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本书

近日，收到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云南文史》主编汪宁短信，为纪念艾思奇诞辰110 周年，《云南文史》拟开辟一个纪念专栏，希望我为该专栏写一纪念文章。我已写过好几篇有关艾思奇的学术论文，[1]并出版了两个版本的传记，[2]现在该写什么呢？想来想去，就写一个相关的随想录吧。

一、聆听了艾思奇的哲学报告

艾思奇虽是云南人，但他的大半生活动都不在云南。在云南要遇见艾思奇或聆听他的报告，那是很困难的。不过，我非常幸运，能够在北京聆听了艾思奇的一次学术报告。

那是1964年夏天，我被高教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借调到北京，参加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不久因“四清”运动开展，教材编写工作中断。我又被借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今为局），参加教育方面的学术研究和批判工作。一天，教育处的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去听艾思奇的学术报告。我一听，非常高兴地说，艾思奇是云南人，我长期在云南工作，却从未见过他，非常愿意去听报告。于是，他送给了我当时教育处唯一的一张入场券。

这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文联和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联合举办的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报告人是著名哲学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这个报告会连续举行了三个半天。

我第一天赶到民族文化宫报告大厅时，大厅里已经坐了几百人。前面的位子早已客满，我只得坐在中间偏后的位子上。坐定不久，艾思奇缓慢地从后台走上前台，立即引来了一片掌声。他微笑着坐在讲台上，我虽然坐得稍远一点，但仍能看清他的雄姿，个子中等，正当中年，精神饱满，春风满面。

主持人作了简短说明后，艾思奇即开始作学术报告。他虽然讲的是普通话，但仍然保留了浓重的云南乡音，听起来十分亲切。在报告会中，他认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心平气和，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以理服人，叙述清晰，不摆架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语音虽然少有抑扬顿挫，一直是在按照逻辑顺序，进行说理分析，但仍然能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和兴趣。会场上除了报告人的语音外，几乎是鸦雀无声，静悄悄地，大家都在埋头笔记。他的治学严谨，讲话逻辑严密，感染了我，至今难忘。艾思奇留给听众客观、朴素的印象，正是真理的象征，也是真理的反映。

第二、三天的下午继续讲授。我一次比一次去得早，但比我早到的人更多。第二、三次也只能坐在会场中间的位子上。

讲演结束了，大家目送艾思奇离开，站了很久，才慢慢离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艾思奇，并聆听他的学术报告，深受教育。

二、学术性艾思奇传记的写作

我研究云南近代史，有一个写作考虑，就是对云南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每一件写一本学术著作；对云南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每一人写一本学术传记。这叫“一事一著，一人一传”。一人一传，我先考虑的第一步是政治军事方面的历史名人，第二步才考虑学术文化方面的历史名人。因此对艾思奇的传记，虽然想到了，却尚未顾及。

大约是1998年，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同志（中共中央组织部离休局级干部）来昆明出席学术会议。一天，她托会议工作人员通知我，希望同我见面。我按通知时间，到她的住地。一进门，我见她大约60多岁，个子中等，不胖不瘦，头发开始发白，但精神尚好。她给我泡茶，让我坐在室内的沙发上。

坐定后，她简要地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然后说，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同你商量一伯事。

我说，丹一同志，有什么事你说吧。

她说，好，我就开门见山了。老艾同志已经去世30 多年了，但现在还没有一本老艾的学术性传记，你能否研究一下，写一本呢？

我说，杨苏同志（作家）不是写过一本《艾思奇传》吗？

她说，那是文学传记，给人印象有虚构成分。我说的是写学术性传记，以史实为依据，不可以虚构。我找你，因为你是历史学家嘛，并且已经写了几本学术性人物传记嘛！

艾思奇作为云南腾冲籍历史文化名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人，虽然出版了文集，发表了若干回忆文章、理论研究文章，但至今没有一本学术性传记，是与他的身份不相称的。我想了一想说，好嘛，我试试。

她很高兴地说，那就委托你了。

我说，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她犹豫了一下说，我在资料方面提供帮助，但在其他方面，如调查、经费、出版方面要靠你啊！我无能为力，也不便出力，希望这件事，不要对外说是王某委托，要避嫌，更不能写在书里面呀！由你独立写作，我尊重。

我说，好吧，我尽力而为。

我既然答应了，就很快行动，向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请《艾思奇》传记的立项工作。我当时兼省社科规划办主任，但不能自己批自己的项目，就把申请报告送当时省社科规划办的主管单位领导、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兼主席李维贵审批，李主席颇犹豫说，不好批嘛。我才悄悄告诉他，受王丹一同志委托，希望他知道，不要外讲。他最后才批准立项。然后我即搞调研、采访、搜集资料，并到腾冲艾思奇故居参观访问，并认真读了有关艾思奇的文字资料。

艾思奇的三弟李生葂（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已退休。知道王丹一委托我写传记，慷慨借给我他手中保留的资料，如李生庄（艾思奇大哥）的《父亲大人年谱稿》，李曰垓（艾思奇的父亲）的《天地一庵诗抄》《汗漫录》《汗漫录余篇》等手稿。

我的女儿谢嵩文，那时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带她去看望了王丹一同志，以后她就成了我和王丹一之间的联系人。王丹一的一些资料信息，通过她转给我。有一段时间，我女儿差不多每周都要去王丹一家，看望她，帮她做家务，也转告某些信息。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20 万字的从史学角度写的艾思奇传记稿，我送王丹一同志审阅。她又送给艾思奇原来秘书、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卢国英审阅。他们基本满意，并提了一些建议，经我最后修订，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以《学者战士艾思奇》书名，于2000年1月出版。

这本20 万字的学术性传记，只能称为“简史”，出版以后却意外地受到欢迎，也使卢国英教授受到感动。他在其稍后出版的《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3]“后记”中说，《战士学者艾思奇》的作者，“作过许多调查，材料基本可靠。”作者“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写得朴实而简要”，这使曾长期在艾思奇身边工作的他（卢国英），未能写作艾思奇传记，感到良心不安。“不仅党校不光彩，而我感觉是一种耻辱。”从而促使他下决心，花功夫，完成了洋洋大观的百万字，从哲学角度写的艾思奇另一部学术性传记。

由于《战士学者艾思奇》一书反映较好，云南出版社于2013年重版该书，书名改为《大众哲人艾思奇》，印刷两万册，不过今天也很难买到了。

三、艾思奇与聂耳的故事

10年前的一天，我收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来电说，最近北京召开了艾思奇诞辰百周年的座谈会，我省派出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伯平同志出席会议。顾副部长在座谈会上，代表云南方面发言，引用了您文章中的一段话说：“20 世纪30—40年代，当中华民族处于异常危险的关头，对青年影响最大的有一本书和一首歌。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就有此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一首歌是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激起千百万人民的抗日热情。而有趣的是，艾思奇和聂耳都是云南籍文化名人。”讲到这里，座谈会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来，这有助于加深省外人士对云南的认识。顾副部长要我们给您打电话，感谢你的这个分析和帮助。

这使我想起了作为哲学家的艾思奇与作为音乐艺术家的聂耳两位云南籍文化大师莫逆之交的故事。

艾思奇终身从事哲学事业，但他对音乐也很爱好。聂耳小艾思奇两岁，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乐器为主的小型管弦乐队。而这时，艾思奇在省立第一中学校读书，他组织剧团演出时，就请聂耳的乐队在开演前奏音乐，以烘托剧情和活跃剧场气氛。演奏的曲子是中国民乐，如“梅花三弄”、“悲秋”等，从此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聂耳去世后，聂耳的叔父郑易里还与艾思奇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为了支持聂耳的音乐活动，艾思奇把自己积累的压岁钱买了一支笛子送聂耳。艾思奇叔父李曰荃家里有手风琴，他经常带聂耳到叔父家练习手风琴。课余时，他们常凑在一起，打球、游泳、演出，邀请一些音乐爱好的同学，到家里举行小型音乐会，演奏的曲目有《昭君出塞》《苏武牧羊》等古典乐曲。

艾思奇在昆一中时，是一中学生自治会学艺部的负责人，经常组织文艺、演讲和举办业余夜校等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昆明学生运动高涨，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反帝斗争。聂耳作为省一师学生代表，常到省一中开会。艾思奇与聂耳在运动中完全走到一起了。艾思奇曾建议聂耳，要多搞点能振奋人心的乐曲，要自己动手作曲，不要老当吹鼓手，这对聂耳有很大的启发。艾思奇1928年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给聂耳带来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聂耳一生写的许多不朽作品，艾思奇也常哼着唱着。

艾思奇见聂耳喜欢读书，常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如《学生杂志》《小说世界》《世界周刊》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等，向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

后来，聂耳到上海，艾思奇也到上海，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信息，互相帮助。其时，聂耳的经济较为困难，艾思奇对他经济上时有帮助。聂耳遇难后，艾思奇极为悲痛，特地在聂耳的遗像边拍照，以示悼念。

艾思奇与聂耳互有帮助和影响，他们的莫逆之交，是深厚的，也是难得的。

有一年，我去腾冲考察，到腾冲和顺乡艾思奇故居参观。当时的艾思奇故居纪念馆馆长寸茂鸿，是寸树声的侄儿，寸树声是我的老师，我在云大读书时，他是云南大学副校长，曾留学日本十多年，我曾向他学习过日语。寸茂鸿馆长知道我的情况后，拿出一张老照片，要我辨认，照片上是否有寸树声、艾思奇。由于照片太小，人多，又年深日久，很难辨认，似乎像，又似乎不像。但我感兴趣地问：寸树声、艾思奇怎么能在同一张照片上呢？他说，寸树声、艾思奇都是腾冲人，寸树声先去日本留学，比艾思奇早。后来艾思奇到日本，就曾得到老乡寸树声的帮助，寸树声还辅导过艾思奇学习日语和哲学呢！啊，原来是这样。著名文化人之间的交往，令人怀念。

四、故乡腾冲的高规格学术会议

艾思奇的故乡腾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地名。这里虽地处中国西南极边，然而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西汉时为滇越（又名乘象国、属益州郡），东汉时为永昌郡，隋唐时置羁摩州，南诏取名越赕地（属永昌节度），为软化府，后改腾充府，元时设腾冲府，明时为腾冲守御千户所，明正统十年（1445年），筑腾冲城，始称“极边第一城”，改为指挥使司，后改腾冲卫。清代先后改为腾越州、厅，民国改为腾冲县。

腾冲历史悠久，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历史上有“小上海”之称，是云南重要的对外交往孔道。1902年腾越正式开埠，清政府在这里设立海关，英国在这里设置领事馆，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这里虽是西南边疆的“极边”，却又是中外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在这样的美丽的地方，能够出现像艾思奇这样的文化名人，并不奇怪。艾思奇出生在这里，童年也曾短暂地在这里生活过。

腾冲的和顺乡水碓村，是艾思奇的出生地。今天，艾思奇故居，已由家属捐献给国家，改建为艾思奇纪念馆。纪念馆是一栋楼阁，而楼阁前的一潭水，一窝树，一月台，一村道，一树林，一座古镇，衬托了纪念馆阁楼的幽雅庄严和美丽。来到腾冲的人，几乎无不要到这里来参观、访问，既是对这里美丽的风光的赞赏，更是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敬仰和怀念。

2008年8月初，中央有关部门与云南合作，决定在艾思奇的故乡腾冲召开一个高规格的有关艾思奇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云南省委主办，会议名称为“艾思奇哲学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约100 人，其中不乏著名人士。

会议筹备期间，我并不知情。筹备会议通知最初是发给各大学、研究部门的马列部、哲学系、所等单位，由他们推荐提交论文的作者与会。我是学历史的，加上已退休多年，没有获知会议召开的信息。直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筹备会议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来到昆明，才看到与会名单云南学者中，没有艾思奇传的作者谢本书的名字。他们认为，不邀请第一位研究和写作艾思奇学术传记的作者是不合适的，遂问云南方面筹备的同志。云南的同志说，谢本书老师不是搞哲学的，所以未发给通知。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领导坚持，必须给谢老师补发邀请。这样，在会议召开前几天，我才收到正式邀请与会的通知，通知希望为会议提供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由于时间紧迫，加上会议规格较高，我不能不认真对待，因而弄得手忙脚乱。经过两三天的加班，终于完成《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4]约1 万字，又慌忙打字打印。直到会议前夕才完成这一工作。第二天（5月9日）乘坐高快汽车约10 小时，由昆明赶到腾冲，终于按时赴会了，受到会议的热情接待。

5月10、11日两天，会议在腾冲召开，先有领导讲话，大会发言，后有小组讨论，气氛相当热烈。有半天组织与会者参观艾思奇纪念馆。晚上泡腾冲热海温泉。会议取得了相当成功。

会议期间，主办单位组织力量，对参会论文进行评奖。我提交的论文，获“优秀论文二等奖”，颁发给盖有三个省级单位大印的奖状，以及为数不多的奖金。

这次会议在艾思奇研究学术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方面，都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这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艾思奇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

艾思奇作为云南籍历史文化名人，是云南人民的骄傲，也为中国人民所自豪。

注释：

①主要有《学者、战士、真诚的人》（《人民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大众哲学”与大众哲人》，（《云南文史丛刊》1998年第4期），《“大众哲学”奠定了艾思奇的历史地位》，（李今山主编《常青的“大众哲学”》，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红旗文稿》2006年第15期），《艾思奇之路》（《云南文史》2014年第1期），《“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等。

②一是《学者战士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二是《大众哲人艾思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达100万字。

④此文后改题目为《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刊《学术探索》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