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松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中医跨文化传播离不开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作为中医文化传承与传播主要载体的汉语。在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的当前语境下，研究中医话语的特性不仅具有理论方面的意义，于深化认识的同时，采取适切的措施，还能促进传播效果的优化。

一、汉语作为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媒介

（一）语言：跨文化传播的桥梁

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1]不可能从文化中剥离出来。[2]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传播也可说是一种跨语言传播。给事物分类是语言的一项基本功能，有了语言工具，人类的初民才能有效地对事物加以分类，语言因而可以被视为对意义进行分类与归档的系统。[3]不同文化对现实进行划分和归类的方式是不同的，对某一文化的参与者来说，他们所关注的，以及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都只是现实的各个不同方面。[4]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历时形成的种种差异，相沿既久，使得语言极易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媒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存在着体姿、手势、表情及外在于人体的信号、旗语等各种形式的媒介，但语言是文化传播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媒介。同时，传播主体和受众在发送和接收信息时，都需要思维的参与，而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即便各种非语言媒介，也是思维的产物、体现或外化，其传播仍然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跨文化传播必然和天然的桥梁。

（二）汉语是中医跨文化传播的第一媒介语言

文化既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决定了他所使用的语言、非语言行为，以及跟他人的联系方式。[5]一种语言媒介被选定，就意味着与之相关的各种非语言元素也会参与到传播的过程中来。以语言为基础的陈述行为是传播活动的基本方式，福柯把陈述的总体称为话语，尽管可从不同的领域对话语进行考察，却都具有共同的运行规则，[6]其基础则是文化。构成一种文化的所有社会行为领域都会表现出按照语言模式进行的编码活动，而且在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7]媒介语言及其所属的文化因而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性因素。

文化具有多个不同的层面，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等等；对中医文化而言，则有药物器具、诊疗技术、习惯风俗乃至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等多种不同的呈现方式，也都可在语言中找寻到其隐含的文化基因。中医话语与中国文化的同构性为传播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跨文化传播需要经过一个语言选择和转换的过程，不了解中国文化及中医话语的特性，无形中会增加接受的难度；反之则较为顺畅和自然。所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语言是一种本体性的媒介，汉语则是中医跨文化传播的第一语言媒介选项。

二、中医话语的历时演变

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人们用符号指称现实世界的事物与现象，从而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和阻隔，进行有效的交际与传播活动。在长期的传承、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中医话语及其各种要素经历了缓慢的演化。

（一）从日常话语到科学话语

卡西尔把人类语言分为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两者的区分是历时地形成的，日常语言有一个不断地概括和抽象的趋势，其最终的阶段就是科学语言。[8]陈嘉映则把语言分为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但以数学化为本质特征的科学概念并不受自然概念的制约，前者原则上也不取代后者，而是服务于理论整体的需要，重新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亚语言。[9]尽管理论观点略有差异，但他们都强调了日常（自然）语言先于科学（数学）语言，以及两者作为人类语言的共通之处。为论述方便，下文分别以日常语言（话语）和科学语言（话语）称之。

从根本上讲，任何人类的理解都需要日常语言。[10]在语言的各种构成要素中，语音和语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是人类理解和人际交流的基础。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差异较多地体现于词汇系统，而在很多学科领域中，科学语汇又常常来自日常语词。[11]这使科学语言的数学化难以彻底进行，反而始终保留着日常语言的诸多特性。在着眼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分别与差异的同时，同样需要关注的是两者的融合与汇通。

中医是中华民族先民的智慧结晶，从长期的健康与医疗实践中形成、发展和成熟，中医话语随之产生，并逐步由日常话语向科学话语发展、演化，渐趋稳固，最终呈现为当下使用的理论形态的中医话语。与一般科学话语主要以词汇明显有别于日常话语一样，中医话语典型的演变方式，是在沿用日常语汇的基础上，附加中医学科的专有语义。稍作考察不难看出，很多中医词汇与日常汉语词汇紧密地融汇在一起，很多语词既为全民常用，又是中医理论术语，有的基本概念，如“气”“象”“意”等，甚至还具有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专业性语义。

（二）从古典话语到现代话语

综观汉语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发生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白话取代了文言，成为全民汉语表达的基本形式，其影响遍及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现代汉语逐步成为传承与传播中医的主体语言工具。同时，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大旗，积极融入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汹涌大潮，一方面促进了各种现代学术的产生，另一方面又使科学话语日益成为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模式，古典中医话语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缓慢转型。

随着传统的中医师承模式向院校培养模式的转变，以及现代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逐渐取代了人际传播，成为中医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式，这使语言的重要性益发显现。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加剧了中医话语的现代转型，规范化、标准化成为显示中医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和考量指标。如果说，中医话语以白话为主体语言，主要还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化转变，那么，科学化则动摇了中医话语的内部结构，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连续性，任何一种文化的当下形态，都是其历时演化的结果，也必然会留有原初的特性。思维模式及其所属的文化特征逐步形成和确立之后，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科技的进步是人类大脑创造出来的，但与其思想模式及社会习惯进步的速度相比，前者要远远超越后者。[12]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与具体的语言要素，尤其是词汇相比，话语中的思维模式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

相较于其他科技领域，无论词汇系统，还是表达方式，中医话语都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中医的现代化发展与话语方式的相对稳定由此产生一定的矛盾，同时也构成一种张力。从《黄帝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话语的众多基本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各类现代中医文本中，包含、融合了诸多古代汉语的元素，引用、化用自古典医籍的相关表述随处可见。在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除了进行专业性文献研究的相关人员，一般受众所需要的，是当下正在使用的、以现代汉语为媒介的中医话语，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或许便是这种古今融汇、文白间杂的特点。

三、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医话语的辩证属性

从现代学术与学科范畴来看，中医是一门学科，中医话语是一种科学语言，具有科学语言的一般特征；而以西方科学话语为坐标，中医话语又差异鲜明，并以浓厚的人文色彩，显示出其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在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现代中医话语作为一种融合了显著人文元素的科学话语，具有一种辩证的属性。

（一）诗意性与逻辑性

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中，诗意和逻辑是两个对立的范畴，随着日常语言向科学话语的历时演化，诗意性逐步减弱，逻辑性则逐步增强，并成为科学话语的基本特征。但这只是一种总体性的趋势，且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考虑到语词与语词之间的形式联系，能够逻辑化的仅为一小部分，此外还有多种其他方面的联系在起作用，如隐喻的、词源的、情感的、音色的、字形的，等等，其中便包含有多种诗意的元素。[13]可见，逻辑性是相对的，诗意性是必然的，这体现出话语本身的辩证性。

对非母语的人来说，外语的规则经常会显得有些随意，甚至不太合理，但对母语者来说，这样的规则或许更能够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义，也往往更有逻辑性。[14]诗意性往往诉诸人的直觉，因而会给人以随意的表象；逻辑性则与人的理性相关，追求的是合理。自然语言都由人类的先民所创生，与原始思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原逻辑思维的语境下，直觉和逻辑这两种思维方式是统一的。即便日常语言的科学化，同样需要遵循其语法规范，也必然含有逻辑，依循这种逻辑，人类方能通达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和现象。[15]逻辑性中蕴涵诗意，诗意性中包含逻辑，这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共性特征。

与西方科学话语相比，中医话语的稳定性是超强的，由日常话语向科学话语的转化也不够彻底。从专业词汇的层面来说，虽然赋予了中医学术的语义内涵，其外在的形式特征却大多一仍其旧，所谓理法方药，均是如此。因而其中的不少表述，若以科学话语进行衡量，或在异质文化的受众看来，是“不合理”“无逻辑”的，而对汉语母语者来说，恰是最为适切的表达，既保持着诗意性，还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性。

（二）形象性与抽象性

在日常语言科学化的过程中，抽象性、概括性会越来越强，形象性、具象性则越来越弱。这是科学话语的一般发展规律。经历了千百年的演化，中医话语中依然保存着众多的形象性因素和具象化符码。这恰好印证了庞朴的观点，中华民族习惯把抽象思维感性化，一方面保持着抽象思维，另一方面又不完全脱离感性、形象性。[16]

具象与抽象相融合的这种特性典型地体现在中医术语之中。如五行，金、木、水、火、土这5种日常生活中触目可见、触手可及的物质名词，经过取象比类，被赋予5种基本属性与功能的附加语义，从而在概括与抽象的同时，保留了其原初的感性形态与具象特征。其他基本概念，如“风、寒、湿、燥、火、暑”的“六淫”，“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七情”，“寒、热、温、凉”的药物“四性”，“酸、甘、苦、辛、咸”的药物“五味”，气机的“出、入、升、降”，等等，虽已越出名物的范畴，而拓展至动作或状态，它们于抽象后的形象性却都清晰可见。

在给不同的范畴分类时，中国人喜欢选用浅显易晓的名词，而非抽象、意义确定的字眼。[17]中医话语的形象性也与此相关。但作为科学话语，它藉以附加专业语义的普通语汇又必然需要一个抽象化的过程。抽象的过程离不开逻辑思维，具象的事物和现象则脱不了感性。有机融合了具象与抽象特点的上述概念经过长期的话语实践，已然成为一种思维图式。科学话语中的概念图式不仅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不可或缺。[18]于中医话语，这种概念图式更具典型性。

（三）相对性与系统性

中医专业术语中有不少成对或成组出现的范畴，如阴阳、虚实、五行、四气、五味等。范畴在分类的基础上产生，这些典型范畴，清晰地体现出中医话语的相对性特点，以及日常话语和科学话语在分类上的差异。

中医话语的相对性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以“阴阳”为例，中医学用以概括、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一方面，作为相互对立的双方，两者各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与条件，没有了一方，另一方便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阴和阳又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始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所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没有纯之又纯的阳，也没有纯之又纯的阴。比如对一个具体的身体部位进行考察，就会根据与其相对的另一部位确定属性，或是阴，或是阳。虚实、表里、寒热，也是如此，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纲领。

如果换一种视角，这种相对性还内在地包含着系统的特性。霍尔根据他的高低语境理论，把语言的分类系统划分为通俗和科学两类，西方人长于科学话语，把分类搞得很细，但分类系统的作用反而更少。[19]比较而言，中医话语多采用通俗分类系统，与外在的日常话语形态相应，类目相对有限，而系统性的功能则是完备的。同样以“阴阳”为例，在共时的层面，阴和阳相互依存，相互包藏，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历时的层面，又存在着阴阳消长与转化，并随着生理与病理的变化而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

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加以衡量，中医话语的这一特点或可理解为一种朴素的系统观，还缺乏明确而精准的指向，但在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动态平衡性等基本面上，两者的差异也非绝对。况且，它们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认知基础不同，不宜用科学理念指导下的现代系统论作为范式，为中医话语设定框架。

（四）模糊性与准确性

中医话语的相对性与模糊性具有一定的关联，在语词的层面上，相对性是形成模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科学语言比较，日常语言中的语词都有一种模糊性，难有确定的意义，经受不住逻辑的分析，这几乎没有例外；而人们在使用科学语言时，所有的术语都有着清楚明白的定义。[20]在外部形态上，不少中医专业词汇与日常语言无异，模糊性难以完全避免；而在语义内涵上，作为语言的一种普遍特性，只有通过现实的言语交际活动，才能充分理解它的变化。[21]部分中医学术语有着不同的所指，需由上下文规定其具体含义，这也是造成中医话语模糊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准确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医话语的模糊性中，还隐含着不同于科学话语的另一种准确性。如“表”和“里”概念，因为相对的两种证候的界限不够明晰，从科学语言看来，便缺乏明确的所指，其语义往往会是含糊和不确定的。但或许恰是这种模糊性，反而使中医话语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可用“表”和“里”两个概念涵括所有人体部位的临床证候与表现，具体到某一部位，便不是固定的解剖部位，而是会在与其他部位相对的意义上确定其或“表”或“里”的属性。如同一个二维的坐标系，每一部位都有其确切的所指与所在。如腑的病变，与脏相对而言属表，与经络相对而言属里。而若从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话语观之，每个部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由此可见两者观照视野的差异，中医话语是全局性、整体性的，西方医学话语是局部性、分析性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准确性，肯定后者并不意味着对前者的否定。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语言的一切要素都是为了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个目标是相当明确的。[22]无论文白夹杂的外在语言特点，还是诗意性、形象性、模糊性、相对性等富含人文因素的话语特征，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而包含其中，且与之融为一体的逻辑性、抽象性、准确性、系统性等，同样是文化选择的产物。

四、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话语策略

在全球的健康和医疗领域，中医一般被视为西方医学之外的一种补充和替代医学，这便决定了中医及其话语体系与西医及科学话语体系的地位和关系。中医的跨文化传播，也必然需要在主流的科学话语背景下展开。

（一）打破话语霸权，重塑文化自信

话语霸权与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有效地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同时使人们对相对主义、多元化、反思性和差异性等产生更多的认可与认同，进而对西方的现代性提出批判。[23]表现在语言领域，则是对不断加强和巩固的英语霸权的质疑和挑战。就话语体系而言，如何看待科学话语的人文属性，也成为学术争鸣的焦点。语言的多元与文化的多元本是一体两面，文化多样性的获得与保持，离不开语言多样性的支撑和保障。人类的所有语言形式，都以其清晰而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完善的。[24]因此，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须用文化的相对论和多元论来取代那种虚幻的同质性。[25]

如果从《黄帝内经》算起，理论形态的中医话语已经历两千年。一个世纪以前，白话取代文言的系统性变革未能改变汉语及中医话语的根本性质；如今，中医话语面临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挑战，这也是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大旗、崇奉西方科学话语的余绪。不同之处在于，“五四”时期是为了学习西方，当下则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

在语言学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中，科学主义精神是默认配置，人文主义精神则是附加配置。[26]以这样的辩证认识论为基础，中医话语的人文属性不仅无法从科学属性中剥离，也无需剥离。中西医分属两种文化系统，中医不能完全依附于西方医学的话语体系，如果丧失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医将失去立身之本。即以中医学专业术语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个是非与对错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态度与立场的问题；与其说它是中医话语自身存在的问题，还不如说是近代以来思想与观念的分歧所造成的问题。[27]近代以来科学话语的独尊与霸权，伴随的是中国文化的失语和文化自信的逐步失落。突破科学话语的一统地位，是重拾文化自信的重要开端，也是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基础及话语自信的理论前提。

（二）遵循话语特性，规范话语传播

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思想的科学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28]标准化与规范化既是一种必然，中医话语的转型便是时势所趋。一般情况下，与受众的心理倾向兼容的讯息更易于被他们所接受。[29]对习惯于科学话语的受众来说，逻辑性、抽象性、准确性、系统性具有本质意义，诗意性、形象性、模糊性、相对性则是中医话语的特性所在，这些特性虽然与标准化、规范化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却也并非完全不可通约。而且，尽管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语言的符号本质决定了，即便西方科学话语，也并非与人文属性彻底绝缘，在这一意义上，其与中医话语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中医话语牵涉到中医文化的各个层次和方面，因此需要对其跨文化传播的内容及适宜性、适宜程度作出选择和判别，并采取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有些内容，比如与中医相关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以及当下国内流行的养生知识等科普性文本，可能部分地包含有神怪、玄幻的成分，或采用了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对于文化内传播的受众而言，往往并不会引起怀疑或不适等负面反应，但在异质文化的受众中，尤其作为专业或职业用途时，与科学话语的本质属性是相悖的，更不符合规范化的要求，或能引发截然不同的考量，甚至提出质疑和批评，从而产生消极的传播效果。

再如“阴”“阳”和“气”之类内涵丰富的基础词汇，被广泛使用于日常语言和哲学、文学等多个专业领域，其语义自然不可同等视之，以之为语素构成的专业术语数量众多，使用频繁，且有扩大化和随意性的不良倾向。[30]在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从具象到抽象，辨明其作为日常语言和中医专业术语的区别，然后由具体的语境确定其语义内涵，降低模糊性，实现精确化。对于“阴、阳”“表、里”“寒、热”等，还要在系统性的观照下厘清其辩证性与内在逻辑。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中医话语的感性、相对性等所造成的认识分歧，并引导受众在相关术语及其语境的比较中进行检验，校正理解和接受的偏误与偏差。

（三）中医融合汉语，助力文化传播

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思维工具，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31]掌握汉语，便意味着拥有了可以运用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思维机制和能力。[32]可见汉语及其思维对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中医和汉语相融合，将汉语作为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语言媒介，它便不仅是一种工具，中医话语也不仅是一种语言，中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必然会蕴含其中，在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育是中医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中医专业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境外中医相关人员来华实习、培训、进修等各类项目的实施，汉语学习的需求逐步扩大，以学科融合为特色的中医汉语课程普遍开设，国内外多部中医汉语教材正式出版，相关科研成果陆续发表，并逐渐深入。

以汉语为主体媒介语言，将中医融合汉语进行跨文化传播，可以针对具体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针灸穴位，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成标准代码的模式外，和汉语拼音相结合，对于没有汉语基础的学习者，理解其汉语语义，能增加形象性，促进有意识记。再如方歌，巧妙地利用了汉语的韵律特点，富有趣味性，已被实践证明为一种极佳的传播手段。这些方式的运用，显示出中医话语的感性、形象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