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盛

摘 要：甘薯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起源于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约在16世纪末叶，被引入我国。甘薯的引进，至少有三种途径：一是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菲律宾传入福建;二是广东东莞人陈益从越南传入广东;三是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这三种途径各自引种、互不关联，而且，所带种类（薯藤、薯块）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在这三种途径中，第一种途径传播最广，影响最大。

关键词：甘薯;引种;历史;途径

DOI：10.12249/j.issn.1005-4669.2020.26.340

甘薯，又称地瓜、红薯、番薯、白薯、甜薯、紫薯等，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甘薯起源于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秘鲁一带的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约在16世纪末叶，被引入我国。甘薯的引进，至少有以下三种途径：

1 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菲律宾传入福建

明时，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青桥村（今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人陈振龙（约1543～1619年），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经书，年未20中秀才，后乡试不第，迁居福州南台（现福州市台江区）达道铺，遂弃儒从商，前往菲律宾吕宋岛经商做生意。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到处都种植一种叫“甘薯”的作物，块根“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甘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甘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他潜心学会了甘薯种植之法，等待时机。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视甘薯为奇货、不准带出境的禁令，经过精心谋划，花巨资购得几尺薯藤，“取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并在绳面涂抹污泥，藏匿于船中，于1593年5月，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经七昼夜航行，于农历5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终于将薯藤带回故乡福州。对此，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所著《金薯传习录》（1982年10月农业出版社影印本）有详细记载：“（陈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久驻东夷，日见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薯……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但此种禁入中国。”后来，陈振龙“目击朱薯可济民食，捐资阴买，并得岛夷传种法，则带归闽地。”

这年大旱，五谷歉收，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金学曾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并说明吕宋种植甘薯之利，建议试种甘薯以解粮荒。

金学曾是一个有头脑的官僚，进士出身。他开始并不盲目相信甘薯的神奇，更担心在福建本土栽种不活。但是，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命其觅地试种。当下“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开始时，陈振龙及子陈经纶也担心在本土栽种不活：“诚恐性不合。”就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福州南台（现福州市台江区）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7月份种下去，4个月后启土开掘，甘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甘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而且，金学曾为了“筹备荒策”，聘请陈经纶为“门下士”，协助自己推广甘薯种植，以解百姓饥饿。金学曾雷厉风行颁布了“海外新传七则”：“饬所属如法授种，复取其法：刊为海外新传，遍给农民。”结果当年大获丰收，甘薯“大获，远主食裕”，八闽百姓度过了灾荒。闽人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甘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

陈世元在其《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陈氏父子引进甘薯之事，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徐光启）、《枣林杂俎》及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书均有相关记载。

1963年，郭沫若先生特为甘薯写了一首词——《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

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

三百七十年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

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

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2 广东东莞人陈益从越南传入广东

《东莞县志·物产·薯》所引《凤冈陈氏族谱》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今越南）者，公（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萬历十年（1582年）夏，乃抵家焉。……嗣是种播天南。”陈益古墓号称“中国第一块番薯地”。

另据东莞文史学者杨宝霖先生（1936年12月生，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考证，东莞北栅人陈益在明万历十年（1582年）就从安南（今越南）引进甘薯种，比陈振龙早了11年。陈益于万历八年（1580年）随友人去安南，当地酋长每次宴请他，都有甜美的甘薯。陈益很想将甘薯引回家乡种植，便贿赂酋奴，获得薯种，于万历十年（1582年）偷带回乡，先植于花坞，之后置地35亩雇工种植，“嗣是种播天南”。陈益临终时遗言子孙，祭祀必用甘薯。杨宝霖先生在写论文《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载1982年第2期《农业考古》）时，特地到陈益家乡考察，证实其后裔至今每年祭祀或扫墓都以红皮甘薯为祭品，并写上“红薯一对，富胜千箱”八个字，陈益无疑为我国引进甘薯第一人，东莞北栅无疑是我国引进甘薯种植第一地。

3 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

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编印的《辞源》释“番薯”一词的注解：“其本出于交趾（今越南），广东吴川人林怀兰尝得其种以归，遍种于粤，因不患凶旱。电白县有怀兰祠，题曰番薯林公庙。”广东电白县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即是为纪念林怀兰和守隘关将而建。

中国引种甘薯第一人，福建福州长乐人陈振龙、广东东莞虎门人陈益和广东湛江吴川人林怀兰均可享此美誉，他们各自引种，互不关联，而且，所带种类也不尽相同（陈振龙带回来的是甘薯藤;陈益和林怀兰带回来的均是甘薯块），但是，他们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在上述三种途径中，第一种途径传播最广，影响最大。