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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自从2012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正式提出到目前为止其研究成果丰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例，在其输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个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相关研究已经超过三万。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领域[1-2]、价值观研究领域[3-5]、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领域[6-8]，新媒体技术领域（比如微博、微信、短视频等）[9-10]、马列主义哲学领域[11-12]等。然而，在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中涉及对外传播的不超过三百。比如，马娟从“一带一路”这一政策背景出发研究了岭南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因素[13]。徐文永从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了海外华人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产生文化认同，研究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链接海外华人的桥梁和纽带[14]。虽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阐释，但大多流于表面并未结合相关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及国家形象构建做深入分析和探讨。

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等理论出发，探究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遇到的问题，并根据这些具体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旨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顺利进行，也为将来的学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形象内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西方学术界对核心价值观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核心价值观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一国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中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意识、信仰、理性、目标和利益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意识形态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国从三个层面（国家、社会和公民）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它具有普遍性、民族性和崇高性三个特点。学者候惠勤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运作模式和制度以及这个国家借以扩张和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因此从这个程度上讲它是“国家意识形态”或“制度精神”，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15]。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明扼要的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国家形象

美国著名新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率先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国家形象问题，强调了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价值体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人们在处理信息的时候要经过价值体系的筛选，并不是随意的毫无章法的来处理信息[16]。因此，不同媒体对同一个国家的报道，由于筛选机制的不同会塑造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他提出国家形象蕴含地理空间维度、物理维度和心理态度维度，并强调国家形象主要是由心理维度塑造的。国家形象涉及的是他者的评价，或好或坏，或敌或友。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是他者的主观印象而不是客观事实。随后，国际著名政治研究学者们肯定了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包括奥尔·霍尔斯蒂（Ole R. Holsti）,阿波·拉什(Alpo Rusi)、尤尔·布朗芬布轮纳(Uri Brofenbrenner)和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他们指出国家形象可以影响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他国的外交政策并且与国家利益呈现正相关的关系。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家形象被抽象为国家品牌，不仅具有了视觉的烙印，成为了表意功能的符号，而且具有了意象表征抽象概念和精神的品质。李智认为国家形象“是指能够代表国家的具体的国家‘意象’（往往是强有力的、充满活力的、有魅力的、积极正面的）”[17]。这些表明国家形象与一个国家的价值维度息息相关，包含对国家实力和国家意志的综合考虑，受到认识对象国、认识环境和目标受众等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

一个国家的内在灵魂由价值观来体现，一个国家精神的内涵则是从核心价值观中提炼出来的。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离不开正确有效的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或被塑造中起着重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18]。有效的对外传播，有利于消除他国受众对中国的误解和敌意，从而形成积极正面的评价，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构建和谐友善的国际形象。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观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的东西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对个人和国家所起的作用是软性的，是一种软实力[19]。这种软实力是通过积极引导和吸引而获得的，不是通过严酷压制、惩罚或强迫而获取的。它是由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意图和政策所引发的吸引力，公众认为合理的政策定能增强国家的软实力[20]。王泸宁指出软实力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价值观的引导力、社会制度的政治力、政治制度的控制力、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决策力和行动力等诸多的内容”[21]，这些内容中价值观占据核心的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所有价值观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作为软实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传播。比如毛泽东曾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附”。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2]。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表明当价值观以任何形式渗透在个体或国家之中时，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能说服和控制一个国家或个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或个人在他者眼中的形象。

（二）作为构建国家形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各项政策、法律法规和社会制度之中，也体现在国家领导人及其他政府主体的言行当中。并且它也以观念的形态渗透到国家形象的各个环节之中，是构建国家形象活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影响国家形象的构建。一方面国家形象的规范和调整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这主要是因为它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从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中提取凝练而成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规范体系[23]。它往往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策当中，他国可以通过中国的对外政策来验证其合理性。一套获得国际认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给中国带来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而且可以使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它可以统摄和引导国家形象。核心价值是对国家价值体系的整合，是在协调各种相互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统摄性的功能。中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比如教育和宣传等，来影响个体或群体的情感和认知使之与国家的意志趋向一致。国家形象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种信息或活动都可能成为评价国家形象的元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能够引导公众产生强大的情感共鸣，有利于积极推动建设良好的国家形象。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外传播存在问题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误读

国家的身份、形象以及利益是在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交互过程中形成的[24]。从本质上讲，国家形象不是自生的，而是在‘自塑’与‘他塑’的国际交往互动中形成的。而文化差异严重阻碍了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构建。赛缪尔·菲利普·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认为人类群体之间的最关键的差别不是他们的肤色、头发和体型这些外在物理特征，而是他们的信仰、体制、价值观和社会结构这些内在特征[25]。亚力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把国家之间的文化体系分为敌对的霍布斯文化、相互竞争的洛克文化以及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26]，不同的国家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些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严重制约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进行相互交流传播的是文化符号的差异[27]。人们在与他国公众进行文化交流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在理解他国文化时习惯的用自身的文化思维模式进行选择过滤，这很容易造就文化之间的误读现象[28]。中国在对外传播构建国家形象时，文化差异造成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原因。

（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偏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国家借鉴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自此，国际社会给中国贴上了“专制独裁”的标签。从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到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西方社会往往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国的发展。他们时而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而妖魔化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而唱衰中国。比如，针对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有益于全球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倡议，西方国家先后抛出了中国文化入侵论、中国政治经济威胁论等不实言论。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以“强盗逻辑”把病毒危机归咎于中国。实际上，西方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一直存有一定的偏见。中国形象以文化符号、文化现象或文化隐喻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构成了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他者”镜像。在国际传播中，一国的信息在传递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首先要经过本国的价值体系的过滤和筛选，进行选择性的报道，所以报道的内容并非总是真实完整的。在经过筛选和过滤之后，本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构建出他国形象。这些造成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偏差，阻碍了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存在误区

政府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实行“一刀切”的传播策略和途径，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和外延的阐释和界定，并没有对作为受传者的他国的差异性进行系统的了解，由于并未系统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受众的需求，因而并未做到有层次、点线面的精准传播。关于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所谓民主不同，中国的民主带有社会主义的特色和烙印，与我国的国情实际相契合，是真实的、没有门槛的民主。我国的每一位公民都享有参政议政及民主协商的权利。然而现阶段中国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式，还停留在低层次阶段，并未对受众进行细化研究，也极少借助于民间组织或新媒体进行多元传播，因此不能发挥文化的渗透力和感召力的作用。

五、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国家形象传播策略

（一）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传播策略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国家形象通常是通过文化表述来塑造的。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制定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整体规划，建立健全对外传播机制。运用整合的思维，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立体化的国际传播，制定中国传播文化的战略框架和长远规划。一是明确向他国阐释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生态发展的基本定位。二是确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根据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规划。三是明确我国在不同时期对外传播文化的重点区域、重点内容、重点对象和重点要求。四是政府以及各部门应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机制。因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统筹协调对外传播机制、建立健全各级部门应对重大突发文化事件的应急及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新闻报道流程及优化资源整合。其次细分受众市场，实现我国核心价值观的精准对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传受双方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导致他们对相同文化符号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需要站在他国的立场思考他国文化观、价值观以及媒体国际传播的特点进而对受众进行细分，用一种他国受众能够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文化符号传递信息，提升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进而有效的建构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是这个国家个体成员文化感知和行为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所以需要区别的对待才能有效的实现跨文化传播。因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明确辨析“他国”受众的文化身份定位。群体文化身份是“指个人根据其所处的群体所传递和灌输的主流文化，对自身的正式或非正式群体成员身份产生的自我感知”，群体成员对文化身份认同的程度，影响着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29]。二是要重视改造差异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应当在充分了解当地文化的特色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寻找双方文化的结合点。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才有可能被他国所认可进而形成“共有文化”。三是仔细考察他国的媒介文化。媒介在国家本体与国际形象提高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应对和化解突发事件带来的危机，也可以强化和利用危机危害来摧毁现有的价值体系[30]。不同的媒介文化会造成不同的媒介环境。受众处于自身所在的媒介环境之中产生了其特有的媒介使用习惯、信息处理能力和理解社会文化框架。另外还需要考量他国受众所处的舆情环境。对华舆情是他国公民基于已有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形成的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和评价。舆情环境影响着我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传授关系和传播环境。

在传播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传播的差异性，制定全面的传播策略，深挖中国文化的蕴意和功能，在媒介融合大背景下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技术手段和形式，进行相对全面的诠释，弱化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传播中国和谐的共同谋发展的国际理念。在促进他国了解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强化和构建和谐共同发展、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二）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话语体系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手段很大意义上被解读为这个国家政治的延伸。在国际活动中，国家的外交政治或活动直接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开展外交活动时应当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树立大国形象提出和谐社会的外交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国家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家公平正义”。随后我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根据新时代要求设置顺应当下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积极拓宽在国际上的话语空间，抵御全球霸权主义的扩张；针对西方文化入侵策略，开展有礼有节的价值观斗争；针对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担忧，中国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利益的前提下，深化多边贸易合作，打造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常态。中国在构建世界政治经济和谐发展的新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建立政府主导统筹协调的模式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传播学和信息学理论来看，对外传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传播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机制。首先，要摒弃传统的政府一刀切的对外传播模式，构建多方参与的多元传播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和个人共同参的模式。一是在对外传播中政府是我国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传播者，主要通过制定外交政策、参与外交活动、领导人的官方讲话这三个渠道进行。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对外传播策略的时候，应该根据本国的传播现状和目的，遵循国际传播规律，确保传播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系统性。二是统筹协调多元主体的传播机制。在确保政府作为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传播机制；完善多渠道传播路径，侧重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及政治对话等传播路径；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种形式共用、层次鲜明、价值导向一致、内容互通有无的立体传播体系。

（四）传播恰当的内容，把握文化语境，运用多义话语。

在传播内容的问题上应当把传递中国传统智慧、文化精髓、价值理念和道路优势作为基本的传播内涵。在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如何设计和选择传播内容变得尤其重要。这关系到受众是否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是否能够进行积极的反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体应该提前掌握受传国家的文化符号系统和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对传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精细加工。恰当的文化内容应当与当下他国的主流价值观相融合，并且能够满足文化群体的信息需求和提供不同文化体验的消费体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融合，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方式是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策略之一。这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实际发展的基础上，提炼出能够恰当表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核心价值观、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文化精神的话语；二是从中国公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入手，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吸引外国公众注意的中国公民生活话语。三是从新时代新文明入手，提炼出属于具有新时代特性的创新性话语。四是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新的格局入手，提炼出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文化共同体话语。

六、结论

习近平多次强调新时代要塑造中国负责任的社会主义文明大国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是在向国际表明中国的发展本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谋取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有利于消除国际上有关“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崛起论”的误解，为中国塑造一个和谐、文明、共同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外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一定的渠道和载体有效的向他国传递，促进他国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中国也应该持包容和接纳的态度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各种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