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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资本主义及碳交易的分析与批判

2020-12-07张佳园

山西青年 2020年18期
关键词:资本主义交易生态

张佳园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44

长期以来,生态环境的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运动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主要的商业评论员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为了应对社会对气候变化日益增长的关注,重新组织资本主义的初步尝试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纽维尔和帕特森等学者指出,碳交易等新的治理机制正在形成,人类正在见证“生态资本主义”的新范式的出现,这种范式是为了让全球经济政治脱碳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增长。但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新论述,以及为了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而开发的新的政治经济工具,是否真的能够带领资本主义改革?

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布伦特兰报告》的发表使“可持续发展”的呼声第一次高涨起来,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则阐明了自由主义规范的复杂性,并在该会议中主导了环境治理方法的制度化进程,该宣言立足于两个基本假设:1)自由贸易制度和高经济增长率不仅应该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兼容,更应该是视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先决条件;2)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是实现该目标最合适的工具。根据这些原则,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引入的碳交易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首选政治经济工具。尽管纽维尔和帕特森等学者以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各国代表都对谈判表示乐观,但是由于碳交易的复杂性及其应用所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碳交易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工具。但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将这些问题视作碳交易作为政治经济工具无效的论点,更有学者将碳交易放在“新殖民”的维度上讨论,因为作为绿色经济的一部分,它正对生态系统服务与其他环境商品进行定价和累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扩张。

在上述这些分析当中,虽然对已有的环境保护政治经济工具进行了批判,却没有将其放置在更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中来讨论,本文将会建立马克思主义为分析框架,以探讨以下问题:1)旨在帮助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碳交易工具是否能为资本主义的转型提供动力?2)还是将其放置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轨迹中,以人类最熟悉的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动力不断地倾向于推动经济进程超越可控增长的极限,因此如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危机同样标志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进步,环境危机同样,是由于资本主义持续消耗自然资源所导致的。国外相关领域研究较为完备,本文将回顾多位国外学者的观点,借助四种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以分析1)碳交易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部分;2)碳交易如何在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制度下发挥作用;3)如何对世界各地的生态转换产生影响;以及4)发展中国家及其精英在“生态资本主义”中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研究背景

全球大部分不同立场的政治精英、商业领袖、活动家以及科学家似乎都达成了减轻气候变化的共识,这种共识也被成为“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其任务是在保持国家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扩张的同时,脱碳和进行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的政治经济工具就是碳交易。

排放交易机制的构思并不新鲜,但正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首次为碳交易建立了一个全球框架。作为国际气候政治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京都议定书》为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目标,他们认为只有市场机制才能以一种有效和经济的方式实现减排。例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其目标是在2008年至2012年的首个《京都议定书》履约期间,将欧盟的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除此之外,《京都议定书》还为引进清洁发展机制提供了框架,清洁发展机制是一个碳补偿市场,使发达国家能够从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清洁发展”项目中购买碳排放额度。

清洁发展机制已经成为了一项迅速发展的业务,在2012年,市场产生了超过20亿个认证减排单位,数据预测到了2020年,这种补偿市场的产业价值将会增加两倍,一些研究人员指出,清洁发展机制所获得的资金经常补贴污染企业,并使其合法化,而不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本应作为清洁发展机制的组织的行为更像商业发展机构,并不着眼于长久的公共利益。虽然一些乐观的分析表明一部分技术确实实现了转移,但批评者指出,这些技术往往是相对简单的,并且以一种极度低效的方式进行转移。例如在泰国当地使用稻壳作为原材料的清洁发展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做法。类似的项目还有很多,它们都对农村减贫没有任何显著的贡献,甚至有学者指出目前没有一个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能够实现《京东议定书》的双重目标。

二、资本主义及其与自然的关系

回顾当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碳交易进行批判性理解,通过代谢裂缝、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剥削式累积与发展不均和亚帝国主义四种方法,试图将自然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纳入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讨论当中,并对国际分工的新格局进行辩证发展的理解。笔者认为,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可以有效地了解碳交易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位置,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权力重构的作用。

(一)代谢裂缝与生态危机的辩证法

当代自由主义环境问题管理方法认为,可以通过评估“自然极限”并建立市场机制来合理分配对环境商品的使用权、污染权以及对环境的使用权等问题来解决温室气体过量生产和排放等问题。人类生产活动影响非人类自然环境的方式,以及自然系统如何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塑造人类生产系统,具有不可预测性和辩证性,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商品化加速的条件下,以及由于原材料、粮食资源和污染物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不断扩张的路径中传播得越来越远,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系统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马克思通过采用“新陈代谢”的概念,认识到人类生产方式和自然系统之间交换的连续性,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借用了李比希的概念,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和城乡组织条件下“社会新陈代谢相互依赖过程中不可弥补的裂痕”的出现,利用这一概念,马克思指出了城市化以及农业和贸易活动带来的裂痕。“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之间的平衡十分岌岌可危,因为财富的累积和自然的保护并不能完全对等,以市场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将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成本“内在化”,以“调整价格”。但是,由于其稀缺性增加了市场上的交换价值,环境的破坏和新的自然“商品”(如碳排放额度)的商品化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另一些人为代价而得到获利机会,虽然支持者认为“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战略性保持盈利本身不应被视为一个问题,但它的盈利总是依赖于外部,即将工业成本“倾销”到自然界和较弱的社会成员当中,但对于被倾销者如发展中国家,尽管生态危机可能使他们陷入困境和苦难,但将为拥有战略资源和有远见的人提供获利的机会。

总而言之,代谢裂缝的方法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根本冲突。资本主义是一个必须不断扩张的体系,不断寻找新的原材料来源、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新的市场,就其必须增长和扩张的本质而言,最终将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相冲突,并且不可避免地,这种扩张主义战略会出现赢家和输家,对全球社会和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资本主义世界生态

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将生产和累积的生态意义放到中心位置,认为现在世界体系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通过一系列危机、新模式积累、扩展和“全球生态定位”而发展起来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在自然中发展,不如说是通过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混乱而偶然的关系发展起来的,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概念化为构成一个不断变化的全球“世界生态”或一系列“生态制度”,并用以解释金融化、工业化、帝国主义、商品化等社会生态项目。

遵循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社会生态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缘起一直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生态的破坏和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资本主义的特征,推动资本主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制度变迁,其间不时出现工业和农业危机以及“世界生态革命”,这些不同的生产变革是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急剧扩大占有人和自然的资源而实现的。然而,它一直无法增强其物质基础,导致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能源等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因此,当代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迫切需要为剩余价值的利用创造新的机会,而新的自然商品化形式正是由这一必要性所塑造的,碳交易恰恰发挥了这种功能。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缺乏对当前“地理重组”的处理,无法对当代资本累积、社会斗争和环境转型提供关键的洞见。

(三)发展不平衡及剥削式累积

考虑到资本积累的运作方式及其对社会生态网络的影响和资本积累重塑生态系统的过程,学者阐述了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的三个方面:空间和时间上的资本积累,在各种地理尺度上展开的相关的政治、社会和阶级斗争,以及过程中“积累与处置”的关键作用。

剥削式累积促进了包括人口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转移以及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在他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中所描述的原始累积,而当代的剥削主要体现在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强行驱逐人口;各种形式的产权转换;压制公地的权利;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制止生产和消费的(本土)替代形式;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资产的殖民;交换和税收,特别是土地的货币化;金融化,包括国债和信用体系扩张的使用和滥用。这种包括争夺土地、水、生物质等资源的剥削式累积为资本渗透提供的新的机会,使其能够克服制度危机,而其背后往往有着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国家系统支持,对较为弱势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负面影响。虽然能够帮助阐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进程,但此种分析方法同样存在弱点,它没有充分描述这样的扩张过程是如何在特定国家内部,或者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

(四)亚帝国主义与马克思依附理论

亚帝国主义的概念是在1970年代作为马克思依附理论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可以用以帮助解释特定国家和地区对接受碳交易背后的理由,更具体地确定新兴经济体在推动碳交易这种政治经济工具在全球扩张方面的核心作用。一个独立国家从属于另一个核心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集团,通过从属关系让自身的生产链条可以存活,继而延续这种依懒性,这导致了从属国家的劳动力过度开发,对原始商品出口的过度依赖,继而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一定工业化水平和金融资本的依赖型经济体实施相对扩张的政策,以获得进入其他边缘国家市场和原材料的机会,并向其他边缘国家输出资本,他们的地位使这些国家得以利用其他外围市场,以试图克服其自身依赖经济的矛盾,但事实上,由于依赖型经济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些国家的资本更加倾向于投入在该方面,因而压榨了其他新兴领域的发展。

(五)以马克思主义框架理解碳交易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重申了碳交易和其他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当前自我完善的作用,碳交易不仅创造了一种可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做法,而且为企业和金融行业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因而受到了强大的经济体的欢迎,这也激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以及工业社会可能因此成功地“脱碳”的可能性进行了相对乐观的分析。

但是我们回顾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见解,这样的机制表明了为了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自然可以作为一种无限的资源得到可持续的管理,即使碳交易可以最终达到让经济增长脱碳的目的,但其本身就对环境与社会造成了大量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碳交易可以说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最新体现,只是全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不断进行的危机管理、转移和彻底改革,以及不断追求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其中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碳交易可以被理解为创造一种新的环境商品,它引入了一种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新机制,并在创造积累机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碳排放的权利变得商品化,在国际组织的监管下变得合理化,使得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易更加冠冕堂皇,这些过程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发展中的剥夺、不平衡发展和次帝国主义进程,同时在许多清洁发展项目所在的地区加剧了生态退化和不可持续的、容易发生危机的发展道路。

三、结论

(一)批判看待碳交易

本文旨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对碳交易的批判的价值,该批判将政治经济工具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的更广泛历史背景中,尽管有些学者将碳交易视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体现,但笔者仍将这些新兴的政治经济工具仅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连续的过程,理解为资本主义动力轨迹的一部分,这种动力以特定的方式构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笔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碳交易符合并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其驱动因素是资本积累机会的不断扩大,既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性,又表明其连续性。其具有创造性,实因为创造了新的商品,可以在这些政策的新市场上进行交易,例如,清洁发展机制使碳排放在全球的贸易得以商品化。但是,碳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还延续了以前的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扩张形式:1)通过新商品的不平等分配加剧了先前存在的不平等,某些集团相对于其他集团而言,拥有更多资本积累的机会;2)补贴会破坏环境生态的活动;3)通过剥夺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不均衡地分配生产活动对生态的负面影响。因此,尽管那些设计并从碳市场中受益的人可能认为它们是成功的生态“解决方案”,但遭受负面外部影响(包括气候变化)的人口却在物质上和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力,并发现作出回应变得越来越困难。

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涉及到不平等的全球发展形式,这些不平等的发展形式常常构成“新殖民主义”,剥夺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权利,而精英阶层,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则通过这样的剥削富裕起来,尽管这种机制的目的是转向更绿色、更公平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其实际操作上却带来大量负面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且在生态环境上被剥削,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舞台上缺乏话语权,即使最后资本主义经济真正能够达到脱碳的目的,其过程也是充满矛盾,并且要以社会、经济作为代价。笔者认为,碳交易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反而在使精英阶层受益,重新制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在不断地不平等发展之中,剥削非精英阶层的权利。

(二)对我国的启示

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依存于自然,人类的行为方式反过来又影响自然,因此,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对自然的整体性的影响,还需要做整体性的反思,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重要理论资源和实践之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在发展的道路上,我国还需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坚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牺牲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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