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刚 谢倩文

关键字：意象；唐诗；玉门关；河西走廊

一、意象的概念

诗歌的意象没有公认的定义，一般可以理解为具有审美意义的、传达了诗人精神品格和思想感情的物象。《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里指出了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

最早的诗歌意象来源于人们生活实践中遇到的事物，先民将这些事物记录下来，后人重复使用这些词语，使之成为固定的意象。《诗经》和《楚辞》中就有很多物象染上了特定的情感色彩，立意恒久，成为意象被后代诗文所用。比如“杨柳”——“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薜荔”——“采芳洲薜荔，流水外、白鸥前”（张炎《木兰花慢》）；“木叶”——“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王褒《渡河北》），这些词语渐渐广为流传、引征频繁，成了意象的一大来源。

有的意象来源于《左传》《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的典故和神话，后来也出现于历代诗文之中。如“二桃杀三士”——“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诸葛亮《梁甫吟》）；“机心机事”——“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柳宗元《秋晓行南谷经荒村》）；“女娲补天”——“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也有一些意象来源于坊间传说故事和俗语。比如“孟姜女哭长城”——“十日哭长城，长城为我裂”（杨维桢《崩城操》）；“牛郎织女”——“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俗语比如 “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

魏、晋、六朝、隋、唐及后朝历代，更多的意象来源于诗人群体对生活中事物有意识的选取。如果诗歌出名，则意象也会被其他人使用。比如谢灵运的“春草”——“池塘处处生春草，芳思纷缭绕”（赵孟《虞美人》）；谢朓的“澄江如练”——“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钱起的“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一联一鸣惊人，宋朝词人对这一意象十分偏爱。苏轼写“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江神子》）秦观在《临江仙》里一字不差用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周邦彦的“翠色四天垂，数峰青、高城阔处。”（《蓦山溪》）张孝祥的“楚天阔处数峰青。”（《浣溪沙》）

有些意象含义直白用法明确，已经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可，如“玉箸”、“杜鹃啼血”等。有些意象随诗人心境和情境的转变而有不同的解释和含义，比如“乌江亭”，杜牧感叹“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安石则反问“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对于“秋天”这一意象，宋玉开启了悲秋的风气，“悲哉，秋之为气也！”天性乐观的刘禹锡却一反常态写了“我言秋日胜春朝”。《国风·郑风》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青青子衿”指女孩子的恋人，到了曹操的《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成了读书人的象征，是曹操求贤若渴的表达。还有些意象则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性，常使用借代和借喻的手法。正如戴叔伦所言的“诗家之景 ，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商隐的诗，以隐晦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很多朦胧的意境。

意象是诗词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诗人创作的素材，也是读者分析诗歌和理解诗人思想的重要依托。即使诗歌的解读常常让人觉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是对意象的感知、解析和总结，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共性，从而确定一首诗的大致情感倾向。众口相传的诗歌往往带着人尽皆知的意象，诗歌和意象相互作用而流传。

二、河西走廊的起源及发展

在甘肃省中段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故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但太平洋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雨量使祁连山成为贯穿西北的一座湿岛。祁连山上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黑河，黑河与石羊河、疏勒河共同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片片绿洲。①央视纪录片《河西走廊》解说词。

河西走廊是伴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张骞途径西域数国，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他让汉武帝意识到要想同西域通商，就必须控制河西走廊，要想控制河西走廊，则必须抗击匈奴。三次河西之战顺利收官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汉的开拓性举措促进了中原和西域诸国的往来。设立河西四郡屯垦移民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定和富庶。汉帝国的长期经营，使得河西走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汉末魏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减弱，河西走廊进入“胡汉共治”时期，北方游牧部落及其他西域民族群体主导的地方政权在此地交错出现。河西走廊也遭遇了种种浩劫，直到隋的统一才出现转机。隋炀帝西征吐谷浑，重新控制了河西走廊，恢复西域与中原的往来。自此，丝绸之路又开始畅通复兴。

此后的唐王朝稳定安宁，河西走廊也随之迎来了一个开阔兴盛的时代。唐太宗派军队清除西突厥势力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保障了商旅的安全，与军队同去的还有文化士人与手工艺人。对于这些士人与手工艺人来说，河西走廊无疑是一副待展开加工的画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造就的质朴艺术元素与中原艺术的精致细腻风范相互碰撞、相映成辉。敦煌石窟的壁画风格就在这一时期由质直粗疏转为华丽精细。唐太宗击败东突厥和西突厥后，河西走廊的商队和使者自此又络绎不绝。从贞观、开元年间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河西走廊都是一派繁荣景象。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边兵内调。唐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力不从心，吐蕃趁虚而入，河西、陇右的部分地区开始陷落。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由唐朝名将张议潮率领的归义军才收复河西的部分地区。

三、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对“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

玉门关，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汉武帝时建立，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的和阗玉石从这里入关，于是取名玉门关。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多出现在边塞诗中。写报国、思乡、反战、风景等内容。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将人们把目光引到关外。极目所致，黄河滚滚，仿佛径直奔向云间；壁立万仞，黄沙苍莽，只有一座孤城屹立在广袤无垠的荒漠之上。不似江南水乡层层叠叠的小山，曲曲折折的回廊，这里只有黄云、白草、孤城、沙碛、朔风、山嶂、南飞的雁、马蹄声和尘土。“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苦寒之地，征伐连年，将士的乡心渗透了厚厚的城墙和茫茫的瀚海。这首诗描绘了寥廓肃杀的塞外风光，也暗含了对卫国戍边之人的同情，一曲折杨柳，万古思归心。《凉州词》给这座古老的关塞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

高适的《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首诗是酬王之涣的《凉州词》所作。在玉门关听“梅花落”，写的是思乡之情。“折杨柳”、“梅花落”这样的意象一般都是用来表达乡愁，例如“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出关不仅是现实的归期未有期，也是心理上的一道阻隔家乡和亲友的关隘，对于将士来说甚至是生死离别。所以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有“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庾信《重别周尚书》），有“醉里不辞金爵满，阳关一曲肠千断”（冯延巳《蝶恋花·几度凤楼同饮宴》）。边塞诗不仅有思乡，也有闺怨，大都反映了和平的诉求。战争会使人反省，诗词中不是只一味表达开疆拓土的豪迈，也会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同情，比如“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古从军行》）。当时中土大唐有强大的实力，也有广博的胸襟，所以才会有文治德治的主张以及开明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边塞诗主题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

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诗里的“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正是道出了对入侵者的戒备。典故化用的是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的史实。唐朝时，青海湾也是中原与吐蕃经常交锋的地方。即使中原建立了强大的统一政权也还会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有不间断的小规模战役。唐朝和吐蕃、回鹘、突厥等势力僵持多年。这些政治因素不止激发了诗人的尚武精神和英雄情结，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战争的反思。“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李白《子夜吴歌·秋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感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相较于战功，普通百姓更希望和平。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为汉人亲历西域提供了基础，在盛唐时期，每年都有一些人往返于长安与西域之间，带来关于西域的见闻。中原的典章制度、儒家道家文化以及汉语言、历法等经河西走廊传入西域。出塞的诗人对西域的描写也进一步地传播了西域文化和风土民情，扩大了中原人的地理视野。

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的前两句“青海”“长云”“雪山”“孤城”“玉门关”，只消几个简单的意象，白描的手法就能展现出边塞的景象。王昌龄生于武周时期，从青少年开始一直都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时期，那正是唐王朝的黄金时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对外开放。“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唐王朝此时的强盛富庶。处于这一时期的诗人可以说有着天性自带的疏狂豪迈和与生俱来的自信豁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情怀。西汉时期，楼兰夹在汉王朝和匈奴之间艰难求存，楼兰数次降汉又几度勾结匈奴。对于汉王朝来说，楼兰一直是麻烦的所在。楼兰在西汉时迁都后就更名鄯善，但是楼兰这个地名却成为唐人常用的一个意象。平定叛乱不止是武将同时也是文人的愿望，含有“楼兰”意象的大多表示诗人想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理想，比如王昌龄的“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和“辞君一夜取楼兰”（从军行七首·其六）；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六首·其一）；岑参的“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支”（《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楼兰、玉门关等地理背景在诗中转化为艺术形象，频繁出现，这也显示了河西之地不同寻常的战略地位。“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不仅涉及政治与军事，也关系到文化和经济，河西走廊历来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

戴叔伦的《塞上曲》：“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后半生生活在唐德宗大历年间，这句“不遣胡儿匹马还”跟中唐诗人严武的“莫遣沙场匹马还”的气象一致。安史之乱后，河西陷落，也把唐朝人的士气打入低谷，很多诗人不提开疆扩土和民族大义，只吟咏自己的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小情绪。在如此背景下，这首诗仍旧表达了积极收复失地的愿望，令人精神振奋，有盛唐高气。“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典故来自班超，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年老思乡，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县，但愿生入玉门关。” 出关后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在某些时候就化作对玉门关的认同感，玉门关是地理分界，也是文化分野，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固有情结。班超的事迹令人动容，唐开元年间诗人祖咏慕其风范，写下了“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望蓟门》）。在戴叔伦生活的时代更迫切需要如班超这样的人来治理西域，使河西重归安宁。与此类似的还有李益的“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反向立意则有另一番情趣，比如王之涣说“春风不度玉门关”，杨昌浚作诗称赞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时就说“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同样提到了班超这一典故的还有令狐楚的《从军行五首》其中的“暮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最后一句“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饱含着作者对班超内心的体察和同情。“生入玉门关”是班超经营西域多年，暮年求归的夙愿。班超上书汉和帝，称自己是“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之思，何其悲楚。出塞，无论是治理、和亲或是徭役、征战，都凝结在一个归的问题上。归的渴望，是怀念故土，是结束漂泊，也是对自我的确认。在永恒的大漠和流沙面前，在家国的大义和情怀面前，个体的生命显得如此轻飘飘，正如这里草木无所凭依、虫鸟无所归栖。人们对边塞的心理敏感，一方面来自于地理环境，一方面也受到传统的影响。

诗文中一再提到的“玉门关”等意象，也极具陇地的特色。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河西之地成为多种势力相互制衡的突破口纷争不断。即使在海晏河清、天下归一的汉、唐两朝，也不时有短兵相接的战争或者暗流涌动的交锋。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形势、政治较量的背景，才使得河西走廊风起云涌，酝酿了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河西文化与人情风尚。两汉之际，汉文化大面积传播到河西，河西的文化由边荒转向繁盛。边塞对峙与战争，也促成了东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到了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而河西形势却较为稳定，晋室南渡，公侯勋卫带去的汉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被五凉割据政权很好地保存下来。故陈寅恪先生称，河西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3]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传入中原。唐朝时，长安有很多“胡化”现象，时兴西域的服饰与妆容——“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白居易《时世妆》）；吃胡饼、喝西域的酒——“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其二）；听胡乐——“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有很多为质的贵族以及经商的平民滞留、定居于长安，从而促进了文化习俗的传播与交流。从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来说，河西走廊作为一个重要枢纽，发生于斯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相互融通。而且从这里出发，能辐射的地区远到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来自不同文化形态的群体能够在观念和行为上理解并协调，影响极为深远。河西的政治制度、艺术风格、生活习俗、宗教文化等融合了多民族的传统，为后世农牧商贸互通有无、文化边界的消弭、宗教信仰的共生杂糅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条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河西走廊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生命力令人叹为观止。河西走廊为汉唐王朝带来了敞开广阔的视野格局，王朝的政治空间也为河西走廊带来了繁荣与活力，边塞诗正是极好的象征。唐诗中的“玉门关”有时是实写，有时代指关塞，但只要这三个字一出现，仿佛就能折射出藏匿在这一意象背后的事物：悠悠的思乡怀人、豪迈的建功立业、频繁的民族交往、苍凉的孤障白草、肃杀的戈壁荒漠、寥廓的长烟落日。以“玉门关”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群是河西的缩影，是时代的见证，是历史的注脚，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是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双重体现。同时它们也见证了边塞的变迁、王朝的兴衰。对于没有出塞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借助边塞诗关注到河西的重大事件、感受到西域的异域风情。诗歌作为唐朝最为流行的艺术传播形式之一，在河西走廊的声誉与影响力的传播与扩散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借助“玉门关”“阳关”这些经久不衰的意象进行传播，让“一带一路”的光明未来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