非正义的方式上，再分配范式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利用国家政府“有形的手”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劳动分工这个根本层次祛除性别标准，着力于财产所有权结构构成，在经济发展的各类决策程序强调纳入女性声音的民主。在对差异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与承认范式不同，再分配范式对差异性是不承认的，在再分配范畴，女性群体并不具有差异性，应与男性群体一样。但是，正义的完整内涵中除了再分配与承认，还包括第三个维度，政治层面与前两者同样重要。代表权不是独立的范畴，他作为政治层面的要求，能够辅助再分配和承认的实施，明确了正确的政治诉求，确定了众多层次和边界，这点弗雷泽在《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曾详细阐述:“它告诉我们谁被算作有资格参加公正分配与互相承认的成员圈子内，谁被排斥在外从这个层面上说，没有代表权，就没有再分配或承认。”除非承认与分配集中到代表权的实现上，否则不能够发挥富有实效的作用，使女性参与到广泛的政治议定和公共事务中成为现实。代表权的重要性正体现于此，她继而提出“参与平等”这一定义并作出阐释，为实现平权，满足女性追求平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并拥有平等的参与。

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还对未来作出了更为丰富的构想从跨国领域到家庭内部，都有她思索的影子。在跨国领域，她提出了一种崭新视角，指出女性追求性别正义不应拘泥于传统的国家、限制在公共领域之中而要转向展开国际合作，斗争目标从国内扩大至国际范围，实现跨国斗争。跨国活动中，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仅基于国家范围已成昨日黄花，日益增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随着后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跨国活动的开展而频发，跨国公司、全球治理、跨国战争、国际运动等。与性别不平等的跨国活动而来的是性别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错误建构，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要求性别正义要融入到国际政治秩序之中，为全球化框架加固，倡导国际救助和互帮互助处处生根。因此国际女性形象在弗雷泽笔下是向上的、包罗万象的、为自己权利奋斗的。同时为真正实现性别的公平正义，摆脱社会各方面的阻碍，弗雷泽意识到仅仅从跨国领域框架下理解性别正义无法概括的破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的困境，因而她提出了七大规范性原则：反贫困原则、反剥削原则、收入平等原则、休闲时间平等原则、平等尊重原则、反边缘化原则、反大男子主义原则，以进一步细化自己的理论，使自己的理论从空中阁楼回归现实，使理论的运用沾上实践性的泥土。结合七大规范性原则，不断反思“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和“照顾者平等模式”的弊端和可实现性，弗雷泽构造出“普遍性照顾者模式”，这个模式意在使照顾者这一角色不再限定为女性的任务，支持女性，女性不需要改变对家庭和工作两方面的照料，而是增加男性家庭工作和事务的份额。该模式一针见血的指出男性也应是家庭事务照顾者，根本上抹平女性在家庭和社会角色想转换中的分裂并切实解决了性别分工，这个模式能够在观念上消除性别不平等的观点。家庭劳动是私人领域这一悠久而腐朽的观点被该模式打破，家庭劳动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将男性与女性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得以改观，男性和女性都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

总结

南希·弗雷泽展开了分配不公正、承认的错误和代表权错误的问题的批驳。其性别主义正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再分配和代表权制度，这三个维度针对性别非正义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论述。南希·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正义理论不仅继承了一定的古希腊时期男女平等思想、文艺复兴的女性解放、启蒙运动男女教育、政治平等思想，还与马克思主义有紧密联系的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她为世界女性主义理论都做出了鲜明的贡献。对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助力社会公平正义思想深入形成，对于新时代下中国女性在社会中地位提高和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提升有着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彰显着女性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